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逸对心学的解读，确实对当下缺乏传统文化基本功底的人，有非常好的指导意义。如果不知道传统文化的基本概念术语，不理解当时的文化学术背景，看《传习录》肯定云里雾里。而以西方哲学意义上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来解读，又太深奥难懂。
简而言之，王守仁认为，当下每一刻培养善念，克制私欲，自然能达到人心“至善”的本体，具体修炼方法是静座冥想，对应的技术细节似乎失传了。
现代人读《传习录》的最大障碍，是明朝知识分子在学术研讨当中涉及的学术常识已远离我们了。我们需要首先熟悉基本的儒家经典，至少先熟悉四羽，还要熟悉这些儒家经典的朱熹版，有了明朝知识分子的常识，再尽情想象一下他们对这些常识的感情。任何学术都有时代背景，学术都有其重心，如果站在现代人的角度来看，费解之处将会很多。孔子所推崇的周礼时代，统治都往往同时也有父家长的身份。秦汉以降，血缘依附关系荡然无存。
在朱熹的哲学体系里，天理是属善的，人欲是属恶的，“存天理，灭人欲”就是一个去恶向善的过程。天理即至善，儒家的天理其实就是道德，和我们现在所理解的物理几乎没有关系。王阳明所谓“至善”就是心之本体，意味着我们的心的原始状态就是至善的，就是只有天理而没有一毫人欲的。推论：我们所有人生来都是圣人，“看到满大街都是圣人”。
以今天的知识来看，善恶只是为估社会的伦理观念，是由风俗形成的，而且善恶的标准总是因时因地而异，所以在竹子之类的东西上肯定找不出善的成分。同样，善恶也不在我们心理，不是我们的先天特质，而是我们所生活的社会潜移默化中灌输给我们的。所以，探究善恶问题，只能从社会结构上着手，借助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手段。当然，古人没有这样的见识，朱熹和王守仁都相信至善是人与生俱来的一种心理预设，而人之所以有恶，首先是气禀的差异，正如人天生便有智力差异和形体健全程度的差异一样，其次是私欲的遮蔽，因为感官受到外物的不良诱惑所致。
至善既然是与生俱来的一种客观存在，我们这些被私欲遮蔽了至善的人又该怎样认识到它呢？朱熹的经典方法是，不断去穷究一事一物背后的至理，由积少成多而触类旁通，最后豁然贯通，洞见宇宙万物的终极真理。这是一种很自然方法论色彩的见识。但是，至善到哪里去了？朱熹果然还有另外的说法：终极真理不仅仅是客观的实然规律，更是应然的道德导向。格物，便是对一事一物所蕴含的道理穷究不已，不但要知其然，还要知所以然。
我们看到朱熹哲学的模糊性：他所谓的格物至各大如果仅仅针对客观世界的话，完全可以自圆其说，今天所有的科学工作者----无认在自然科学抑或社会科学领域----可以说都是通过这种方法来认识世界的，然而朱熹偏要引入道德价值，于是情形就近似于牛顿当时所做的事情：他发现了宇宙万物之所以如此运转的基本力学原理，因此证明上帝作为“第一推动”的存存在，相应刘明我们这个世界之所以存在的道德意义。
★我们能够想象，用朱熹的方法格竹子确实能够格子出一些生物学上的客观知识，但确实格不出任何道德意义来。而王守仁是从纯然的道德意义上理解朱熹版格物致知的，格竹子竟然格不出道德的所以然，这当然会让他恼火。从这个角度上，王守仁对朱熹发出的质疑也确实是很有力的，朱熹那套办法纯属“义外”，竹子何曾蕴含着道德价值？推而广之，万事万物又何曾蕴含着道德价值 ？一切道德价值都在于人心，只是会表现在人和万事万物的关系上罢了。所以，寻求天理，或才说寻求至善，唯一的途径便是反救诸已，从自己的内心去体认，一切向外的路都是歧途。
★徐爱问：至善如果只向内心去求，恐怕对天下事理不能掌握完全吧？我们很容易会想到，一个只向内心求至善的人该怎么掌握客观知识或者技能型知识呢？譬如掌握化学知识或者会骑自行车？王守仁给出了一个纲领性的答复：“心即理。天下哪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呢？”这是阳明心学的一个经典论断，倘若我们不了解王守仁所关注的只有道德而不及其他，自然会觉得这个论断实在匪夷所思。古汉语是一种相当含混的语言体系，适宜写诗，但不适宜辩理，在表达思辨性内容的时候往往差强人意，平白造成很多理解障碍。这里王守仁提出“心即理”，按语法理解就是“心就是理”，事实上王守仁绝没有这个意思，他真正要表达的是，每个人的心中都蕴含着全部天理。不用朱熹的方法求之于外，反过来向内心去寻求，把遮蔽着内心的私欲一一清除，恢复“心之本体”，即心的本为面目，那是一种天理充盈而无一毫私欲的状态。那么，心的本来面目真是这样的吗？以今天的知识来看，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如果事情真是这样，人类这个物种早就在残酷的自然竞争中被淘汰掉了。而儒家的性善论之所以能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大行其道，因为这是几乎所有都乐于接受的理论，也是统治者乐于推行的理论，并且，作为第一个系统阐述性善性的大儒，孟子的磅礴论述对于缺乏现代知识的受众来说真的很有说服力。无论朱熹还是王守仁，他们对天理与心的理解都是扎根于孟子的“四端论”。恻隐之心，羞耻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他们分别是仁义礼智的萌芽。
我们确定有一种对他人的遭遇感同身受的能力，这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心理结构。掉进井时的不是小孩子，而是小猫小狗，它们的哀鸣声也会激发我们同样程度的恻隐之心。各类哺乳动物在婴儿期的哭声极其相似，就连动物妈妈都无法分辨。失去宝宝的动物妈妈在听到动物幼崽的哭声时，极有可能向它倾注全部的母爱，无论它的相貌和自己所属的物种多么不同。因此，恻隐之心的道德也就因此变得可疑了。我们的眼界比古人开阔，会看出羞耻心无非是习俗后天熏染的结果。（古代社会价值一元论）羞耻心是与生俱来的，它是自尊心的另一个名称，可以促进个体对自己所在族群的价值体的认同感，显然也属于群居动物的生存优势之一。但为何羞耻或为何感到伤了自尊却没有百世不易的标准。（因时因地，羞耻的标准不同）
孟子毕竟生活在遥远的战国时代，所讲所论都一一些极尽朴素的认识，在“论知识分子的自我修养”这个问题上，朱熹和王守仁无非是对孟子的朴素说法做了神秘的玄学包装罢了。所以，如果可以抛开形而上的依据，我们完全可以从最简单易懂的孟子“四端”论入手，那么，无论存天更有、灭人欲也好，格物致知也好，致良知也好，一切的自然修养都无非是儒家的价值观里悉心培养“四端”，使自己变成一个心中充满了恻隐之心、羞耻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的人。如果哪一天你的自我修养真的达到了这种程度，你就可以欣慰地告诉自己：“真好啊，我已经是一个圣人了！”
当然，说起来容易做来难。方法虽然就这么简单，但这需要你每时每该都专注于培养善念、克制恶念，最后达到恶念自然面然就不会发生的地步，面善念会成为你就对每一个具体事物时下意识的反应。
儒家确实有很烦琐的礼仪，因为儒家原本的角色大约相当于今天所谓的司仪，是各种仪式的主持人。儒家推崇的是一种非常具有仪式色彩的生活方式，因为他们非常看重仪式的社会功能。
立乎其大，一通百通。陆九渊曾经说自己没事的时候就象一个完全无知无能的人，一旦有事情需要解决，忽然又象一个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人。陆九渊所谓的“事”都是人际关系方面的，或者是社会性、政治性的事务，否则很难想象让他去编程或维修一台精密保仪器，他是不是真能有这样惊人表现。不过，技术性的工作确实不在古代君子的考虑范围，那是小人的事，“君子不器”，只用考虑管理性的事务，即社会性、政治性的事务。
英国哲学家贝克莱“存在就是被感知”的命题。王守仁所关心的仅仅是道德问题，他完全没有西方式的纯粹知识意义上的常常趣味。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简史》里认为王守仁表明的是一种独特的宇宙观：宇宙是一个精神的整体，其中只有一个世界，就是我们自己经验到的这个具体的实际世界。这样，当然就没有朱熹所如此着重强调、抽象的理世界的地位。
朱熹和王守仁虽然都有“天理”这个概念，但指范围不同。朱熹的天理所指范围更广，不限于道德层面，譬如在世界上第一栋房子出现之前，建造房子的理便有存了，而在道德层面上，在人类出现之前，仁义礼智、孝悌忠信之理便已经存在了。王守仁持相反的看法----用冯友兰的话说：“如果没有心，也就没有理。如此，则心是宇宙的立法者，也是一切理的立法者。”冯友兰哲学趣味太强，以至于总是不自觉地将阳明心学往哲学上理解，而事实上王守仁对宇宙论、本体论这些问题全不关心，他所谓的“天理”仅仅是《大学》三纲领当中的“至善”，所以王守仁所谓的心往往不是哲学认识论意义上的心，而是儒家传统下的道德的心。至于王守仁所谓的物，也并非我们一般概念中诸如一草一木那样的客观事物，而是从人际关系意义上来讲的。当道德的心和万事万物发生关系，发所发生的当然就是道德关系。而当任何一种道德关系发生的时候，其道德意义还是在心里的。所谓“心外无物”，无非就是这个意思，只是因为王守仁没有讲明他所谓的心是道德的心，换言这，他没有像现代学者那样按照现代学术规范做出明晰的概念限定，不严谨的表述造成了太多的理解障碍。我们把王守仁的物换成有道德意义的物，就更容易理解了。
“君子不党”是一个古老的儒家命题，它意味着君子应当凭借理性和修养来扭转自己身上那种渴望拉帮结伙的低级天性，依自己的主见行事，而不去逢迎某个正式或非正式的团体。
小孩子在人际关系上的表现比成年人更接近本真，换言之，更加“野蛮”。他们用来打击同伴的最有力也最常用的武器就是拉拢全班同学来孤孤立他，譬如“我们都不要和某某说话”。相应地，处于弱势的孩子总是竭力避免被孤立，为此他们会做一些很不情愿的事情，而那些本来持无所谓态度的同学仅仅为了和大多数人保持一致，便往旆甘于变身为被孤立者的敌人。☆这是人类的天性。作为群君动物，我们总喜欢拉帮结伙，不能忍受孤独的境地。☆无论我们是君子还是小人，无论我们是怎样的人，总需要使自己归属欲望得到满足。而只有当终极的归属目标被视为天经地义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享受到归属感带来的愉悦和慰藉。人类历史上出现过很多终极归属目标，诸如国家、阶级、宗教。。。君子不党，是一种精神层面的炫耀性消费。上层人士永远力图使自己下下层形成一目了然的区别，无论在穿着打扮、言谈举止甚或一切重要的行为模式上都在向下层标榜这样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我不属于你们！”
年龄越小，本真的色彩则愈浓，所以在小孩子身尤其表现出扎堆抱团的特点----如果“同学们都怎样怎样”而自己不能怎样怎样的时候，他们不仅会痛苦，甚至会恐惧。于是他们会喜欢同样的打扮，迷恋同样的明星，喜欢同一本书。在商家眼里，这是一个何等 理想的巨大市场啊。手机市场就是一个典型，学生党追求一致性，“同学都有，我也要有”，而成年且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即便真的喜欢街机的款式和功能，往往也会果断舍弃，另先一个相对小众的型号。在更加深刻的意义上，归属感其实影响着我们的平等观念，“属于”使我们顽固地追求平等，以一种近乎病态的执拗想要和他人保持一致；“不属于”使人们顽固地追求不平等，刻意与他人有所区别或疏离。我们有追求平等的天性，同样有追求不平等的天性。当我们试图对一些所谓的自然权利寻求普世认可的时候，其实不可能提出任何足以自圆其说的理据，最多不过是在所有人的归属感的两极这间找一个最大公约数罢闻。
王守仁认为，所有有关“至善”的道德知识在孔子以前的典籍里一应具备，后人要做的只是传承罢了。（这种认识是不是很可怕？)
曾经有人批评陆九渊，说他的全部学术只是信奉孟子说的一句话：“先立乎其大者。”陆九渊的回答简直直接：“诚然。”从内心入手，立乎其中，只抓纲领性的问题，自然就会纲举目张，一通百通。王守仁的立言宗旨与陆九渊如出一辙，如果算上必须的辅助说明性文字，两三千就已经绰绰有余了。
今天恐怕很少有智力健全的人会认同这样一种社会形态，我们知道哪怕仅仅是道德问题也远不是千言万语所能说尽或说清的。道德即使象王守仁所说的那样需要求之于心，表现为自我修养，但我们必须承认的是，道德归根结底是人际关系的衍生的，倘若没有人际关系便无所谓道德，换言之，对于荒岛独自求生的鲁滨逊来说是不存在任何道德问题的，只有当“星期五”出现后，道德问题才随之发生。☆所以在今天显而易风的是，道德，或王守仁所谓的天理，其根源只在人际关系上，而不在任何人的心里。☆
★道德问题是人际关系的衍生物，就必然会随着客观知识而变化。王守仁所谓的天理，很大程度上不过是社会习俗内化在我们心中的行为守则。我们不妨参照孙悟空的一生：他头上的紧箍就是社会习俗的制约力量，对他每一个恣意而为、触犯习俗的举动施加惩罚，久而久之，他终于修成正果，紧箍消失了----确切地说，是头上的紧箍内化为他心里的紧箍，从此他的任何“恣意而为”天然地都会囿于社会习俗的规范之内，不会有任何出格的念头，这也就是孔子所谓“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了。
★《大学》讲格物致知，究竟格物是什么意思？其实我们找不出确切的解释。以现代学术的标准，我们应当拿出文字学的证据，罗列几种可能成立的解释，将正确答案悬置不论，留待将来的考古新证，但古人却不这样想问题，因为这在他们而言与其说是学术问题，不如说是意识形态问题，意识形态问题一定要黑白分明，哪能存而不论呢？朱熹训“格”为“至”，格物的意思因此就是“穷至事物之理”，即穷究事物背后的终极原理。王守仁认为这个“格”是纠正的意思。所谓格物，就是一种自我反省的功夫，心里每动一个念头，只要其中含有不道德的（或者说属于“人欲”的）成分，都要立即纠正；只要无时无处都这样做，“人欲”就会彻底消失，心中满满充盈着天更有，这就是所谓的“穷理”，即《大学》三纲领之一的明明德。
王守仁所宣讲的“格物”理路是，人心具备全部的天蚕，即具务十足的“至善”，只不过被不同程度的人欲遮蔽住了，所以只要刻意留意，刚有人欲闪现就把它扼杀了，久而久之，人欲就被清理净尽，天理或“至善”就便会完全显露出来，王守仁后来常用镜子来做比喻：我们的心天生就是一面明镜，只是被尘土遮蔽了光明，而朱熹版的格物说只是教在照上用功，拿这面镜子东照一照，西照一照，殊不知镜子本身又脏又锈，再努力又能照出什么？正确的格物方法是在“磨”上用功，一点点清理灰尘和锈迹，使镜子恢复光彩照人的本来面目。
心学似神秀的福音禅学，但这修养说来简单，修起来却着实辛苦。今天人诱惑太多，对任何一个身心健康的人来说都难如登天。春秋时代是“三省吾身”，仅就着急事项做几次反省罢了，王守仁却教人时时处处提高警觉，拨除每一个刚刚露头的人欲萌芽，这该需要何等惊人的毅力啊。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江湖的本质就是派系，派系最看重的品质就是忠诚，这是人类作为群居动物的亿万年的进化史上被血与沙打磨出来的或许不那么光彩的天性。很少有人能够在不同派系间左右逢源，而那些不站队的逍遥派很难获得任何一个派系的支持，于是，貌似带有利他主义色彩的“忠诚”其实是对人类个体而言的一项生存优势，尽管它会给你带来一些不必要的、你原本也无意开罪的敌人，但它会也会给你带来最大限度的支持和保障。
五经重点讲“礼”，孔子重点讲“仁”，孟子重点讲“义”，朱熹重点讲“理”，陆九渊重点讲“心”，王守仁重点讲“良知”。良知其实包含了仁、交、理、心。所谓良，即先天具备的意思。
通过“夜气”窥见良知的萌芽，通过“集义”将良知的萌芽培育为参天大树，这也就是致良知的工夫了。所谓“集义”，就是为断在心中积累正义，具体方法就是永远依照道德的指引做事，绝不做一件于心有愧的事，因为只要做了一件，心中那充沛的浩然之气就会泄掉。
虚舟境界：做一个通俗的解释，就是说，一个先要不把自己当人，然后别人也不把他当人，这样就算他“撞到别人”，人家最多只会觉得倒霉，却不会怪他。表现在实际生活中，这大约就是就事论事、对事不对人的态度，只要你始终就事论事、对事不对人，人们也很清楚你这样的做事风格，那么无论你的广告伤害到谁，对方也不会觉得你是在针对他，对你的恨意也自然不会太深，如果不是全然无恨的话。然后儒家一贯策略恰恰相反，是对人不对事的，所谓“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政治要清明，就必须君子在位，小人在野。
静座冥想修炼达到的物我合一的神秘体验，基督徒称之为神喜，道教徒称之为坐忘，佛教徒称之为因定生彗。。。现代科学家将之当作大脑神经的一种特殊状态来研究。
罗洪先：极静之时，但觉此心本体如长空运气，大海鱼龙，天地古今，打成一片。
神经科学家发现了冥想的许多益处，诸如反应速度变快，不易受到压力的影响；还发现高阶冥想者（无论何种信仰）都更容易使自己达到聚精会神的状态，与职业音乐家与职业运动员近似，他们只需要最低程度的意识控制，就能让自己的表现处于最佳状态。《环球科学》2015年3月有一篇题为《冥想之力重塑大脑》的长文，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
只要掌握冥想技术就足以获得平常心或抗压了，阳明心学的人文意义反而无足轻重。我自己的体会，人如果做自己最感兴趣的事，高度专注下确实可以进入非常聪明的状态，所谓文如泉涌，思如。。。阳明心学许多匪夷所思的内容正是来自冥想的结果。以理性包装非理性，以非理性诠释理性，这正是王守仁最核心的学术进路，所以他很难说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学问家，而我们也不宜以纯粹的学术思维来理解他的话语与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