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劳的年代 | 2019年，劳动者经历了什么？
记者：林子人
编辑：朱洁树
在这样一个“风险社会”里，劳动者要如何应对工作制度的结构性变化，重新找回彼此的联结，共同对抗制度性不公？
”2019年，是全球劳资双方博弈更激烈的一年，许多劳动者焦虑感愈来愈深。
从数据来看，2019年的就业情况并不乐观。跟据恒大研究院《中国就业形势报告：2019》披露的信息，2019年上半年，中国城镇新增就业同比减少2%，领取失业金人数和再就业人数增速均有上升；“找工作”“招聘”“招工信息”“失业金”等求职相关关键词的百度搜索量激增。12月24日，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稳就业工作的意见》，意见提出，落实普惠金融定向降准政策，释放的资金重点支持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融资。鼓励企业吸纳就业，确保就业形势总体稳定的六项举措。
不仅是在中国，失业率问题对于各国来说都是随时且迫切需要面对的问题。根据国际劳工组织（ILO）估算，中国在2019年的失业率为4.4%，美国为3.9%，发生黄马甲运动的法国，其2019年的失业率为9.1%，西班牙、希腊等国家，其失业率可达14.7%和18.1%。2019年2月发表的《世界就业与社会展望：2019年趋势》（WESO）报告显示：2018年全球33亿就业人口中，大多数人无法获得充分的经济保障、物质财富和平等机会。而且，即便一些国家在减少失业率方面获得进展，也并不意味着其国民的工作质量获得提升。国际劳工组织研究司司长达米安·格瑞姆肖表示，“就业并不总能保证体面的生活。例如，全球的7亿人虽然有工作，但仍生活在极端或中度贫困中。
图片来源：恒大研究院《中国就业形势报告：2019》
面对着外部经济环境的飘摇，员工不再敢轻易跳槽，企业也在则想办法缩减人力成本，以求自保。在这样的情况下，企业和员工的关系日趋紧张。从2018年9月开始，裁员风潮就从互联网圈席卷而来，京东、腾讯等大厂率先动手。到了2019年，互联网行业依旧在不断“结构优化”，部分知名企业更是爆出了不正当裁员的新闻。对于剩下的员工，部分企业则降低了员工福利，提高了工作要求和强度。
另一方面，在人口老龄化的大背景下，中国从2018年开始启动退休年龄改革，将退休年龄逐步延后至65岁。然而，本应成为社会中坚力量、乃至延长工作年限来为社会创造更多价值的中年人，有些正在被企业当作“低性价比员工”抛弃。当年龄歧视的链条启动，即使是年轻人也开始为岌岌可危的职业前景焦虑不已。能做到65岁的工作，是不是越来越少了？
在今年年底爆出的“网易暴力裁员”等事件，令职场人心有戚戚。更值得警惕的是，新自由主义经济秩序席卷全球的40年，一些资方已将降低成本、提高生产率、不断扩大资本积累视作理所当然。随着人工智能、自动化等技术的迅速发展，人们不免担心，劳资关系的博弈会进一步加剧。
在这样一个“风险社会”里，劳动者要如何应对工作制度的结构性变化，重新找回彼此的联结？
过劳时代的“996工作制”
关键词：马云福报论、996.ICU、996成《奇葩说》辩题、高以翔意外死亡
996并不是一个今年才出现的新词，却在今年实实在在地成为讨论度最高的职场热词之一。无论是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发布的“2019年度十大网络用语”，还是《咬文嚼字》评选的“2019年十大流行语”，“996”都位列其中。这个数字组合用简洁明了的方式描绘了当代上班族的状态：早上9点上班，晚上9点下班，每周工作6天。
长时间加班在中国职场（特别是传统制造业）实际上是一个长期且广泛存在的现象，但是近年来，因发展态势迅猛而被高学历年轻人视作好归宿的互联网企业的加班现象愈演愈烈，让“996”这个词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在公众视野。对于加班文化的谴责，最早可以追溯到2014年一位处于孕期的阿里巴巴员工连续加班，回家后大出血去世的事件。2016年，58同城因为对两万多名员工实行强制996引起员工抵抗。今年1月，有赞CEO在年会上突然宣布公司强制实行996工作制，有赞高管表示，员工如果无法平衡工作与家庭可以选择离婚。
自2018年下半年互联网行业进入下行期后，部分企业开始节约开支，在裁员之后，缩减现有员工福利，延长工时，于是人们开始反思加班。
3月20日，一位互联网行业员工在GitHub上线了“996.ICU”项目，这个名称是“工作996，生病ICU”的缩写，项目页面上分为996介绍、17条劳动权益相关法规和相关实践报告三部分。很快，这个开源项目得到了许多程序员的声援与支持，到3月28日，996公司黑名单与955公司白名单在项目中设立，没有加班文化的白名单公司是为了给想要跳槽的员工指个方向。“反996软件授权协议”的想法被提出，即一旦这个协议被兼容进各个开源项目的授权协议，实行996工作制的公司就不得使用该开源项目。
不仅是互联网企业，加班文化实际上已经弥散于各个行业，这种文化不仅对个人福祉无益，在极端情况下甚至会危及个人生命。11月27日，艺人高以翔在录制浙江卫视《追我吧》节目过程中意外死亡。据现场观众爆料，从26日上午8点半到27日凌晨1点45分事发前后，《追我吧》的录制时间已经达到17个小时。媒体反思指出，熬夜录制是国内综艺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而在行业竞争激烈、生存压力巨大的环境下，明星对此别无选择。
高以翔的惨痛案例指向了一个严峻的事实：这个时代里人们已经被裹挟着进入了过劳时代。关西大学经济学家森冈孝二在《过劳时代》一书中指出，“全球化发展、信息通信革命、消费社会的成熟、雇佣与劳动限制的放宽、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席卷世界等资本主义的跨时代转变”，导致了永不休眠的超强工作模式。即使是在职业声望阶梯上占据更高位置的白领工作者，也无法避免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中被迫贡献出更多工作时间，很多时候，这甚至无需雇主强迫，而是在一种强有力的企业文化中潜移默化地得到了规训。
加班与否也是资方与劳方的重要博弈，在劳动法中对工时的规定是“每日8小时、平均每周不超过44小时”，但部分企业主认为加班是员工对自我未来负责的一种表现。比如4月11日，马云在内部交流中对员工谈及996，称“今天中国BAT这些公司能够996，我认为是我们这些人修来的福报”，“这个世界上，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成功，都希望美好生活，都希望被尊重，我请问大家，你不付出超越别人的努力和时间，你怎么能够实现你想要的成功？”
加班与否的命题，也成为了娱乐节目的辩题。11月，《奇葩说》第六季第五集提出了“感兴趣的工作总是996，我该不该886”的议题。虽然正反两方的辩论都很精彩，但引起最多注意的是导师薛兆丰的讲话。他表示：从博弈论的角度看996，你的竞争对手不是老板，而是跟你一样的其他员工。那些要求996的工作往往是资本密集、变化大、机会特别多的工作岗位。你不愿意996，也会有其他人愿意996。你就需要思考自己有没有议价权，如果没有，那就只有妥协。
实际上，996是“多劳多得”的理性选择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伪命题。界面文化曾在《加班、失业与打零工：互联网如何改变了我们的劳动？》一文中指出：
“员工挤出个人时间投入到工作中，取得的成果实际上大部分由企业收入囊中，员工本人看似得到了高薪回报，却在精神和肉体两个层面都遭受了压抑和损耗。在年龄渐长体能跟不上快工作节奏，或市场不景气的情况下，这些员工通常会迅速沦为弃子。另外，个人在企业中充其量发挥的是一枚螺丝钉的作用，纵然有自愿加班的拼搏精神，但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发挥自主学习和思考能力，获得实质上的个人提升呢？”
另一方面，以薛兆丰为代表的论断，也存在着偷换概念的嫌疑，把劳资双方的博弈变为劳方内部矛盾。
老龄化进程下的职场年龄歧视
关键词：海清谈中年女演员接不到戏、职场中的“35岁现象”、中国劳动力人口平均年龄达37.8岁
2018年，姚晨在腾讯“星空演讲”以《一个中年女演员的尬与惑》为题发表演讲，谈及她对女性在事业与家庭上无法兼顾的感悟，引起了许多共鸣。“中年女演员接不到戏”的讨论延续到了今年，7月28日，海清在第13届FIRST青年电影展闭幕式上表示：“我们一直有一个目标，希望有机会跟优秀的团队合作，这是我们的野心，也是每个演员的野心。岁月赋予我们经验、皱纹、阅历、宽容善良、善于沟通，我们没有传说中那么不好合作。”
海清为中年女演员发声
撇开女演员面临的性别歧视问题不谈，从全社会的角度来看，海清的呼吁实际上也反映了中国职场存在的年龄歧视。去年界面文化曾在老龄化新闻盘点中讨论过这个在公共层面未引起足够重视的问题，一年时间过去，我们看到这个问题依然横亘在职场人面前，令他们如芒在背。
职场中的“35岁现象”已经涉及了许多行业，在互联网行业显得尤为明显。“压力大、薪酬高、年轻化”俨然已是该行业的三大标签。今年，部分互联网企业的“年龄死线”进一步探底，3月，职场社交平台脉脉上有人爆料称，一位32岁的程序员去公司面试，竟然被领导回复年龄太大不合适。
年过30，就不适合在快节奏的互联网行业工作吗？从其他国家的职场现状来看并非如此。有网友用自己的经历举例：曾经参与过一个跨国合作项目，项目里的美国同事最大年龄有50多岁，最年轻的也有超过20年的工作经验，他们依然活跃在编程第一线，是经验丰富、收入优渥、备受后辈尊重的资深人士。
从常识来看，中年程序员拥有更长的工作经历，积累了更多实战经验，在技术上能够独当一面，这一优势是年轻的程序员所不具备的。那为什么企业会更倾向于启用年轻员工呢？从这个角度来分析“35岁现象”，我们不难得出结论：中年（通常在职级和薪酬水平上也更高的）员工就算工作经验再丰富，也不及初出茅庐、拿着行业起薪、有体力和毅力加班的年轻人“性价比高”。
但如果这种思维成为职场的共识，年龄鄙视链一旦树立，所有的员工——无论年纪多轻——都将对自己的职业前景无比焦虑。日前，“最早一批90后步入中年”的标签在社交网络上流传，无疑是这种焦虑心态的反映。“互联网公司30岁以上的员工去哪了？”等话题频繁占据新闻头条，对于即将步入30岁的最早一批90后来说，被“优化”的中年员工的今天就是他们的明天，职场焦虑感扑面而来。
从统计数据上来看，劳动力人口正在老去。根据中央财经大学人力资本与劳动经济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人力资本报告2019》，1985年到2017年间，全国劳动力人口（包括学生）的平均年龄从32.2岁上升到了37.8岁。
老龄化加速的社会大环境也要求中国职场人尽可能延长工作年限。老龄化对社会的冲击是多方面的，对于劳动人口来说，一个最直接的效应是他们承受的养老负担越来越重。中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采取现收现付制度，即用目前正在工作的一代人的缴费来支付已经退休的一代人的养老金。随着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黑龙江、辽宁、河北、吉林等7个省份从2016年起已经出现了收不抵支的情况，且这一数量在不断增加。延迟退休是解决养老金问题的其中一个方案。根据退休年龄改革方案，从2018年开始，女性退休年龄每三年延迟一岁，男性退休年龄每六年延迟一岁，直到2045年同时达到65岁。
国家劳动政策与部分雇主实际操作存在冲突博弈，在“腾讯·大家”撰稿人马立明看来，中年失业已经成为了一个结构性问题，这与员工个人的努力程度无关，而是崇尚“效率至上”的企业将薪酬较高、精力减退、被家庭分散精力的中年劳动者视作“落后产能”系统性清退的结果。
马立明认为，系统性抛弃中年劳动者是网络时代人类工作模式发生根本性转变的结果之一。起源于18、19世纪的工业社会大规模劳动密集型生产已经成为过去式，随着自动化与人工智能的发展，就业机会在萎缩，企业则在不断抛弃人力这一重资产。在这样的一个“后工业时代”，乌·贝克（Ulrich Beck）笔下的“风险社会”正在成为现实：工作状态越来越不稳定，人才竞争越来越激烈，劳动者面对越来越严峻的劳动无法变现的窘境。诚然，依托互联网进行的一些新兴产业孕育了新的工作岗位，比如电竞选手、网红等等，但就目前来看这些新职业同样有极高的不确定性。
“这种看起来充满机遇、但欠缺持续性的‘后工业时代’，事实上并未让一个人变得更舒适，相反，它进一步加深了人们的焦虑感。大量青年徘徊在新经济的入口处，尝试找到迅速变现的方法；而找到变现方式的中年人，则受困于不可持续发展的状态，遭到了失业的威胁；即使是成为网红的幸运儿，也在思考过气之后如何自保。”马立明写道。
日益失衡的劳资关系
关键词：“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网易暴力裁员；纪录片《美国工厂》
“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
“听我的，一个人说了算，好不好？”
7月底，第三季《中餐厅》播出，节目中店长黄晓明霸道总裁式的言论立刻刷屏。节目组特地在字幕中总结了“霸道总裁要素”：“第一，命令式关怀；第二，不容置疑的权威；第三，字数越少越好；第四，安排绝不说完整。”黄晓明在节目中的表现被戏称为“明学”，网友广泛吐槽：这不就是广大社畜最痛恨的那种老板吗——强调对上级的绝对服从，不听取员工的意见，搞得好就是自己决策英明领导有方，搞得不好就是员工不行执行不力。
11月24日，一则关于网易暴力裁员的消息在社交网络流传。一位身患绝症的网易前游戏策划师声泪俱下地控诉网易HR对他的不公正待遇，“在身患绝症的情况下亲身经历逼迫、算计、监视、陷害、威胁，甚至被保安赶出公司。”舆论发酵后，网易于11月29日下午发布公告致歉，称双方已经达成和解，并强调此次事件是对公司的重大警醒，将从严处分各环节责任人。
11月28日，某自媒体曝光了一份《刑事赔偿决定书》，当事人为某知名科技通信公司前员工，他自述在离职补偿金额方面与公司意见不一，此后因“涉嫌敲诈勒索罪”被拘留逮捕。尽管这位员工最终因“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获得释放，但前后被羁押了200多天。该公司对此的回应是其“有权利，也有义务，并基于事实对于涉嫌违法的行为向司法机关举报”。
面对宏观经济下行带来的压力，企业为了优化运营效率缩减生产规模、启动裁员并非不可理解。然而让人们感到畏惧的是，个别企业不遵守劳动法的规定，用不正当的方式解除劳动合同，或规避离职补偿金。而劳动者本人的个人维权成本相对资方来说很高，需要承担更大的风险。
从文本上看，中国劳动法是全球范围内最偏向保护劳动者权益的劳动法之一。不过赛意企业研究所研究部主任、武汉大学财税和法律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唐大杰在接受界面新闻采访时认为，由于当下的法治环境不成熟，经济水平也达不到，法律中缺少平衡企业与员工利益、促进劳动关系和谐发展的部分。再叠加经济下行的大环境，劳动法的条款较难落到实处，劳资关系的矛盾日益凸显。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聂辉华看来，制衡大型企业妥善处理劳资关系的唯一方法就是加强社会监督和竞争，“一个‘大而不能批评’的企业，比‘大而不能倒’的企业更可怕。”
这两起事件提醒着人们劳资关系失衡的危险，但我们当中的很多人或许还未意识到，8月在中文互联网引起热议的Netflix纪录片《美国工厂》早已向我们警示了这一点。纪录片讲述的是中国福耀玻璃集团于2014年进驻美国俄亥俄州代顿市，雇佣大量于2008年因通用汽车工厂破产失业的蓝领工人，中方管理人员与美国工人“斗智斗勇”的故事。一心想增加工时和提高效率的中方管理人员与在出现安全事故后要求更多员工权益保障、建立工会的美国员工起了严重冲突。在管理层的强硬介入、软硬兼施之下，“反对工会”派在是否建立工会的民主投票中获得了约60%的选票，福耀资方大获全胜。2018年起，福耀美国开始盈利。
《美国工厂》剧照
在纪录片中，工会被资方视为一个降低工作效率、妨碍企业盈利的存在。但事实上，没有工会对雇主的牵制——往大里说，如果没有国家对个体权益的保护和某种兜底——劳动者将被暴露在越来越多的风险之中。即使成立了工会，在新自由主义经济秩序下以逐利为重的企业依然能找到种种方法降低生产成本，维持资方优势地位。
正如界面文化在《<美国工厂>热播：是“美国梦”的破碎还是全球中产的挽歌？》一文中指出的，“资本主义的贪婪本性造就了新自由主义时代的巨大探底竞争，在劳资关系日益倾斜的天平下，不掌握资本的人终将沦为‘进步’的代价，无论身处美国还是中国，无论是车间工人还是办公室白领。”
这并不是一个我们希望看到的未来。
阶级固化与劳动者的未来
关键词：电影《寄生虫》；上海女编剧吐槽“地铁的气味”；“黄马甲运动”一周年；约翰逊带领保守党赢得英国大选
事实上，那个未来已在隐约浮现，大众文化与舆论场内对阶级问题越来越密集焦灼的讨论即是表征。
今年，一部涉及阶级议题的韩国电影——奉俊昊执导的《寄生虫》——在戛纳电影节大放异彩，成为韩国影史上第一部获得金棕榈奖的电影。《寄生虫》讲述的是一个贫穷家庭通过坑蒙拐骗渗透进一个富豪之家，来自两个社会阶级的人碰撞并爆发冲突的故事。
《寄生虫》剧照
这部电影未在中国院线上映，但它却以一种出乎意料的方式与中国的现实产生了某种互文。8月10日，一位名叫张晓晗的微博大V在台风天里发长文吐槽小区物业失职，未能及时解决马桶堵塞问题。文章中，这位刚看完《寄生虫》的女编剧写下了这样的句子：“我们好像尽自己所能去体面了，自如了，住小两千万买的房子，做着所谓人类精英的工作，过着所谓top5的生活，闻得出别人身上的地铁站味道了，和那些暴雨中奔波的人不一样了。”
此番发言迅速登上热搜，在微博上引起广泛争议。如果说张晓晗的言论还带有一点生活不顺气急败坏的“口不择言”，那次日她丈夫周鱼的“护妻长文”则赤裸裸地彰显着发言者对某种阶级鄙视链的体认：“有两种论调，一种是‘在上海两千万算钱吗’，一种是‘有钱了了不起啊’。能说出这样话的，确实是住不起2000万房子的穷X丝，对，穷X丝，我写的就是，说这些话的穷X丝，重复了好几遍，怕穷X丝们看不懂。”
值得注意的是，“地铁站的味道”正是《寄生虫》中的关键桥段：无业游民基泽一家通过种种手段混进朴社长家里工作。暴雨天里，主人一家临时取消出行计划返家，打断了这个“寄生家庭”的豪宅狂欢。情急之下，基泽躲到客厅桌子下面，却听到躺在沙发上的朴社长说闻到了“地铁站的味道”，在朴社长一家的眼里，自家的司机哪里都好，“就是身上有一股奇怪的味道，就是坐地铁能闻到的味道。”
气味因此在电影中成为阶级隔离的一种象征，朴社长对基泽一家身上气味的排斥，象征着上层阶级对社会底层的鄙视和排斥。当底层人意识到自己是社会边缘，得不到丝毫尊重和认可的时候，他们转而用暴力夺回尊严——在电影高潮，看到朴社长捏着鼻子面对浑身血污的自己，基泽心态崩溃，挥刀捅向了对方。电影用一种黑色幽默的方式展现了韩国社会的阶级固化问题，在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的当下中国，我们同样面临着这个问题。但荒诞又悲哀的是，电影中的隐喻随即成为某种文化资本，被部分城市中产援引为谈资，却未能让他们睁眼看向社会底层的艰难处境和阶级社会的制度性问题，而是在金钱铸就的鄙视链里维护自身的体面和安全感。
在中国，热门电影的带节奏和微博大V的言语刺激让人们瞥见了岁月静好表象下暗潮涌动的阶层撕裂。在国外，底层反抗已经从电影走入现实。11月16日，法国“黄马甲运动”一周年之际，示威抗议人士再度强势回归。这场始于2018年11月17日的全国性抗议运动最初是为了反对法国政府的一项燃油税新政，但迅速演变成中下阶层民众的集体性抗议。“‘黄马甲’是一群在全球化浪潮中被日益边缘化的人群，他们在心理上有着巨大的失落感，因此希望通过和平抗议为自己找回在社会中的位置。”上海政法学院上海合作组织研究院研究员周秋君评论称。
“黄马甲运动”
因此，我们应该将“黄马甲运动”置于欧美国家近年来逆全球化民粹浪潮迭起的大背景中来看。界面文化曾在《最便捷的时代，最焦虑的劳动者：零工经济阴影下的你我他》一文中指出，在日益削弱的社会福利与企业越来越“轻资产”的运营方式下，当前全球劳动者面临越来越不稳定的职业前景，始终笼罩在不安全感中。这正是英国经济学家盖伊·斯坦丁（Guy Standing）提出“不稳定的无产者”（precariat）这个概念的原因：
“由于近四十年来，新自由主义浪潮对政府管制与工会力量的持续攻击，作为阶级的‘不稳定的无产者’诞生了，他们以临时和短期的工作为生，收入不稳定，没有工作身份的认同感，缺乏社区的支持与国家的保护。”
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传统制造业工人无疑是“不稳定的无产者”中最飘零、最没有安全感的群体，他们亦是最反对全球化、最担忧移民抢夺经济机会的群体，这种担忧让英美工人阶级集体右转，无论是2016年美国大选还是2019年英国大选，都出现了工人阶级“背叛”长期支持的左翼政党，倒向右翼政党的情况。
牛津大学政治学博士徐曦白撰文指出，后工业时代大批工人因为全球经济的结构性转变而失去工作，他们掌握的技能不足以让他们适应新兴产业，也难以从失业救助金中获得个人尊严，于是将怨愤对准了移民和外国人，这种心理被右翼政党利用，通过煽动民粹和民族主义情绪来赢得选举。然而他们难以看到的现实是，无论是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还是英国脱欧，都无法真正让工人阶级摆脱困境。
尾声：绝望的哀嚎，还是反抗的声音？
劳动人口，顾名思义，指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全部人口中具有劳动能力的那部分。按照国际通用标准，15岁到64岁为劳动适龄范围。他们为社会创造价值，承担养育下一代、赡养老人的责任，他们是社会的基石。当社会流动性较强的时候，他们怀着对“更美好的生活”的希望奋斗，他们的劳动亦能够得到较为公正的回报。
然而从1980年代开始，新自由主义在近40年的时间里统摄全球，成为不证自明的政治意识形态和经济秩序。在这套逻辑下，自由市场竞争被封为圭臬，一些当权者鼓吹私有化和个体责任，国家不再为人民提供服务和保护，个体需要直面一切风险。以人为本的工作环境、优渥的福利待遇、工会和其他资本监督机制，却被贬斥为养懒汉的“白左”思想。
与此同时，劳资关系的天平在不断向资方倾斜，劳动者面临越来越激烈的竞争、越来越不稳定的职业前景，和越来越狭窄的阶级晋升通道。人工智能、自动化等技术革新大大减少了劳动力需求，工作机会似乎在不断减少；知识更新迭代的速度不断加快，弥漫于全社会的“知识焦虑”并非不可理解，毕竟如果你掌握的技能不足以应付知识迭代，你就很有可能丧失就业机会；雇主为了将利益最大化，不断压榨劳动者的剩余价值，996工作制趋于常态，工作吞噬了人们越来越多的生活；更可怕的是，中年劳动者系统性地被“性价比较高”的年轻人所取代——而“性价比较高”的年轻人，也将遭遇来自“性价比更高”的机器的竞争。
如今的雇主“要的是可以像人类一样思考、言说、感受和捡起东西的劳动力——如同机器人一般除了工作之外别无所求”，艾米丽·君德斯贝格与史蒂夫·弗雷泽在新书《上班时间：低薪工作对我的影响及其如何逼疯美国》中观察到，“他们（雇主）坚称工人应摒弃各种凡夫俗子的杂念——家人朋友、衣食住行与喜怒哀乐。”君德斯贝格相信，从事这种“半人半机器工作”的人占美国劳动力总数的将近一半，放眼全球，亦是相似的情形。工人阶级在经济上的不利已经足够恶劣，但君德斯贝格还发现了某种更深刻、更糟糕的东西：“日常的高压让人们失去了同情、耐心以及对新事物的宽容。”
Gillian Wearing，‘I’m desperate’，1992-3
这种情绪引发了民粹主义和排外思潮的崛起，而在绝望的呢喃与哀嚎的同时，也有反抗的行动与反思的声音，这些行动或激进（比如法国“黄马甲运动”），或消极（比如日韩两国屡创新低的生育率）。这一年里，中国的劳动者也有了许多反思与行动。
改革开放四十年里，中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经济高速增长的年代不仅提升了所有中国人的物质生活水平，还造就了庞大的“新中产”群体。但目前，我们已经站在一个新的时间节点上。“大象公会”指出，就在我们看《美国工厂》嘲笑美国工人懒惰的2019年，中国制造业已下滑了整整五年，就业规模减少了近千万。消失的制造业岗位，大约1/3被机器替代，1/3释放到市场的深化分工，1/3转移到海外。在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逻辑的驱动下，资本方一直都有降低成本、提高生产率、扩大资本积累的动力；另一方面，全球民粹和地方保护主义的兴起也让外部经济环境不断恶化，中国企业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这个浪潮还将持续，不掌握资本的人都将不可避免地被波及，即使是办公室白领也是如此。
是时候收起对个体“不够努力”的指责，放眼望向社会结构性问题了。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两级分化——精英攫取越来越多的现代化成果，与劳工阶级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正在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影响越来越多人的生活，打击他们对未来的愿景，磨灭人与人之间的理解与善意。如何寻回劳动者的尊严和价值，在“风险社会”中重拾确定性，将会是在可预见的未来里所有人都需要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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