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善若水任方圆 ——走近沈燮元先生

初识沈先生，应该是在2014年，大学毕业刚来单位上班的那会儿。馆里头偶遇着先生，一头银发，个头不算高，背微微地弯着，走起路来，慢慢的、稳稳的。当时，我只当这是位耄耋之年还爱学习的老人家，谁曾想，他竟是当年参与编纂《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版本目录学大家，而且是仅有的几位还健在的图书馆界大家之一。真是“初生牛犊，有眼不识泰山”。

2016年下半年，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中心牵头发起了“图书馆界重要人物”专题资源建设项目，南京图书馆具体负责其中沈燮元先生口述史的摄制工作。作为南京图书馆口述史项目小组的一员，我有幸借此机会，得以对这位图书馆界的老前辈有了一些更为深层次的了解。

沈燮元先生1924年出生于江苏苏州，15岁时方回到无锡，在无锡县立中学读中学。后投考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入学考试要求以文言文作答，先生以第二名的成绩被录取。

沈先生是南京图书馆，甚至也可以说是图书馆界的老人了。先生1948年从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毕业后，受当时上海合众图书馆馆长（当时称总干事）顾廷龙先生邀请，开始在上海合众图书馆工作，从此与图书馆结下不解之缘。之后，先生又先后在无锡图书馆和苏南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工作了一段时间。1955年10月来到南京图书馆后，就一直在南京图书馆工作，直至退休。

沈先生在南京图书馆的几十年，主要从事两方面的工作，一是采购，二是编目。南京图书馆现藏的古籍中，就有好多是沈先生亲自买来的。如辽代重熙四年（公元1035年）《大方广佛花严经》写本，就是沈先生上世纪60年代在上海访到的。又如北宋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金粟山藏经》纸抄本的一个副册，是沈先生从铁琴铜剑楼的后人那里买来的。这两本书均在2011年入围南京图书馆馆藏十大珍品古籍，晋升为南京图书馆的镇馆之宝。

先生来到南京图书馆之后，每年都要出差一到两次，去苏州上海等地买书。先生在苏南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工作时期，还曾受北京图书馆赵万里先生所托，帮北京图书馆买过好些书。当时，赵万里先生交给沈先生五百元钱，拜托沈先生如果碰到合适的，就替北图买下。沈先生在《深切怀念赵万里先生》一文中，详叙了此事，并附上了书单。

在那个购书经费相当紧张的年代，先生能专事采购，可见单位和文人朋友们对先生的信赖，也反衬出先生做事认真负责、为人坦荡磊落。君子慎独，不欺暗室，一个人的时候，更需要注意自己的言行。先生一辈子与古籍打交道，却从没有为自己买过一张古籍。先生曾在书市上偶然见到一张清代沈燮元的画，因画家与自己同名，觉得甚是有缘，颇为心动，但纠结再三，终究还是忍住了没有买。先生慎独、自律至此，令我叹服。

沈先生在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上学的时候，对于明清戏曲很喜欢研究。梁启超先生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提出：作年谱，两种人的最难作。一种是功业大的，事情多的难作，像乾隆时代的阿桂；材料少的也难作，比如梁代的江淹。沈先生受此启发，越是难的偏想要试一试，于是决心给清代小说家屠绅作年谱。虽然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提到了屠绅，但有关屠绅的材料委实不多。沈先生利用课余时间，去上海合众图书馆看书、查找资料，终于在毕业前夕，用文言文写成的《屠绅年谱录略》登在了上海《大晚报》的《通俗文学》一整版。1957年，经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胡道静编辑组稿，纸质书版的《屠绅年谱》于次年出版。屠绅这个题目，后来还有很多人接着再做，但基本素材都没能跳出沈先生《屠绅年谱》的框架。

沈先生常说“厚积薄发”，看得多了，自然会有所悟。先生书看得非常多，但先生走的大致是“述而不作”的路子，发表的专著和论文不是非常得多。仅有的几篇也是言简意赅、字字珠玑，读来并无半点拖沓冗长之感。《明代江苏刻书事业概述》1957年发表在《学术月刊》上，后被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引用。《记岛田翰所见之中国古籍》1992年刊登在《北京图书馆馆刊》（后改名为《国家图书馆学刊》）上，后被日本庆应义塾大学附属研究所斯道文库负责人高桥智教授译成日文，在日本《汲古》杂志刊登。《韩纯玉<近诗兼>稿本的发现》1993年在《北京图书馆馆刊》上发表。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是古籍研究工作者们手边最经常用到的书，也是海内外公认的版本目录学方面的扛鼎之作，在古籍保护工作者们心目中享有崇高的地位。虽然我们现在能够通过电子设备很方便地对书目进行搜索，但我们后来者所做的工作，只是将纸质的书目电子化了而已。所谓“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我们现在所享受到的便利，得益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一大批老先生们的智慧与汗水。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耗时十年完成，全书五百多万字，分经史子集四部，又按作者的年代加以分类，在那个没有现代化辅助设备的年代，全靠有经验的老先生们“望闻问切”对古籍进行“人肉”甄别，通过手写的卡片进行分类整理。工程浩大复杂，对编目人员的要求极高，古籍版本方面的学养稍浅都很难胜任这份工作。沈燮元先生就是这一批老先生中的一员，并担任《子部》的主编，先生还因此于1995年获文化部和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颁发的“突出贡献”荣誉证书及奖牌。1995年，先生被聘为《中国古籍提要·丛书卷》顾问，2000年被聘为《中国古籍海外珍本丛刊》学术顾问，2012年作为特邀专家参与“过云楼藏书”鉴定会，2013年被聘为江苏省古籍保护中心专家委员会顾问。

沈先生在编完《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之后，又开始了黄丕烈题跋、诗文集的整理与研究工作。潘祖荫先生在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就刻过《士礼居藏书题跋记》六卷，缪荃孙先生也于民国八年（公元1919年）刻了《荛圃藏书题识》十卷。缪荃孙先生以后，还有很多人做过黄丕烈题跋的整理工作，但这些整理的人，多半没有看到原书，题跋多是托人代抄，所以其中不免有些错漏之处。因此，沈先生希望整理出一本更为详实准确的黄丕烈题跋集。

沈先生在前人基础上，重点做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集中，把出自同一本书，但被分散在几处的题跋集中在一起；二是查错，查看原书或对照原书照片、书影、刻本，刻本上刻错的、跋文不知被何人臆改的，行书或草书被误认的，都一一更改过来；三是补缺，将前人没见过的黄跋好多篇都补了进去。

算下来，沈先生对黄跋的整理校对工作已前后持续了二十余年之久，之所以这么久，与先生的精益求精分不开来。除了尽可能地做到全面和准确，先生还还原了题跋的字形，原书俗体就是俗体，原书异体就是异体，一律不改，整理出的稿本也是一校再校，细致到每一个标点符号。目前，黄丕烈题跋、诗文集的整理工作已基本完成，题跋部分成稿八十多万字，诗文集部分二十多万字。

先生对于学术十分严谨，私底下待人倒很是谦和。有同事在版本方面有疑问，几番求索都得不到解答的时候，最后一招便是去请教沈先生，先生也总能给出令人惊喜的答案。先生博闻强识，记忆力超强，对书名、人名甚至人物生平都能记得清楚、理得顺畅，在南京图书馆，我们都习惯性地尊称先生为“活字典”。“夫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夫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先生常以王充的这句话自勉，到现在仍坚持每天看书读报，先生说，不读报就不了解现在的事儿，而不读书就会浑身难受。

先生爱读书，也爱惜书，买书的时候，总会在里头挑一本装帧最为完好的，没有一点折痕的。南京颐和路的住处和苏州老家的书柜里都垒满了先生珍藏的书，摆不下的，就用纸箱子悉心地装起来，俨然一座私家图书馆。先生颐和路的住所，只剩下一条窄窄的小道可供行走了，因为其他的地方都是书。

回望先生大几十年的求学和治学经历，私以为先生也是位爱憎分明的性情中人，喜欢的就会去做，是位听从自己内心召唤的“老顽童”。幼年时期，受美术杂志启蒙，爱上绘画，就报读了苏州美术专科学校；因为喜欢戏曲，就跟着周贻白先生系统地学习；受梁启超先生《中国历史研究法》的启发，求学期间尝试研究年谱，撰写了《屠绅年谱》等文章；最终发现自己毕生的志趣还是买书读书，遂开始版本目录学的学习和研究，从此，乐此不疲、孜孜不倦。

采访中，我们也半是认真地向先生讨教过所谓的“养生秘方”。先生笑着解释说，“我这个人头脑比较简单，一心只有书，没有旁的东西。”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心静了，确能少却许多烦忧。像先生一样，每天读一点自己喜欢的书，做一点感兴趣的研究，虽然平平常常、简简单单，却也不失为一件乐事。行至文末，真诚祝愿先生能一直这么快乐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