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洞书院
摘要：鉴于古代书院藏书的重要地位，本文便对书院的藏书来源进行简单的探讨。在古代，要建立丰富的书院藏书，管理者需要坚持不懈的四处搜集和积累，广辟书源。经过对文献的搜集与整理，归纳起来，书院藏书来源大致有以下几种：皇帝赏赐、官私捐赠、出资购买、抄书刻书。
关键词：书院、藏书、来源
书院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它起源于唐代，兴盛于两宋，衰亡于清末，前后历时一千余年。它是中国封建社会所特有的一种教育组织，为中国封建社会培养了大批人才，推动了华夏文明的发展与进步。而且它对于当代学术文化也影响颇深，在世界教育发展史上具有重大的作用。藏书、供祭和讲学是构成书院的“三大事业”。由于藏书是古代书院的重要内容，书院藏书也因此成为了中国古代四大藏书之一，与官府藏书、私人藏书和寺院藏书并列。
鉴于古代书院藏书的重要地位，本文便对书院的藏书来源进行简单的探讨。在古代，要建立丰富的书院藏书，管理者需要坚持不懈的四处搜集和积累，广辟书源。经过对文献的搜集与整理，归纳起来，书院藏书来源大致有以下几种：皇帝赏赐、官私捐赠、出资购买、抄书刻书。
一、皇帝赏赐
皇帝赐书一直是书院藏书的主要来源之一。书院往往是思想比较自由之地，统治者为了控制文人士子们的思想，也为了笼络人心，达到维护封建统治的目的，经常赐书给书院，所赐多为代表正统思想的御篡、钦定和官刻的经史类图书。宋代著名的四大书院都得到过皇帝赐书。如“淳熙八年(公元1181年)，朝廷赐白鹿书院国子监经书。
北宋书院藏书的一个最大特点是，国家最高当局予以关顾，将相当于官方标准读物的国子监印本九经等书籍颁赐给书院。在宋初天下四大书院中，就有白鹿洞、嵩阳、岳麓三书院得到过皇帝的赐书。白鹿洞得书的时间最早，在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当时应江州知州周述之请，宋太宗皇帝赵光义将国子监所印 《诗》、 《书》、《易》、《礼记》、《仪礼》、《周礼》、《左传》、《公羊传》、《谷梁传》等儒家九经赐予白鹿洞师生学习，并派车船专程送到洞中。嵩阳书院第一次得书在至道三年(997年)，亦为宋太宗所赐印本九经。第二次在祥符二年(1009年)，宋真宗皇帝赵恒亦赐九经给书院。按是时书院尚名太室书院，乃改五代周时所建太乙书院而成，到景佑二年(1035年),奉敕重修，始改名嵩阳书院。宋人李《嵩阳书院诗》曾谈到院中情况，其称“崇堂讲遗文，宝楼藏赐书，赏田逾千亩，负笈若云趋”。岳麓书院在宋初也两度得到皇帝赐书，第一次是咸平四年(1001年)，应潭州知州李允则之请，宋真宗赐国子监诸经释文、义疏及《史记》、《玉篇》、《唐韵》 等书，藏之书楼。第二次是祥符八年(1015年)，其时山长周式以“学行兼善”，办学富有成绩而受到宋真宗皇帝的召见，并任命为国子监主簿，以周式坚请回山教授，乃赐给内府中秘书，对衣鞍马及御书“岳麓书院”匾额。前后不到15年时间,就两次行到御赐书籍，故书楼遂改名御书阁，以表其崇。
二、官私捐赠
（一）师生捐赠
书院师生的捐置，实际主要是“师”的捐置 ,“士多寒素” ,是中国几千年的痛苦现实 ,至今亦然 ,若不是殷富之家的生徒 ,是绝不可能加入到捐书者之列的。院师的捐置有两种情形 ,一是院师同时又是书院的创建人 ,建院、捐书、讲授三位一体 ,这种情况多见于宋元等时期书院。清代也有开封彝山书院山长史致昌 ,虽不是书院创建人 ,但其捐书九十种 ,成为该院当时院藏图书的唯一来源 ,也可归于此类 ,而总名之书院山长独力捐书。还有一种情形是山长倡捐 ,如长沙岳麓书院山长丁善庆同治年间置书之举 ,四川井研来凤书院光绪年间院长吴克昌、陈箫、廖平连续置书等。第三种则是山长响应倡议参与捐书 ,如福建浦城南浦书院院长翁昭泰 ,光绪年间响应知县吕渭英之劝捐议 ,捐赠《五种纪事本末》、《王文成全书》等两种图书。
（二）官绅捐赠
地方官吏为了博取文雅，以正教化，常常捐书给书院。书院有时也出面向官员、地方乡绅募集。如安徽中江书院的《募捐书籍并藏书规条》，白鹿、岳麓书院等也都 有类似条文。这种捐赠从宋代到清代一直络绎不绝。如前述唐代义门陈衮，曾聚书数千卷， 在德安县建义门书院。南宋时，朱熹将自己所藏《汉书》44部送白鹿洞书院，“以备学者看读”。清代康熙年间，学使王思训，捐资购买经、史、诗文数千卷给南昌豫章书院，雷州知府黄锦赠书五千余卷给雷阳书院。
各级官吏个人名义的捐助又有几种情形 ,一是某个官吏 ,主要是主持创建或修复书院的地方行政长官 ,包括总督、巡抚、知府、知州、知县 ,也有主持教育的学官 ,他们各自单独“捐俸”、“捐廉”购置图书 ,这种情况很普遍 ,其所捐之书往往成为某一院中藏书的唯一来源 ,这是官吏个人独力捐助。另外也有长官带头倡捐 ,其他僚属响应者 ,这是官吏的合力捐助 ,而这种捐助往往又和士民的捐助联系在一起 ,上述岳麓书院同治年间的置书即属于这种情况。 士坤的捐助多是响应倡捐的集体行动 ,或各人依其识见、爱好捐书 ,或各依其能力捐资之后 ,再由书院统一购书。这是合众人之力而为。 还有一种是士绅将自己积年所藏之书转给书院 ,变私藏为公用 ,这种情形也相当多 ,尤其在宋元时期。
三、出资购买
书院藏书服务于教学，一般不会购买巫医卜卦种树之类的书，也不像藏书家刻意追求版本齐全或古稀版本，而是根据自身需要、经济条件，围绕教学内容有选择性地购买。“所购各书，大半官局新印，纸质坚韧，可以经久”(《大梁书院购书略例》)。岳麓书院曾苦于“经籍缺少，又遣其徒市之京师而负以归。”有的书院地方僻远，尤其是清 代，书院分布极广，一些偏远地区的书院在当地无法购得好书，就派人到江南等地购书。如《碑传集》卷七十一载：冯光裕“好礼士大夫，……蕺贵山书院，取诸生文行优者肄业其中 ，僻远无以得数，遣官之江南，购经史群籍数千卷，俾纵读之。”书院藏书也注意藏书的复本量，补充缺本。
地方捐资购书，其基本资金来源于官民二途。 福建浦城县南浦书院是每年提用官府公费作为购书专款的 ,事见光绪《浦城县志》卷十七《南浦书院藏书》 ,其称：“有志之士无力购书 ,不免孤陋空疏之叹 ,诚恨事也 ,亦缺典也!邑侯吕渭英下车伊始 ,即以振兴实学培植通才为急务 ,筹集巨资 ,广购群书。 复虑其后之难为继也，乃于鳌峰除款中按年提拨制钱四十千文(此款在拨充南浦三百两之外），为后来添购之资 ,亦既擘画周详，不遗余力矣。”浙江瑞安心兰书院则是利用士绅捐资购置田亩,以田租收入购书，事见陈虬《拟广心兰书院藏书引》，其称:“定议之初，人约二十家，家先出钱十五千 ,合三百千钱 ,购置书籍”，“续置有隔江涂田数千亩 ,岁近又可得息数十千，益务恢广，自开办以来积二十一年矣，寻常文史，略可足用”。这种以各种办法建立常备经费购书，以为藏书楼提供源源不断的图书的办法 ,我们将它称之为图书基金。这些经费或出自官府 ,或出自社会捐助 ,而其购书又是书院操作完成的，涉及前述三个来源而又有自己的特点 ,因此我们特别将其单列出来。
四、刻书抄书
宋代发明了刻板印刷术，书院大大利用了这项技术。书院又是文人与学者聚集的地方，他们能对自己所刊刻的图书反复校勘，因此能出版质量很高的图书。另外， 书院刻书业的发达与理学的发展密切相关。从宋代开始，各代书院大部分都是研究和讲解理 学的场所，加之科举制度的成熟和发展，儒家经典也就成为读书人的主要教材。“四书”、“五经”是通用教材，宋、明理学大师们的著作、讲义、语录、注疏等都成为学人们必备的 重要文献，需求量越来越大。加之，各代统治者为了加强控制而鼓励书院的设置，有时分拨 学田以充资本，书院通过各种经营活动，也获得了一定的刻书经费。如南宋丽泽书院刻司马光《切韵指掌图》，严州钓台书院刻《通鉴纪事本末》；而元代书院刻书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如南山书院刻《广韵》，宗文书院刻《五代史记》，其中以西湖书院、武溪书院为著名。明代书院刻书以白鹿洞书院、崇正书院、东林书院等为著名，特别是无锡东林书院的藏书、刻书，多是经世济国之学，为海内学人所器重。清代书院刻书达到了历史的最高潮，其中以 广州的广雅书院、学海堂书院，成都的尊经书院等为著名，它们刻印的书籍，不但补充本院 藏书，而且畅销全国。
书院自制书籍，除了刻板印书外，抄写也是书院藏书的一种主要来源。据记载，宋初的书院有手抄经文的日课。南唐时的刘式在白鹿洞读书时，曾手抄过《孟子》、《管子》等书。这作为一种拾遗补缺的方法在那时被广泛采纳。
参考文献：
[1]彭定求，沈三曾等著，全唐诗[M]，中华书局，1960年
[2]叶适，叶适集[M]，中华书局，2010年7月1日
[3]白新良，中国古代书院发展史[M]，天津大学出版社，1995年
[4]邓洪波，中国书院制度研究[M]，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
[5]李才栋，江西古代书院研究[M]，江西教育出版社，1993年10月
[6]肖东发，钟洪，王波，中国古代书院藏书概论[J]，图书馆，2001年
[7]梅莉，古代书院藏书的利用与管理[J]，江苏图书馆学报，1997年
[8]李希泌，张椒华，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M]，中华书局，1992年
[9]周惠琴，元代书院藏书重要来源之一·书院刻书[J]，图书情报工作，2004年
[10]徐凌志，中国历代藏书史[M]，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