引子
我们绝不允许任何国家、任何势力在我们的家门口制造事端和麻烦，引发动乱和战争，把战火烧到我们的家门口；我们也不能允许任何势力借口半岛核问题加大在东北亚的军事存在，强化在这个地区的军事同盟，激化紧张局势，制造“战争策源地”。
于洪君：中国坚决反对东北亚成为战争策源地
天地人和 经世致用
Harmony Knowledge Solutions
于洪君
盘古智库顾问委员会高级顾问
原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
2016年国际形势云诡波谲，“黑天鹅”事件不断，特朗普当选总统在美国国内外引发震荡；英国公投脱欧导致欧盟陷入困境；东北亚局势持续紧张，军事冲突和战争的可能性增大；“伊斯兰国”恐怖主义泛滥……面对这个“起火“的世界，中国该如何进行外交战略布局，财新记者在两会期间专访盘古智库顾问委员会高级顾问、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委员于洪君，就国际形势面临的新问题、东北亚局势如何打破僵局、如何应对中美关系中的新情况、“一带一路”等问题进行探讨。
于洪君委员认为，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不可测因素还会发生，中国要做好准备，冷静应对。具体在朝鲜半岛问题上，中国反对东北亚发生战争，督促各方要回到沟通对话的轨道上，在中美关系上，要把握住战略大方向，把美国引导回对话的正常轨道上。在“一带一路”战略推进中，不要搞大跃进，秉承互利互惠的准则，保证经济利益和政治上的双赢。
财新记者：2016年国际社会各种“黑天鹅事件”接踵而来，英国公投脱欧，美国特朗普上台，欧洲难民潮，恐怖主义猖獗，给人感觉这是一个“起火”的世界，你怎样看待当前的国际形势？
于洪君：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充满不确定性，但我们毋需焦虑。世界上的事情是由很多因素构成的，有的事情发生是必然的，有的事情发生是偶然的，很多偶然事件的发生和发展是不可预测的。有谁能想到1914年萨拉热窝街头一声枪响会引爆第一次世界大战？谁又能想到庞大的苏联帝国会在短短几年间轰然倒塌？现在引发国际社会剧烈变动的因素很多，远远超过了冷战刚结束时。世界局势处入持续动荡之中，局部地区的安全问题更加突出。
具体来看，民粹主义在全球兴起，美欧国家陷入内部困境。英国脱欧原来被认为是少数政治家的游戏，没想到脱欧真的公投成功。英国脱欧针对给英国自身和欧盟带来怎样的冲击和挑战，还需要时间来观察。但初步的震荡是有的，前几年几乎在公投中获胜的苏格兰分离势力，很可能借口英国脱欧重新提出独立诉求。在美国，民粹主义、保守主义、孤立主义全面兴起，正是这种社会现实导致特朗普这只“黑天鹅”突然飞起。这位商人出身的美国总统，像一头莽撞的公牛，冲击着美国社会和国际社会。在美国国内，由于特朗普当选，政治矛盾激化，族群关系撕裂，媒体感觉刻薄地称他为“美利坚分裂国总统”。在对外关系方面，他抡起板斧， 四面出击，既砍向美国的盟友，又砍向美国的对手。他批评北约军事同盟是过时的，全面否定北美自由贸易区，一再声称要在邻国墨西哥边境筑起篱笆，并且还要让墨西哥自己掏钱。这是政治上非常不成熟的表现。对于中国，他中美贸易关系问题上、在台湾问题上、南海问题上，出狂妄言，屡次挑战两国关系底线。特朗普这只“黑天鹅”把国际社会搞得鸡犬不宁。
此外，西亚北非地区战乱不断，安全问题极为突出，极端恐怖主义异常猖獗。尽管如此，邓小平当年对国际形势的基本判断，即“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仍然没有过时，维护地区和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促进经济发展与共同进步，仍然是国际社会普遍关心的最大问题。
总体来说，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的特点将长期存在，不可预测的事件还会发生，“黑天鹅”随时会再度飞起，我们不要惊慌，要做好准备，冷静应对。
财新记者：世界格局的裂变对正在和平崛起的中国带来怎样的挑战？应对这种裂变，中国在外交上应当如何布局？
于洪君：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发生几次重大裂变。第一次是苏东裂变。中苏两个社会主义国家，对抗几十年，双方都付出巨大代价，后来双方都意识到这种对抗是无意义的，上世界80年代中后期，我们做出巨大努力，终于实现了中苏关系正常化，但没过几年苏联就解体了。此后，由于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发展道路上的分歧，西方国家自然而然地把原来对付苏联的手段转向中国。它们利用1989年中国北京发生的一场风波，对中国进行政治孤立和严厉制裁，形势一度非常严峻，那时，我国国力还很弱，应对国际制裁的经验少，邓小平提出“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28字方针，带领中国度过了外交难关。在原苏东地区，我们不干预后苏联地区和东欧各国的内部事务，尊重他们做出的新的选择，与俄罗斯建立并发展起新型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目前，中俄关系正处于历史上最好的一个时期。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应对世界格局裂变，积累了丰富经验。
第二次裂变发生在中东，表现为各国之间利益重组，安全格局重塑，战乱和冲突持续不已。面对这场地缘政治裂变，中国秉承的基本原则是坚持国际公平和正义，但不卷入具体的矛盾和冲突。我们反对任何违反国际法准则的国家和行为，我们不对任何一个合法的政府抱有成见和偏见，继续和该地区所有合法的政府发展关系。尽管突尼斯、埃及、伊拉克、利比亚等国都发生了政权变动，但我们和这些国家都保持了较好的关系。
第三次裂变正在发生之中，主要特点是欧美国家的国内政治困境导致其国际行动能力下降。除了去年英国决定脱欧后，今年是欧洲大选年，法国、意大利、挪威等国都在举行选举，如果法国再出现重大的“黑天鹅”事件，欧盟是否会解体？我们的既定原则是，支持欧盟一体化的立场不变，支持欧盟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我们仍在继续推进与欧盟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但我们最终会尊重欧洲发生的一切，我们必须基于现实来不断调整我们对欧洲的政策。
财新记者：中国面临的周边安全形势如何？东北亚局势持续紧张、中日钓鱼岛争端、南海问题等困扰我国周边安全，我们如何在外交上突围？
于洪君：世界各大国中，我国面临的周边安全环境是最复杂的，周边形势也是最严峻的，首先是东北亚局势持续紧张。我们要尽最大的努力，与相关国家加强协调、沟通和对话，缓解越来越紧张的东北亚局势。我们绝不允许任何国家、任何势力在我们的家门口制造事端和麻烦，引发动乱和战争，把战火烧到我们的家门口；我们也不能允许任何势力借口半岛核问题加大在东北亚的军事存在，强化在这个地区的军事同盟，激化紧张局势，制造“战争策源地”。“战争策源地”这个词可能用得重了些，但我们回顾一下上世纪30年代欧亚战争策源地的形成过程，可以说东北亚局势正朝着危险的方向在发展。我们一定要全力防止新的战争发生。缓解东北亚紧张局势，根本出路还是各方冷静下来，坐下来谈判，通过沟通和对话解决各方分歧，除了对话，我看不到还有别的出路。我们乐于见到美朝进行对话，中国也会发挥自己的影响力，以缓解东北亚的局势。
其次，在南海方向，前几年风高浪险，局势几近失控。去年菲律宾申请的所谓国际仲裁，被我们宣布为无效，成为一张废纸。后来菲律宾国内政权变动，新总统表示愿意和我们对话合作，局势暂时缓和。但各方在南海问题上的矛盾和分歧还远没有解决，小平同志提出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还是避免冲突、走向合作的有效办法。至于美国在南海问题上频频示强，已毫不奇怪。美国绝不会退出亚太，它只会加强在这个地区的存在，我们要心里有数，做好长期斗争的准备。
在我国西北边陲，境外泛突厥势力活动猖獗，近年来泛突厥势力和中东的IS恐怖分子相互吸引，西北方向的局势不太平。西南边陲，缅甸政府和地方军的冲突也没有解决，战争时有发生。巴基斯坦是恐怖主义势力活动的重灾区，我们将“一带一路”推进到巴基斯坦，面对恐怖主义势力对项目、资金、人身构成的安全威胁。怎样才能保证我们的员工安全，项目安全。保证“一带一路”的顺利推进，这是个重大问题。对于周边安全，我们的忧患意识还要再多一些，应对挑战的心理准备要更充分一些，要在政治、军事、经济上做好充分的谋划和准备。
财新记者：今年是《上海公报》发布45周年，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在中国外交中占有举重轻重的地位，但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美国在台湾问题、南海问题等重大的问题上挑衅中国，中美在安全领域的冲突越来越表面化，中美关系的前景如何？
于洪君：特朗普上台之前，我就讲过，中美关系可能会面临挫折，但终归会回到正常的平稳发展轨道。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双方谁都承受不了关系全面破裂、正面冲突的代价。
我们不要被特朗普总统竞选期间和就任之初那种气势汹汹的语言所吓到。特朗普上台之初，抡起“三板斧”：第一，修改美国的移民政策，颁布“限穆令”；第二，重塑美国同邻国和传统盟国的关系，主张在美墨边境修墙，同时指责北约成员国没有承担义务等；第三，多方挑战中美之间正在形成的新型大国关系，在台湾、南海、贸易等问题上多次挑战中国，现在看来，特朗普这“三板斧”没有如愿以偿，他不得不有所收敛，自我调整。特朗普正在学习怎样做一个大国的总统。他终究要从一个地产商回到美国总统的行为模式上来。
总之，中美关系是可控的，中美关系向前发展的大方向不会改变，局部摩擦和问题可以灵活应对。
财新记者：我们要如何应对特朗普外交带来的挑战？
于洪君：对于特立独行的特朗普，我们坚持了既定的战略定位，一切从长远利益，根本利益出发，习近平主席讲到，看中美关系，不要看细枝末节，要着眼于大局，只有把握住大的方向，任何小的矛盾和冲突都可以得到控制。从中国的整体对美外交表现上看，我们的外交愈发成熟，而不是情绪化。我们正在一步一步地引导中美关系回到理性的发展轨道。我们要通过各种渠道，多做美国新政府的工作，具体来说，就是多做特朗普及其团队的工作。在这方面，台前幕后我们做了很多工作，有的还不为人所知。比如中国驻美大使会见特朗普的女婿，邀请其女儿到中国驻美使馆做客。最终，特朗普在元宵节期间向中国人民发出了新年祝词，随后中美两国领导人通了电话。这种精心安排，体现了我们的外交智慧。
财新记者：中美苏曾经是冷战时期的战略大三角，三方关系组合非常微妙。特朗普上台呈现的是对俄亲近态势，美俄关系改善的可能性有多大，对中国将会造成什么影响，我们如何应对？
于洪君：有人曾用三国演义来形容中美俄三国关系。客观上确实存在着中美关系、中俄关系、美俄关系构成的“三角关系“。任何一对双边关系的互动，都会对另一对关系产生微妙影响，有时候会产生重大影响，这种影响在冷战时期尤其明显。
目前美俄关系，并没有如舆论所说的那种全面友好，不存在美俄结成战略同盟的可能性。即使特朗普总统个人有这个主观意愿，但美国社会中存在着对俄罗斯根深蒂固的不信任，特朗普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弗林，因为和俄国大使通了电话就被迫下台了。我们无需担心美俄联合制中，这一前景没有现实可能性。美俄之间的利益交织，也远不如中美之间。美俄的人文交往，也不如中美两国。中俄关系的友好基础甚于美俄关系。我们要继续发展中俄关系，共同推进双方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目前，中俄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
财新记者：对于近期紧张的中韩关系我们有什么外交思路？
于洪君：最近中韩关系确实很紧张，韩国引进萨德导弹，对中国的战略安全造成严重影响，我们当然要全力抗争，要督促美国和韩国调整政策，回到维护半岛和平稳定、对话解决问题的正常轨道。民众起来抗争也是必要的，但手段和方式要正确，要警惕对方走向极端民粹主义。
我还要强调，中国坚持半岛无核化，维护半岛和平稳定的立场是始终不渝和不可动摇的，反对生乱生战的政策底线也是不容置疑，不可挑战的。
财新记者：2017年1月，习近平主席出席达沃斯论坛发表《共担时代责任 共促全球发展》的主旨演讲，获得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比较美欧国家陷入国内政治困境，美、欧在国际事务中的领导能力下降，有的国家呼吁中国挑起领导国际社会合作发展的重任，你是如何看待这种观点的？
于洪君：现在很多人都在说，美国在全球后撤，中国是不是要冲上去，充当世界领导者？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剧变，一些发展中国家曾经希望我们“当头”。邓小平当时表示，我们“决不当头“，这句话今天仍然适用。因为我们没有能力做世界领导者，也无意于做世界领袖。在我国的外交理念和政策中，没有“世界领袖”的概念。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要当世界领导者。我们要做的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承担与我们自身实力相称的责任。美国在抽身，我们不会去填补真空，我们要做的是推动建立新的新秩序，构建发展利益共同体和安全责任共同体，最后实现命运共同体。
财新记者：当前有一股“逆全球化的”论调，多边合作机制受到一定程度挫折。习近平主席提出世界经济联动发展理论，中国外交在推动世界经济联动发展方面做出哪些贡献？
于洪君：中国的发展是开放式发展、合作式发展，我们旗帜鲜明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反对在贸易争端中使用制裁手段，积极立张推进多变谈判进程，尽最大努力实现贸易投资自由化。在推动世界经济联动发展中，我们有具体方案。“一带一路”倡议目的是引领各国共同发展，实现更高水平的繁荣。过去的全球化是西方主导的，在推动经济合作的过程中，它们把自己的危机转移到发生中国家，损害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破坏发展中国家的资源。现在全球化遇到一些问题，出现了“逆全球化”现象，但这股潮流只是暂时的，我们要坚持全球化的方向不动摇，要引领全球化朝着更加健康合理的方向发展。
财新记者：“一带一路”战略在中国外交布局中的地位如何？
于洪君：“一带一路”已成为国家的大战略，实际成为我国全方面对外开放的一个代名词，成为引导区域合作，引导全球化的一个新思路。今年5月，将在北京举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我相信会有许多国家元首和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峰会。这次峰会是我国重大外交举措，它的筹备和召开，彰显了“一带一路”在我国外交中举足轻重的作用。
财新记者：“一带一路”战略遇到的问题和挑战在哪里？
于洪君：“一带一路”是开拓创新的壮举，没有先例可循，我们摸索着前进，自然会遇到各种困难、风险和挑战。刚才讲到世界形势风云变幻，特别是我们周边地区，存在很多安全隐患。有些国家会出现政权更迭，发展思路和我们不对接，需要我们做充分的沟通。所有项目的推进，归根到底，都要遵循普遍实行的互惠互利原则，对项目合作中可能产生的商业矛盾和纠纷，要秉承共商共建的准则来处理矛盾。
要学会应对可能遇到的挑战，充分保证资金、人员安全。我们的企业把资金、技术、服务、标准带出去了，但对相关国家的法律法规、市场环境缺少了解，把国内的经验和做法简单地搬到国外，就可能遭遇挫折，付出代价。
“一带一路”不是面子工程，在项目具体推进过程中，切忌好大喜功，不要大跃进式的一哄而上，要科学论证，认真研判，谨慎推进，力争经济上和政治上实现双赢。
财新记者：中国周边的某些国家对“一带一路”存在某种安全上的警惕，怎么打消他们的疑虑？
于洪君：周边一些国家对我们存在疑虑，这很正常，因为我们是大国，体量太大。我们对外合作的过程，同时也是权益不断扩展的过程，难免会让一些国家担心。在外交上，我们要做好政策沟通，同时利用各种现代化传递手段，做好解释工作，把我们的和平发展理念传递出去，加强国与国之间的民间友好和人文交流。在周边地区实施的具体项目，也要坚持我们对发展中国家普遍采取的正确“义利观”，不能急功近利，更不能见利忘义，要义利兼顾，有时候甚至要义字当头。考虑我们自身利益时，也要考虑合作伙伴的利益和感受，再良好的意愿，也不能强加于人。■
首发于财新网，记者|萧辉，实习记者|郑丹媚，孙良滋
主编邮箱：[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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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古智库顾问委员会高级顾问、曾任中国驻乌兹别克斯坦特命全权大使，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兼当代世界研究中心主任，现为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副会长、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会副会长，兼任多所高校兼职教授、博导。长期从事国际问题研究。主编《当今世界热点问题大揭密》、《改革与创新》，参与主持编写《万国博览》大型工具书等，合著《独联体国家宪法制度比较研究》等书。发表各种学术理论文章百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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