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时期”在鲁迅的人生中是一个相对萧瑟的时期，不仅和前不久的北京师范大学学潮时期联络教员们支持学生、家中常坐满了青年学生的热闹、踔厉风发不同，也与之后初到广州时的努力重整不同，离开了亲朋好友和熟悉的北京生活，鲁迅在厦门过得颇为不习惯和寂寞。1926年9月，当他和许广平一起从北京出发，转道上海，再分别去厦门、广州时，本有在厦门大学工作两年的打算，实际尝试下来却是“未及一月，却如过了一年”[1]，而终于提前一年半离开了。厦门大学的生活让他感到了诸多的不便，语言、环境，以至日常饮食问题都在扰乱着他，而现代评论派的“接踵”而来，更使他心绪恶劣，在10月20日给许广平的信中，他这样报告着：“‘现代评论派’的势力，在这里我看要膨胀起来，当局者的性质，也与此辈相合。”[1]163从而，风景秀丽的校园在他的眼里亦不过是“硬将一排洋房，摆在荒岛的海边上”[1]170。而正是在这样的境况中，鲁迅进行了并最终作出了关乎他后半生的思考和抉择——就此而言，厦门在鲁迅的生活中又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本来，他来厦门大学，就带着静静地休息一时再寻前路的想法，环境的日益变化，则使他“提速”了对“走哪条路”的考虑。在1926年11月15日给许广平的信上，鲁迅正式将此事提上了议事日程，谈及了“此后所走的路”的问题：
一
“我在静夜中，回忆先前的经历……借自己的升沉，看看人们的嘴脸变化，虽然很有益，也有趣，但我的涵养工夫太浅了，有时总还不免有些激愤，因此又常疑于此后所走的路：（一）死了心，积几文钱，将来什么事都不做，顾自己苦苦过活；（二）再不顾自己，为人们做些事，将来饿肚也不妨，也一任别人唾骂；（三）再做一些事，倘连所谓同人也都从背后枪击我了，为生存和报复起见，我便什么事都敢做，但不愿失了我的朋友。第二条我已经行过两年了，终于觉得太傻，前一条当托庇于资本家，恐怕熬不住。末一条则颇险，也无把握（于生活），而且又略有所不忍。所以实在难于下一决心，我也就想写信和我的朋友商议，给我一条光。”[1]200
三条路的提出，说明鲁迅对前路的思考已不是一两日，也表明此时的他已隐约下了某种决心，这一心迹我们甚至可以从他无意识的举动中隐约窥到。在提出“三条路”之前的半月，他曾在厦门大学的住地小“试”了一下“身手”：“楼下的后面有一片花圃，用有刺的铁丝拦着，我因为要看它有怎样的拦阻力，前几天跳了一回试试”，结果，“跳出了，但那刺果然有效，给了我两个小伤，一股上，一膝旁，可是并不深，至多不过一分”[1]177。这近乎孩子气的行径，可能是他在“择路”时无意识（抑可能是有意识）的反应。而之所以要请许广平“给一条光”，在于到底能“走哪条路”和许广平的反应密切有关。总之，第一、二条路的明显的不可行，使得第三条已然成为惟一可能的选择，这也是鲁迅所希望的，他却又对此途的可能性充满了疑虑。而这样一种疑虑，其实早在1925年与许广平通信、建立起恋爱关系时即已发生，《伤逝》便是这一心迹不无曲折的呈示。
二
《伤逝》通常被看作是“五四”青年追求个人解放的一个寓言或概说，同时也未尝不是鲁迅的一次个人心路，或者说是其以个人的处境、心路为基础的一种推衍。周作人曾说《伤逝》所悼的乃是兄弟之情，如果说《伤逝》确乎蕴含了某种个人的情愫，那么，这部作于1925年9月的小说，和他个人的情感遭遇当有更为直截的联系。此时，和许广平的通信已有半年，彼此间虽没有更为明确的表白，但“爱了以后怎么办”的问题，如同鲁迅从来敏感的“梦醒了以后怎么办”一样，显然已经浮上了他的思维。对这意外到来的爱——本来，在个人情感上，他已准备了“做一世的牺牲，完结了四千年的旧账”[2]——鲁迅是既欢欣又疑惑的：这爱会是一个怎样的结果，我能爱吗，会成功吗……以鲁迅惯有的敏感和“个中人”特有的“剪不断、理还乱”心态，都不能不使他对此作出考虑。而之所以要以小说的方式，在于其时和许广平虽然通信频繁，而信中所谈的大都是关于学潮、社会历史和文化的事与看法，尚没有个人情感的细致交流，不便与她进行直接的讨论，或者说“……之后怎么办”之类的思路是鲁迅所特有的，年轻的许广平尚没有这样“瞻前顾后”的习惯。同时也是因为文学的天性使然。自弃医从文以来，文学创作便成为鲁迅思维／生存的主要方式，尤其是在“五四”前后至1926年前的那段时间里，正是他小说创作的旺盛期，小说乃是他“文学思考”的主要方式，他常常借助小说的方式，将事物可能的情境、情愫一一还原／呈现出来，或包藏起更为深刻的思索、疑虑，所以，当自己的情感受了冲击，以小说探究、梳理也完全是可能的。
《伤逝》的主要情节是，供职于某局的涓生由于和年青女子子君同居而被人中伤与打小报告，结果砸了饭碗，被告“奉局长谕史涓生着毋庸到局办事”。小家庭失了物质的基础渐渐变得维持不下去，原先活泼勇敢的女主人子君也变得萎缩、庸俗，当涓生向她说出“已经不爱”了以后，她终于重回父亲的家，最后莫名地死去了。“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否则，不仅爱会被摧毁，连生命能否延续都会成问题。涓生与子君因同居而引发的困境不谓不严峻，然而，这除了是鲁迅一贯的透彻，“不惮把事情想得更坏”的习惯外，还因为掺杂了他个人的身世处境；或者说也不仅是鲁迅个人的处境，而是“五四”时期一个特殊又不无普遍的状况，即其时觉醒了的时代青年，尤其是其中的一些男性精英们，不少已经是背负了旧式婚姻的，鲁迅之外，为人熟知的还有高君宇，高君宇和石评梅的恋爱悲剧很大程度上便是因为他的婚姻状况。这也就是为什么“五四”文学所高扬的“个人解放”的旋律中，同时却有着浓重的挥之不去的感伤基调的原因。他们由于各种原因往往不能或不准备拆毁旧有的婚姻，从而使新生的爱情面临的外部阻力和攻击更为强烈，而男女主体自身的犹疑、自卑（已有婚姻的一方）也更为深重。尤其是如鲁迅那样正力扫旧世界的人，就更不能不顾虑到因此而受到的掣肘。如果说石评梅那些如诉如泣的文字是一个处于这种纠葛中的女性的深切的痛苦，那么，《伤逝》便是准备“肩住黑暗的闸门”，“陪着做一世的牺牲，完结四千年的旧账”的鲁迅对自我有否可能新生的一次揣摸。无疑，这部“涓生的手记”所据的是男性的视角，是鲁迅式的“五四”男性对自己与社会关系的一次拟想，所以，小说中才会对女性在新生活建设中的作用一无探讨，几乎不考虑女性可能有的经济能力——至少是在这方面的争取和努力。事实上，从现代女性的实践看，“娜拉走后”并非只有“堕落”和“回来”两条路，也可能有着不同于此的自立于世的第三条道路。然而，这一忽视，除了男性视角之外，或许也和鲁迅对经济能力的要求和理解有关，他的所谓“首先必须生活着”，并不是一种最低的“门坎”，相当程度是指一种能够据此对抗压迫、“不受意外的气”[1]226而可以放心地“做自己的事”的较为坚实的经济基础，鲁迅一生都在为此而准备着。以这样的标准，当时时代里女性求职的困难和所得的微薄，当然会被“忽略不计”了。《伤逝》是一个身陷旧世界囹圄且准备扛到底的男性对“爱的前途”的考量，如此，我们便不难理解，那一声“很震动了我的灵魂，此后许多天还在耳中发响，而且说不出的狂喜”，让他“知道中国的女性，并不如厌世家所说的那样无法可施”的“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3]，必然是／只能是出于子君／女性之口，而不是男性们，因为，对于此时的鲁迅、高君宇们来说，“我”尚不完全是自己的，还是有着“伟大而盲目”的爱的母亲的儿子和别人的丈夫。“这是我们交际了半年，又谈起她在这里的胞叔和在家的父亲时，她默想了一会之后，分明地，坚决地，沉静地说了出来的话。其时是我已经说尽了我的意见，我的身世，我的缺点，很少隐瞒；她也完全了解的了。”[3]112中国女性的不同凡响确乎在这一声的表达中表现了出来，然而，她们的勇敢又在多大程度能够有效呢？和有“身世”、“家累”的男性结合，毕竟会比一般的反抗媒妁之言、要求婚姻自主更多地遭到社会／家庭的阻挠，这是鲁迅、涓生们在感佩的同时不能不担忧疑虑的。从而，在涓生“我没有负着虚伪的重担的勇气，却将真实的重担卸给她了”的悔恨之下，我们也分明听见了对子君们的疑问。
三
《伤逝》对涓生和子君式的恋爱前景并不看好，而鲁迅和许广平的爱情仍在发展着，并因为共同的战斗而难以割舍了，于是就有了“给我一条光”的请求。鲁迅曾说作家的创作有时候“只要有一个人看便满足”了，《伤逝》某种程度便是给一个人看的——这个人首先是鲁迅自己，他通过小说揣想自己的爱情，回答自我的问题，同时，此时的他也可能希望另一个人“看到”，或也无所谓另一个人的“看”，而在1926年的11月，他却必须听到这个人的回应了。显然，此时的鲁迅已经多少改变了《伤逝》时代的思路，对于“生存”他仍一如既往的看重，而较之前，他也有了一些准备，包括在厦门大学的“卖命”也无非是为了这一准备。其实，就在他强调经济权的重要性的时候，他也同时清醒地意识到：“在经济方面得到自由，就不是傀儡了吗……无非是被人所牵的事可以减少。”[2]163此时的他不再以经济为主要的考量，而强调“无论什么都敢做，但不愿失了我的朋友”，虽然仍不能完全放弃关于生活的“把握”问题；同时，外部的嘲讽攻击也激励了他，使他发出了“我可以爱”的呼声；之外，他对于“生活着”也有了新的认识，认为在工作之外，还须稍有享受生活“自己玩玩”的空间；而只会更坏不会更好的社会变化，也使他日益感到要有一个亲密的伴侣……然而，对于自己的这份已经不能割舍的爱情，鲁迅仍不免心有疑虑，不同的是，如果说《伤逝》主要疑虑的是险恶的外部势力对个人生存基础的直接的摧毁，进而导致爱情的死亡，那么此时，他所关注的乃是现代爱情的内部问题，疑虑的是：自己能否要求和接受别人的牺牲？爱恋的双方当怎样处置相互关系中可能存在的牺牲？
此时的鲁迅首先碰到的问题是，许广平对他的爱情是否确然，是否到了愿意和他结合的程度？这一疑虑似乎多余，却是不然，如我们所知，同是女师大学生的石评梅就因为高君宇的始终未能摆脱旧婚姻而没有完全接受他。当这一问题得到了许广平确定的回答后，鲁迅对将要走的“路”更有信心了些，并恳切地反省道：自己“一生的失计，即在向来不为自己生活打算，一切听人安排……再后来思想改变了，但还是有所顾忌，这些顾忌，大部分自然是为生活，几分也为地位，所谓地位者，就是我历来的一点小小工作而言，怕因我的行为的剧变而失去力量。这些瞻前顾后，其实也是很可笑的”[1]221。但是，他却仍有心结未能解开，那就是前信中说到的“有所不忍”——亦即不忍许广平的牺牲。之后，地处厦门、广州的两人在信中就“牺牲”一词作了多种、反复的“辨证”，以至许广平不由地要哀叹书信的“讨厌”：“不能达意于万一。”[1]231所谓“有所不忍”，在鲁迅想来大约有以下几个方面：许广平是一个有才华并热心社会活动的女性，让她以陪伴自己为主要的生活，对她是否是一种牺牲呢？此其一；其二则是，自己不仅年长许多，且是一个有“家累”的人，现在虽然觉悟到“还可以爱”，对她却是否是一种牺牲呢？她又将如何面对人们的反应呢？事实上，除了社会的反应之外，许广平家庭的一面也并非没有障碍，她和鲁迅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没有跟家里说过，直到怀孕后，姑母从广州来看她时她才说破；其三，今后既有“再作一些事”的打算，那么难保不再遇到险恶的环境，让她跟着受苦，也未免是牺牲；之外，日常的生活也难免不是一桩消磨人的意志和体力的事……凡此种种，都使鲁迅“有所不忍”。11月20日，距“三条路”的提出不过5日，在回应许广平“你敢说天下就没有一个人是你永久的同道吗？有一个人你就可以自慰了，可以由一个人而推及二三以至无穷了……”[1]210的表达时，鲁迅直接点出了“牺牲”的问题：
“至于还有人和我同道，那自然足以慰，并且因此使我自勉，但我有时总还虑他为我牺牲。”[1]213
12月6日又再次提到“牺牲”的问题：
“其实我这半年来并不发生什么“奇异感想”，不过“我不太将人当作牺牲么”这一种思想——这是我向来常常想到的思想——却还有时起来，一起来，便沉闷下去……”[1]232
后人曾批评鲁迅，尤其是一些女性研究者，认为他日后不让许广平出去工作，和他早年的女性解放思想不无矛盾。其实，从一开始，鲁迅就知道在他所走的第三条路中许广平是要有所牺牲的，从未许诺过一经结合便能像王子和公主那样“从此幸福地生活在一起”，这也就是他不无迟疑、要和许广平反复讨论的原因。南下前他和许广平的“先工作两年再安排见面”的约定也是为此，而对许广平在广州期间的生活、工作鲁迅则多怀了关心：“你初作事，要努力工作，我当然不能说什么，但也须兼顾自己，不要‘鞠躬尽瘁’才好”[1]139；在鼓励她积累经验的同时，也告诫不要滑入“小地方拜帅”；而在请她“给我一条光”之后，忽而却又表示“H·M·不如不管我怎样，而到自己觉得相宜的地方去”[1]215，并自责“H·M·正要为社会做事，为了我的牢骚而不安，实在不好”[1]216，以至许广平要以激将的方式反问他“你愿意我终生颠倒于其中而不自拔吗？而且你还要因此忍受旧地方的困苦，以玉成我‘为社会做事’么”[1]231，引得他赶忙表示对她的为社会做事多有鼓励，不过是“以为在社会上阅历几时，可以得较多之经验而已，并非我将永远静着，以至于冷眼旁观”[1]232，一再表现出其犹疑不决的状态；或者说，他乃是希望许广平以自己的经验来抉择。这应当符合他一贯的思想，在《娜拉走后怎样》中，他便曾假设：“娜拉要怎样不走呢？……这女人是已经结婚的，然而先前有一个爱人在海的彼岸，一日突然寻来，叫她一同去。她便告知他的丈夫，要和那外来人会面。临末，她的丈夫说，‘现在放你完全自由。（走与不走）你能够自己选择，并且还要自己负责任。’于是什么事全都变了，她就不走了。”[2]158-159显然，在鲁迅看来，人首先要有选择的自由，其次是要对自己的选择负责；是否“牺牲”，亦是如此：“然而上文，是又将娜拉当作一个普通的人物而说的，假使她很特别，自己情愿闯出去牺牲，那就又另是一回事。我们无权去劝诱人做牺牲，也无权去阻止人做牺牲。况且世上也尽有乐于牺牲，乐于受苦的人。”[2]163
对于鲁迅一再提到的不忍和牺牲，许广平的回答是：“其实那一个人也并非专为别人牺牲，而且是行其心之所安的，你何必自己如此呢？”[1]241——是“而且是”，不是“而是”，一字之差，表明许广平也是认识到其中是要有牺牲的，只是“行心之所安”，是自愿的牺牲。在隔几日的信中她并进一步辨析道：“牺牲者，谓我们以牛羊作祭品，在牛羊本身，是并非自愿的，故由它们一面看来，实为不合。而‘人’则不如此，天下断没有人而肯任人宰割。倘非宰割，则一面出自维护，一面出自自主，即有所失，亦无牺牲之可言。”[1]243这样的思路和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中的说法显然不无一致，然而因为这一次是直接牵涉到所爱的“她”为自己牺牲，所以鲁迅不能不格外地郑重；此外也是因为近些年来的切身经历，使他对即使是自愿选择的牺牲也不能一无负担了，他在复信中这样写道：
“人们有自志取舍，和牛羊不同，仆虽不敏，是知道的。然而，这“自志”又岂出于本来，还不是很受一时代的学说和别人言动的影响的么？那么那学术的是否真实，那人的是否确当，就是一个问题，我先前何尝不出于自愿，在生活的路上，将血一滴一滴地滴过去，以饲别人，虽自觉渐渐瘦弱，也以为快活，面现在呢，人们笑我瘦弱了，连饮过我的血的人，也来嘲笑我的瘦弱了……我并没有略存求得称誉，报答之心，不过以为喝过血的人们，看见没有血喝了就该走开，不要记着我是血的债主，临走时还要打杀我……他们的这种办法，是太过的。我近来的渐渐倾向个人主义，就是为此；常常想到像我先前那样以为“自所甘愿，即非牺牲”的人，也就是为此；常常劝别人要一并顾及自己，也就是为此。”[1]249
除了指出以为是“自志”的其实很可能是“一时代学说或别人言动的影响”外，鲁迅还谈到了自己近年对“自所甘愿”体验的变化，这一切无非都是为了提醒对方进一步的考虑。之后，有关牺牲的问题，“两地书”中没有再讨论下去，一来鲁迅已决定去广州，另有许多要商量安排的大小事情，二则也是因为鲁迅对“自所甘愿，即非牺牲”的反思，是他本身的特殊经历的产物，并不适合于他们两人的关系。经过这一番的讨论后，鲁迅和许广平终于决定走到一起了。之后的岁月里，许广平也曾有过出去工作的想法，对鲁迅的“不准”或也不无意见，却终于没有出去，在鲁迅的有生之年一直陪伴在他的日常生活中，是现实的需要和环境所“迫”，却也未尝不是对自我选择的承担——从而与鲁迅一起，以持久的坚持和承担，打破了世俗的中伤，避免了多年前《伤逝》中所担忧的悲剧，为现代中国留下了伟大而壮丽的一页。
参考文献：
[1]鲁迅. 鲁迅全集：第 11 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34.
[2]鲁迅. 鲁迅全集：第 1 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322.
[3]鲁迅. 鲁迅全集：第 2 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12.
图片素材：来源网络，若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