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6月，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成立。教授有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紧随这 “四大” 之后进入国学院的另一位导师，就是后来被誉为中国人类学和考古学之父的年轻 “海龟” 李济。
1896年6月2日生于湖北钟祥县的李济（字济之），1907年，随时为清朝内务府京官的父亲进入北京南城的五城中学（北师大附中前身）读书，14岁考入清华学堂，1918年毕业后留美。
1923年，李济以他凝聚了三年心血的《中国民族的形成》论文获得哈佛大学哲学（人类学）博士学位，此为第一个中国人获此殊荣，这一年，27岁的李济学成归国。
满腔热血，穿过波涌浪滚的浩瀚大洋，携西学文化的新风与锐气，精神抖擞、豪气飞扬地爬上了黄土飞扬、板结干裂的祖国大陆，回到了赋予他青春和梦想的故乡北京。
1923年，赴河南新郑做第一次考古发掘，李济迈出了由人类学家向考古学家转变的第一步。
1924年，开始田野考古。
1928年至1937年，他主持了震惊世界的河南安阳殷墟发掘，使殷商文化由传说变为信史，并由此将中国的历史向前推移了数百年。直至今日，它依旧被视为人类文明史上最重大的发掘之一。
在李济的梦想里，有成就一位学术界大师的心愿，却没有捞个大官过舒适日子的追求。这个被后辈称作 “刚毅木讷，强力努行，凡学者所需之品德，皆有之” 的 “老学究”，心中装填的是 “新文化、新思想，科学救国、振兴民族” 等理想与抱负。事业上的光彩夺目，在国难当头之时，磨难与痛苦是任何人都未能幸免。
国破家亡山河悲
对于1937年以后的中国人民，应该是用 “烽火连天年” 来形容。卢沟桥事变爆发后，随着隆隆炮火与日机轰鸣，平津地区人心惶惶，谣言四起，各政府机关及工商界人士于纷乱中开始自寻门路，纷纷撤离逃亡。
以北大、清华、南开、燕京大学等著名高校为代表的教育界，同样呈现出一派惊恐、慌乱之象，一些人悄然打点行装，拖儿带女、呼爹喊娘，随着滚滚人流，顶着盛夏酷暑和弥漫烟尘，纷纷向城外拥去。
一时来不及逃亡或因特别情形而不能逃亡的各色人等，则在恐惧与焦灼的煎熬中苦苦等待与观望，心中暗暗祈祷并希望中国军队或许能赢得神助和佛灵保佑，尽快击退日军，保住北平这座千年古城与储存着民族文化血脉的校园。
抗战爆发后，李济带着一家老小六口（父亲郢客老人，妻子，女儿凤徵、鹤徵，幼子光漠），从南京到重庆、长沙、桂林、越南直至昆明，辗转数千里，备受艰难困苦，总算有了一个喘息的机会。万没想到，1940年夏，在史语所议迁四川李庄时，14岁的二女儿鹤徵突患急性胰腺炎，因得不到药物及时治疗而死去。一枝含苞待放的鲜花，无声无息地凋落在红土结成的高原之上，在西南边陲那温暖的阳光照耀下，水久地与青山茂林做伴了。
心中滴血的李济夫妇在巨大悲恸中，告别爱女的坟茔，不得不含泪打点行装，带领全家匆忙迁往李庄。积在心头的哀痛尚未淡去，1942年初春，在李庄中学读书即将毕业的17岁的大女儿凤徵又不幸身染伤寒，一病不起。因李庄缺医少药，终于不治。
从1940年到1942年的两年间，李济的两个爱女ー “鹤” 一 “凤”，撤下风烛残年的祖父、悲痛欲绝的双亲以及年少的弟弟，悄无声息地撒手人寰，未冠而去。面对接踵而至的灾难，李济的心灵受到严重创伤，在一夜夜痛苦失眠的哀叹中，在国破家亡前途渺茫的流离失所中，痛彻心骨的悲伤，终于使李济病倒床头。
李济的父亲李权（郢客）老人，这位清王朝末年的京官，著名的词人雅士，面对两个从小围在自己身边叽叽喳喳，小鸟一样惹人爱怜的孙女不幸夭亡，更是悲情难抑，身体很快跨了下去，不久即中风瘫痪在床，生活不能自理。
老爷子自感将不久于人世，遂立下遗，一旦自己魂归道山，让家人在其墓碑上镌刻 “词人郢客李权之墓” 以示纪念。五年之后，当身衰体残、骨瘦如柴的郢客老人在南京去世时，李济按照遗一字未改地书写了碑文，算是实践了老人的遗愿。
最难风雨故人去
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李济携家带口自南京而长沙，由长沙而桂林、越南、昆明直到四川南溪李庄，一路颠沛流离，历尽艰难困苦。好容易盼到抗战后复回北京，内战又起，在腥风血雨的1948年底，李济偕妻与唯一的儿子，正在上海同济大学读书的李光漠登上 “中鼎” 号军舰，押运一批重宝渡过波涛汹涌的台湾海峡，抵达基隆再转赴台北。
按照李济的计划，其子到台后可进入台大读书，继续完成学业。但年轻的儿子在台北住了三个月后，觉得此地人多嘈杂，社会治安混乱不堪，一度心情比较郁闷。正在这时，李光漠收到了上海同济大学同学的书信，希望他回到大陆一起学习。年轻的李光谟为同学们的友情所吸引，征求父母同意后，只身一人重返大陆，继续在上海同济大学读书。
令一家人意想不到的是，随着国内形势急转直下，李光漠再也没能回台湾，这一别竟成永别。此后的岁月，李济夫妇在台北，李光漠在北京，海峡阻隔，信息断绝，彼此只能遥遥祝福。
南雁北来，云卷云舒，倏忽几十个春秋过去，李济已进入垂垂老矣的暮年。而随着一批亲朋故旧的先后离世，李济对故土的思念愈强烈，他深情地怀念着留在大陆的朋友梁思成、梁思永兄弟，当然更思念自己的儿子李光漠、以及在昆明与李庄相继西去的鹤徵、凤徵两个爱女。
对亲人故旧的思念之情，于李济的心中渐渐郁结成坚硬的化石，挥之不去，在写给费慰梅的信中，李济伤感地说道，“和我有着同样观点和感情的老明友们一个个地逝去，无疑削弱了我对周围事物的亲密感”。这是李济一生中亲笔书写的最后一封个人信函，此时的他已是油干薪尽，即将带着思念与遗憾告别人世。
1979年8月1日，李济因心脏病猝发在台北寓所逝世，是日，恰为他亲手创建的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成立30周年。
当进入80岁高龄的生命后期，李济用英文写成了一部全方位总结安阳殷墟发掘，具有划时代的著作《安阳》，先后在美国和日本出版。李济走了，其精神思想却伴着他留下的皇皇著作注入后来者的血液中。
人生有限，文章千秋，薪尽火传。
当年去台湾的学者大师中，很有多都是抱着去躲避战乱，几个月后即可返回家乡的信念，谁知，一去即是永别。是时代造就了悲剧，是苦难体现了人性。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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