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李健彪
同治元年（1862）农历五月中旬，西安附近回民因遭到地主团练的残酷屠杀而被迫起义，并与关中其他地方的回民起义军联合，几度兵临西安城下，也曾包围过西安。
当时西安城内的回民却被官府拘禁在西起洒金桥、东到北院门以木栅为界的城西北角的范围内，到处有官兵临守，难越界外一步。官府在宏福寺、二郎庙、铁塔寺安着铡子，见回民越界就铡。
回民歌谣唱道：“没个庙门没划子（门闩），庙门里头安铡子。” 另外，在西大街南桥梓口就经常有六把刀防守着，据说是防洒金桥一带的回民，如果发现越出栅栏者，即被挟去西关铡死。
这种木栅亦称木城，实为城中之城，是专为禁锢城内回民的人间地狱（这也是西安回民如此集中在城西北角的历史原因）。
在木城中，回民苟安偷生，天天提心吊胆，天天在清真寺开经祈祷。直到同治末年，腰牌制度的建立，此风才略为收敛。
据说腰牌上有表格，写明出城者姓名、地址及出城目的等，西门在瓮城东南，南门在火神庙交牌验收后才能放行。
光绪初年，官府传城内马、金、刘、穆、蓝、米六家回民出外为他们贩马，回民才算出了城，开始得到一定程度的自由。 就这样，城内回民一拘禁就是18年，即回坊上人常说的“十八年不许出城”。
18年内，回民在城里过着一日数惊的生活，城里汉人有48家粥场，而衣食无着落的众多逃难回民却无一家。后来回民在坊上埋人埋不下了，有的就到南城去埋。
那时回民晨礼连唤礼都不敢高呼，只用梆子敲打。据有人说现在西安回民晚上迎娶新娘之俗也是18年被拘禁时期传下来的。
在被拘禁的18年内，城内回民度过了无数个整天提心吊胆的恐怖日子。
据史料记载，在城西南乡的河湾、西铺发生五月十七日的数万回民被屠的惨案之后，地主团练乘其余势，准备连夜屠杀城内回民，“已闻西仓聚人（指团练武装）无数，待晚发作。”
这天晚上，在团练准备血洗城内回民之际，突然“风雨交作，雷电闪灼，暴雨如倾盆泻水，至四更后方止。”
从天上滚下的火球在巡抚衙门里屡滚不熄，巡抚瑛棨（qǐ）惊恐异常，向天发誓：“天不灭回，吾不敢萌洗回之念矣！” 于是城内回民才躲过一难。 从《秦难见闻记》可知，城内回民的生活一日数惊：
农历五月十八日，城内回民刚躲过五月十七之难，沣河以西，户县所属南乡各处回村已被团练屠杀净尽，“是日城内回民皆面无人色，夜间各坊派人守堆（坐堆巡哨），终夜不睡。”
五月十九日，梅锦堂、石仓的窑头团练扬言血洗城内回民，并已买通了西门的守城人。
当时城内汉团布置每家回回门口守住三、五人，只等窑头团练进来，待抚台下令就开始血洗城内回民。
但后来开城之事被唐道台查出来了，所以梅、石团练未把城门叫开，而夜里又突降暴雨，抚台说：“天不灭回”，团练的阴谋未得逞。
五月二十一日，团练头子梅锦堂又扬言要血洗城内回民，“城内回民惶恐终夜不安”。
由于“东南汉民拥至钟楼以南，而此数日城内回民面如土色，万无生理，见人急走，偶有响动，魂皆离体，甚至终日不食，亦不知饥。”
到了农历七月十三日，团练头子张芾之弟扬言要夜里洗回，“是晚，回民不睡。”
十一月初五，团练又准备剿洗城内回民。
十一月初七，“风闻府县要洗城内回民”，就在团练正准备武装剿洗之前，“四更时地震，与五月十七日夜之电光雷雨同甘共苦威严”，“赖天威之震慑，卒不敢发，呜呼！”
1863年正月初六，“马德昭与将军商议，欲洗城内回民”，“城内回民，连日不寐，度夜如年。” 二月初三，“汉人欲于开斋节上寺之日洗杀城内回民”，城内回民“日夜不安”。
四月初六，“乡约常天喜与石仓商议，即与今日午时带勇入城，洗杀回民。”……
在史料中，“城中回民惊惶”、“城内回民终夜不安”、“城内回民彻夜惶惶”之句比比皆是。
那个时候，城内回民妇女都是小脚，夜里睡觉不敢脱衣服，常常把裹脚缠紧，把“西湖带子”扎上，以防不测。在最紧急的关头，女人们常常手持刀剪守在井边，随时准备自尽，18年的日子就这样过来了。
在同治元年农历五月，为了躲避城外团练的屠杀，许多劫后余生的回民难民纷纷逃进城来，而团练则千方百计阻截入城回民。
五月十九日，“逃难回众纷纷入城，而西南乡一带男女无进城者（五月十七日惨案发生地，回民已被杀尽），间有一、二或三、五人至西关，皆被长安乡约常天喜等在二郎庙铡为数节。”
五月二十一日，团练严把城门，声言“回民不得入城。”于是不少回民就扮成汉民，混进城内。 据估计，从城郊北乡和西乡逃进城内的回民至少有一千多家，有地契四千余张，回民起义失败后，这些地契被官府骗去，皆归于“叛产”，无辜回民在乡间的田园被连根拔去，成为了城内一无所有的难民，只有靠城内幸存下来的回民互相赈济度日。
当时在城内，回民虽免遭了一时的血洗，但一日数惊，血洗之声不断，求生也很困难，饥饿难忍，于是有些回民又千方百计往外跑。
据说有偷登西北城角，双手撑一大簸箕下跳者；也有手抓裤腰，紧系两只裤脚，反转之使风满裤筒而下跳者。其时，小雁塔有官兵，南门常开，因而也有回民持旱烟袋，穿双梁鞋，手提猪肉一块，从容混出。
但此法也有风险，有一回民虽假装提猪肉混城，刚出城丢掉猪肉，即被追随汉人盘查，遂被拉去铡了。
除了混出和跳城外，也有不少回民曾冲出城去，据史料记载，城内回民曾将西城门弄开，一窝蜂往外跑（去支持城外回民起义者有之，逃脱城内苦难者亦有之）。
由于城内物价飞涨，麦米每斗上涨两千文，“城内之人，率皆失色，而回民尤甚。”于是“男女纷纷冒险出城，有走脱者，有挡回者，有被团练杀者，有被暗砍死者，城内之回民，失亡无数。”
也有衣食不缺的回民富户，为防团练血洗，“而用钱雇觅汉人将少妇、闺女送出城去多有不知下落者。”
城内的回民富户还多被官府敲诈，胜保随员戴姓“将回民童伟绑住要杀，捐银四千两。” 多隆阿曾令马伯龄“捐银十万两，若不能即要杀”，并把马伯龄及“车夫随从皆绑”，“不令归家”。 西安城内一些未逃出城外的回民除了一日数惊、饥食不饱的悲惨生活外，同样面临着被驱赶和强行同化的厄运。
陕西巡抚刘蓉是清廷中最仇视回教的封疆大吏之一，双手沾满了屠杀太平军和捻军的鲜血。他一到任，就诬蔑回教为“陋教”，企图以“用夏变夷”的伎俩来消灭回教，继而又令回民反教开禁。他一面向清廷上奏诬称回民反教，一面飞咨各府县，企图取消回教。同时要将西安城内回民迁往南北山区，后因其奏议未被朝廷允许，阴谋才未得逞，城内回民这才保住了世代生活的回坊这块地方。
刘蓉在命令回民反教的告示中，强制回民“令其食猪肉”。城内个别回民在刘蓉的压力也有被迫反教者，后来因羞于见人而迁往外地了。
同时，刘蓉还将原属于回民的大量土地统统算作“叛产”，没收充公，剥夺了回民在西安城郊及八百里秦川的居住权。 在整个回民起义中，虽然西安城内回民未直接在城内与团练发生正面冲突，但城内回民积极参与、支持、参加回民起义的例子举不胜举。
1862年农历五月二十二日，当城内回民听说梅锦堂的团练在城东北被回民打败，死伤团练无数之后，“城内回民闻之，皆有喜色，转相告语为之进食。”
八月十一日，当城内回民得知朝廷已派大兵来陕剿杀反抗团练的回众后，“城内回民闻之，颇为寒心。”
可见城内回民与城郊回民的心是一致的，同欢喜同悲伤。
起义之初，城内回民“年力精壮之子二千人，潜行出城”，参加回民起义军，并“搬运资财粮草”（《咸京被难述略》）。
后来，城内十三坊总乡约马天才之子马凌汉约了300余精壮少年准备要冲出西门，支持城外回民起义军，后被其父发觉被制止，结果只有马凌汉等17人冲出，赶到回民大营只剩下4人（团练在沿途截杀之凶可以想见）。
由此可知，当时有不少不顾生死逃出城的回民都投奔了回民起义军，其中一些还是回民坊上的老户，以后有的被安插在了甘肃，有的甚至一直随部队到了新疆，也有的后人于民国时期又跑回西安回民坊上。 在城外的起义烈火熊熊燃烧之时，城内的回民也有做好内应的准备。
有的回民还乔装打扮往来城内外通风报信。一些以城内为内应的信件还被官府查获，“搜出信据，皆逆首与城内阿訇往来勾通消息，约为内应。”
这里还有一个旗人卖城的史事。
当时回民买通了西门守城旗人，由城内回民用牛车拉大梁一根，到城门口故意将车轮弄坏，使大梁撑住城门不能关上，等待城外回民起义军由此冲入，但后因信息传递不灵，城外义军未到，坏车被守城清军抬开，卖城之计未成。
等起义军围攻西安城时，由于城内回民被木栅所围，城外感到没有内应，以为城内回民早已被血洗，于是才离城而去。
综上所述，西安城内回民在同治年间所受之苦难，可以归纳为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生命安全没有保障，随时都有被屠杀的可能，整日提心吊胆，寝食不安。
二是宗教活动受到压抑，宗教信仰受到歧视、侮辱。
三是粮食稀少，饥不果腹，被困于城内的回民不能越界一步，生活十分困难。
四是逃入西安城中避难的千余家回民，原在乡间的土地被官府作为“叛产”而侵占，使他们失去了家园，变得一无所有。
五是不少回民因不堪忍受非人的痛苦和折磨，千方百计不顾生死往外逃，损失惨重。
民国时期的西安回坊知识分子马光启在其《陕西回教概况》中写道：
同治元年之后的10多年间，劫后余生的城内回民“暗无天日，吾教拘在城内，处此困厄境遇，叠受外人之凌辱，吞声含垢，未有甚于此时者也。既不获出城营业，惟在城内日觅生活，正如笼鸟，任人舞弄，因鱼难越雷池一步也。”
西安城内回民在清末同治年间所受的拘禁之苦世间少有，也是清末西北回族生活一个缩影。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