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公元1595年，也就是明朝的万历二十三年，在江西的南昌，出现了一位特别的客人。
他是一位金发碧眼的外国人，大概40多岁的样子，那个时候，在江西一带，外国人还相当罕见，他的出现引发了当地民众的极大兴趣。
更让人感到蹊跷的是，这位外国人竟然能和一位年过七旬、儒士模样的中国老者用汉语流利地交谈，不时引经据典，口吐莲花。老者还盛情邀请外国人到庐山脚下自己担任山长的书院去讲学。
这个外国人，正是中外交流的历史中，鼎鼎大名的意大利人——传教士利玛窦。和他相谈甚欢的老者是当时的名儒章潢，他所主持的书院，则是位列中国四大书院之一的“白鹿洞书院”。
白鹿洞书院是程朱理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朱熹活动的最重要场所之一，这里曾经声名鼎盛，被誉为“天下书院之首”；不过也是因为同样的原因，白鹿洞书院给人留下的更多印象，是正统的思想和严谨的规范，对于现代人来说，有几分近乎刻板的既视感。
其实，如果我们来回顾一下白鹿洞书院的前世今生，其间也不乏一些颇具传奇意味的故事，还有不同文化甚至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的佳话。
02
首先，白鹿洞的得名本身，就是颇具戏剧性。
早在唐德宗年间，洛阳人李渤和他的兄长李涉，就曾经在这里隐居，那时他养了一头白鹿。
白鹿在中国古代，一向被视为一种祥瑞的征兆，而且又给人一种超然物外的感觉。
大诗人李白在《梦游天姥吟留别》当中曾经这样写到：
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
而且，李渤的这头白鹿，又相当地温顺，可以听从驱使，被北山村的居民视为神鹿，人们于是就把李渤称为白鹿先生，而他们兄弟隐居的这个山坳，也有了白鹿洞之称。
顺便说一句，李渤和后世的大文豪苏东坡，还有过一段渊源。两个人都对庐山几十里外的石钟山的名字进行过考证，结论却太不一样。在这件事儿上感觉比较良好的苏东坡，在那篇著名的《石钟山记》的结尾中，还吐槽了一下前辈李渤。
盖叹郦元之简，而笑李渤之陋也。
不过根据后人的详细考证，其实李渤原本的判断才是正确的，苏东坡的不盲从精神虽然可嘉，但在嘲笑李渤见识浅陋这件事儿上，确实被华丽丽地打脸了。
言归正传，有人认为，李渤在白鹿洞的时候，曾经建立过一座程度比较高的私塾，不过史料中并没有关于这件事的确切记载，而真正在白鹿洞开始的大规模办学，已经是一百多年后的南唐时期了。
03
南唐在中国历史上不过是个偏安一隅的小朝廷，时间也很短暂，一共只有三代皇帝，三十九年。
给大家留下最深印象的，应该就是南唐皇帝的强大文艺青年指数了。
除了写下“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的南唐后主李煜，他的父亲，南唐中主李璟，也是一个大文青。对于他的词，王国维先生在《人间词话》中曾经给过很高评价，父子二人都属于词人当得比皇帝要好得多的代表。
和当守成之君都太不合格的儿孙相比，南唐的开国皇帝，也就是李璟的父亲和李煜的祖父李昪（biàn），要更有进取心一些。在废除吴帝杨溥，登上皇位后不久，李昪开始大举兴办学校，培育人才。
在李昪的主持下，庐山国学成立，地位和建立在南唐首都金陵的国子监相仿，这也是白鹿洞作为重要的办学场地的开始，从四面八方到庐山国学求学的学子，最多的时候达到好几百人。
到了南唐中主李璟登基后，都城从金陵迁到了南昌，庐山国学的地位也就变得更加重要。
在知名文学家皇帝李璟和李煜的支持下，庐山国学成了南方重要的文化学术中心，诗赋教育自然是庐山国学教学的重要内容之一。那时的庐山国学，虽然不及此后作为理学道场时凝重，但在风雅方面似乎更胜一筹。
04
南唐被北宋灭亡后，白鹿洞书院陷入了一段时间的低谷，公元1054年，又因为火灾被毁。当嵩阳书院、应天府书院和岳麓书院蜚声国内的时候，白鹿洞书院还显得籍籍无名，在整个北宋年间，白鹿洞书院的累计办学时间只有区区九年而已。
公元1179年，也就是白鹿洞书院被火灾损毁的125年之后，书院迎来了和它的命运联系最为密切的一个人，他就是刚刚被任命为南康军知军的朱熹。
查看了白鹿洞书院的遗址后，朱熹发现这里山清水秀，幽雅清静，实在是一个隐居读书，讲学和著述的好地方，就上书给朝廷，申请在这里办学。
可惜，虽然朱熹在后世的影响巨大，但在那个时候，却只是个人微言轻的小角色。朝廷对他办学这件事情并不支持，既没发给他御赐的匾额，也没提供什么资金的赞助，朝野当中，甚至把朱熹办学这件事儿，当成了一件笑话。
好在朱老夫子的执着在这一过程当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实在没有朝廷的支持，咱们就自力更生把。
修建院房，筹措院田，邀请教师，设课招生……在没有多少外力支援的情况下，朱熹还是硬生生地把白鹿洞书院办了起来。
在朱熹团队的努力下，白鹿洞书院步入了真正的辉煌。朱熹编纂的《白鹿洞教规》，作为学校管理的典范，不仅影响了中国，此后还传到了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据说，直到今天，还有不少学校把朱子学规作为他们的校规。
正如前面我们所提到的，朱熹还把他的重要论敌，鹅湖之会的对手陆九渊，也邀请到了白鹿书院讲学，留下了君子和而不同的佳话。
到了朱熹的弟子李燔主持白鹿洞书院讲学的时候，白鹿书院已经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全国书院之首，对当时的众多其他书院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随着白鹿洞书院的地位日益提高，书院编纂的教材成为全国通用的标准教材，办学宗旨成为各种学校的指导方针，兼容并包的风气，逐渐被奉若圭臬的教条所取代。和书院建立之初开放包容的传统渐行渐远，这不能不说是一件令人有些遗憾的事情。
05
朱熹去世的近400年后，也就是意大利人利玛窦来到江西的时候，白鹿洞书院已经经历了无数沧桑，它在元朝的战火中被焚毁，又经历了明代的多次重修，刚刚从张居正新政废毁全国书院的冲击中恢复不久。不再有南宋时代的那种辉煌，却也难得重现了一些开放的气象。
在利玛窦的眼中，白鹿洞书院的学子们，对待来自异域的他十分客气与景仰，而且经常就人生与身后的重大问题和他进行辩论，颇有几分擅长演讲的希腊政治家梭伦的风采。
当然，利玛窦能和白鹿洞书院的师生打成一片，也和他个人非凡的资质有关。
他在一封书信当中，颇为自得地解释了自己深受欢迎的几点原因：
一是因为当地没有见过外国人，觉得很新奇；
二是利玛窦本人的记忆力非常好，他还用汉语写了一本书来介绍他的记忆方法；
三是他精通中国文化，善于运用四书五经宣传基督教的教义。
而利玛窦在江西成为红人，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成功地预测了发生在1596年的一次日食，这种“通阴阳，知昏晓”的核心技能，自然让不少当地名流膜拜不已。
由于这些过人的素质，当时的白鹿洞书院山长章潢也对他深感钦佩，盛情邀请利玛窦前往白鹿洞书院进行教学交流，给书院的学子们讲解一些数学方面的内容。
由于当时史料的匮乏，我们无从确切得知，利玛窦是否真的如设想一样在白鹿洞书院开设了数学课，实际效果又如何。
不过，仅仅是西方的基督教文明和东方儒家文明在400多年的这种深度交汇的可能性，已经能够引发我们无限的遐想。
06
和此前介绍的几所书院相比，白鹿洞书院的经历，具有很多特别之处：
比如它虽然有“全国书院之首“的美誉，但在一千多年的历史当中，却命运多舛，损毁和衰微的时间甚至比风生水起的时间更久。
再比如，白鹿洞书院虽是私学的性质，但因程朱理学在很长时间内的主体地位，制定了诸多被奉为圭臬的准则，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书院初建时的那种兼容并包的精神逐渐被湮没。
此外，作为程朱理学的重要阵地，白鹿洞书院又能够因为一些因缘际会，在某些特定的时期，产生出一些中西文化的碰撞和交流的火花。
所有的这一切，都让白鹿洞书院在中国的教育史上成为一个非常独特的样本，值得后人参悟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