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风口已至，商业银行如何谋变求生？

所谓数字化转型，实则是银行系统性的重新定义，包括组织架构、业务流程、业务模式、IT系统、人员能力等的变革。数字化将驱动业务发展，提供经营管理的抓手，创新商业模式，进而带动银行业务的内生增长

文 |吴菲

编辑 |张静

“当今世界，没有什么比金融科技的变化更令人振奋，没有什么比金融科技的变化以及它的摧残力更令人恐惧，因为它的速度和规模是如此之快。但是这个浪潮的到来不可避免。”12月26日，在中原银行和《财经》杂志社联合主办的“数字经济与商业银行转型”高峰论坛上，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原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IMF副总裁朱民直言，金融科技正在颠覆现有金融机构。

不久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2020年的六大重点任务，在“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任务中，会议首次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

国家网信办发布的《数字中国建设发展报告（2018年）》显示，2018年数字经济占GDP比重34.8%，数字经济发展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7.9%，贡献率同比提升12.9个百分点。

对于数字经济，可以理解为：通过不断升级的信息工具和信息技术，提高资源优化配置效率，推动社会生产力快速发展，实现人类经济形态的转变。

近年来，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被广泛应用于经济金融领域，在给我们的生产生活带来深刻变革的同时，亦催化了传统机构的转型升级，这其中就包括推动我国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商业银行。

凭借强大的数据支撑、高效的业务处理能力和嵌入式的客户体验，部分金融科技机构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抢占金融市场，大有“外行”赶超“内行”之势。要想在飞速发展的数字时代立于不败之地，商业银行尤其是中小银行的数字化转型，已经“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颠覆”：多重挑战夹击

“当今世界，没有什么比金融科技的变化更令人振奋，没有什么比金融科技的变化以及它的摧残力更令人恐惧，因为它的速度和规模是如此之快。但是这个浪潮的到来不可避免。”12月26日，在中原银行和《财经》杂志社联合主办的“数字经济与商业银行转型”高峰论坛上，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原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IMF副总裁朱民直言，金融科技正在颠覆现有金融机构。

这种颠覆体现在：金融科技把金融机构从一个内生的、封闭的系统，变为一个外生的、开放的、合作的系统。朱民进一步指出，金融科技是把金融业的产业链拉长、拉细、打开，垂直切分进去，如果你还是封闭的，就会跟不上。简而言之，金融科技把金融机构整个内生的生产过程，变成了一个外生的、市场化的过程，整体的经营理念、组织框架、企业文化等都要从根本上发生改变。

对金融机构从业者来说，“颠覆”的感受恐怕更为深刻。一名国有大行高管曾向《财经》记者回忆称，“马云2007年来到北京，跑遍了几乎所有的大型金融机构，想寻求与后者合作，把自己的科技设想跨越一步到金融中来。但很遗憾，当时几乎所有的大型金融机构，都没有足够的视野去接纳马云。后来马云回到浙江，喊出了‘银行不改变，我们就改变银行’的口号。他这样说了，也确实做到了。”

如今，银行是否主动“拥抱”金融科技，或已关乎命运。“当金融科技逐渐渗透到金融领域，现代银行要想继续发展，就看是否能迅速地‘拥抱’金融科技。当然，这个“拥抱”还不能是简简单单的拥抱。应是深度的‘拥抱’，即需要大量的投入、大量的思考。不是说我拥抱一下，我的业务可能会好一点，现在是你不‘拥抱’就会致命，不‘拥抱’就会被淘汰出局。”《财经》杂志社总编辑王波明如是阐述商业银行尤其是中小银行“拥抱”金融科技的重要性。

商业银行到了不得不变的时候。但事实上，变的背后不仅仅是应对金融科技公司的颠覆性挑战，亦是商业银行走高质量发展之路的现实要求。

经营压力的增加便是银行必须面对的现实挑战之一。中原银行行长王炯直言，利率市场化下，利差水平不断被压缩。一方面，随着金融知识的普及，人们对金融认识的不断增强，客户通过理财提高收益的倾向不断提高，银行负债端成本不断增加；另一方面，由于信息的获取更加便捷，使银行在优质资产上的竞争更加激烈，资产端定价不断下降。在资产负债端的双重挤压之下，终致银行整体利差水平不断降低。再者，随着优质客户脱媒，迫使银行选择中小企业客户、C端客户，风险成本抬升。

此外，伴随客户对体验的要求日益多元化和高标准化，需求更加个性化、差异化，行为更加趋于线上化等，这些都要求商业银行在数字化浪潮下，不能固步自封，必须借助外力，形成合力，增强实力，在科技变革中把握住机遇。

在这场数字化变革浪潮中，中小商业银行面临着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局面。一方面，借助科技力量，中小银行有可能挖掘出自己的特色优势，实现某些业务超越式的发展；另一方面，行业格局有可能形成强者恒强的形势，中小银行可能与行业巨头拉开更大的差距。由此可见，想在飞速发展的数字时代立于不败之地，商业银行尤其是中小银行的数字化转型，已经“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转型路径之差异化探索

在此背景下，商业银行的数字化转型启动并不断加速。所谓数字化转型，实则是银行系统性的重新定义，包括组织架构、业务流程、业务模式、IT系统、人员能力等的变革，银行转型后，数字化将驱动业务发展，提供经营管理的抓手，创新商业模式，进而带动银行业务的内生增长。

此前，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发布的《中国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调查研究报告》（下称《报告》）显示，参与其调研的75%的银行正在或已经制定了全行级数字化转型方案，超过70%的银行在招募数字化人才、建立全行统一的大数据平台、搭建平台整合金融与泛金融场景、改善线上渠道和交互体验等方面已采取措施。

《财经》记者注意到，近年来，不少银行的确相继将金融科技置于整体发展战略的重要地位，通过加大相关投入，逐步探索出具有自身特色的差异化转型路径，并颇见成效。

以中原银行为例，据该行董事长窦荣兴透露，成立之初，中原银行就确定了“科技立行、科技兴行”战略，从2018年开始，在全省金融业率先启动数字化转型，通过试点先行、分批部落化的方式，构建了线上化、数字化、智能化的服务场景和生态圈。

据了解，基于全面的数字化转型模式，中原银行确定了“一横四纵一基石”的转型内容框架，打造数字化银行。具体来看，“一横”指项目群的精益管理，确保转型项目群各项目成功落地的整体协调和统筹安排；“四纵”则包括敏捷组织、大数据应用、双速IT、科技生态建设。

基于上述路径和策略，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过程中，中原银行取得不错的成绩。截止到2019年6月末，中原银行全行的资产总额达到6520亿元，较2014年成立之初翻了三番，累计实现利税254.2亿元。

“守初心，控风险”

不过，也应该看到，尽管我国商业银行在数字化转型上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总体上仍面临理念、机制、人才、技术、数据等多方面挑战，特别是部分中小银行在转型资源、科技能力等方面存在约束，在转型方向、路径选择等方面尚缺经验，数字化转型之路任重道远。

王炯认为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应该“不忘初心”。“我们是在银行的基础上做数字化转型，因此，需要保持银行的本质，提升金融专业能力，做好金融的专业化经营，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提及当前不少银行陆续在金融科技方面“下功夫”，国际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理事长，原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表示，商业银行在新一轮的转型不是以金融科技为工具，在个别的领域、个别产品做单点的创新，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如今应该在成本收益的特征、风险识别的特征和发展策略的特征，也包括对客户的获取、经营和风险管理等全领域、全方位进行革新。

“此外，应用金融科技不仅是靠资金投入，组织文化、理念上的深层次变革也很重要。传统架构管理过于复杂，按条线和部门设计，断点多、协同差，难以形成合力，因此要调整我们的组织结构去适应这样的转型。而组织结构的背后是企业文化，未来要尊重第一线，让鲜活的需求迅速的地反映到管理层、决策层，这样才能迅速迭代，不断地满足客户需求。”马蔚华说。

毋庸置疑，商业银行的数字化转型必然要以开放的心态“走出去”，通过与合作伙伴产生交互，再结合自身的资源禀赋，探索建立“自有生态”。但在“走出去”的过程中，还应该做到有效“控风险”。

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区块链工作组组长，原中国银行行长李礼辉直言，“我常说三句话：金融的业务性质是用别人的钱做自己的生意；金融业的特征是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风险；金融的社会属性是经济枢纽、百姓钱包。所以，我们在金融领域应用新的技术，必须要保护客户信息的安全，维护金融资产的安全和可靠。”

某股份制银行原高管亦曾强调，银行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要充分认识自己的产品和特点，不能照搬互联网企业或者金融科技公司的做法，不能为了流量降低风险的标准。

的确，只有守住合规底线，擅用技术并有效防控伴生风险，数字化转型才能行稳致远。同时亦需注意，数字化转型并非一蹴而就。

“进入数字经济时代的转型是一个永远的过程，不能轻言转型成功。”王波明认为，伴随新技术的不断出现，银行转型和相应的投入都需要继续，因此没有转型成功这一说法，这是一个持续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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