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十三年，是曹魏乃至三国历史中非常重要的一年。时年六月，曹操自封为丞相，七月，亲率大军南攻荆州，受降刘琮。长坂坡前，截江救斗的一匹轻骑，赤壁之下，雄姿英发的一柄羽扇，皆是因为此次征伐，在这一年被载入煌煌史册，为后人传颂。
江山破碎，万里烽火，耳边兵马杀伐，战鼓不绝，身后夕阳如血，城郭倾颓，少年推开一扇老旧的门扉，在乱世中尚存的太仆宅院里种下了几株甘蔗。时光流转，甘蔗也由盛转枯，少年心有所悟，写了一首小赋。
丧乱以来，天下城郭丘墟，惟从太仆君宅尚在。南征荆州，还过乡里，舍焉。乃种诸蔗于中庭，涉夏历秋，先盛后衰，悟兴废之无常，慨然永叹，乃作斯赋。（《感物赋》序）
少年，并不是为了躲避战乱而舍于乡里的一介白衣。他是曹操的嫡长子，曹丕曹子桓。这一年，父亲最钟爱的儿子曹冲病逝，曹魏沉重的基业就要落到他与四弟曹植子建的身上。随父亲南征荆州，剑指江陵，与东吴的大战一触即发，长子本应紧绷的神经，却因为这几株甘蔗，生出了几分似乎与权力，责任，战争，天下，都毫无关系的忧伤。
这并不是偶然。事实上，一生的奋武，权谋的渴望，乃至因小说家言而产生于后人口中的种种曲解，都无法把这一抹深切的忧伤从曹丕的形象中抹去。相反，那些在当时似乎不合时宜的情怀，反而是他生命中真正深沉的底色。读他留下的文字，比史料中的只言片语更能够体味他的初心。
那是一颗诗者的心。
写下《感物赋》那一年，曹丕二十一岁。本应是纵酒狂歌的年华，却如此敏感而早熟。不过，他毕竟是曹操的长子，六岁知射，八岁知骑，父亲征战也常伴左右，在十岁那一年经历了宛城之战，目睹大哥曹昂战死，自己“乘马得脱”。“少好弓马”，“能左右射”，自幼的戎马生涯磨砺心性，在年少时，即使能因为天生的敏锐感受到缕缕忧思，也会自我排遣。读他随父行军时所做的乐府古题《善哉行》， 诗曰，“高山有崖，林木有枝。忧来无方，人莫之知。”甚至连自己也不知道如何解释自己突然的忧伤，只好"策我良马，被我轻裘。载驰载驱，聊以忘忧。"
曹丕的诗文最打动我的就是这里。起初说不清，为什么想起那个霸业既望，策马驱驰，心中却有着莫名忧愁的年轻人，会有些悸动，及至读了叶嘉莹老师的讲解，才明白，原来诗文并不都是“文章憎命达”，“愁苦之言易工”。世人以为，一个人的遭遇越是不幸，他的诗越是写得好，因为诗，是一种感发的力量。自然的美景，生活的凄怆使得诗人自己首先感动，才写出了令读者感动的文字，这也是为何贬谪诗，悼亡诗多名篇的原因。而另有一类诗人，他们的感觉比平常人敏锐得多，能于常人熟视无睹，甚至喜闻乐见的境遇和景色中，发觉出触动人心的力量。读冯延巳“独立小桥风满袖，平林新月人归后”，好像一片安详和美，但灵魂已在夜风中浸满了悲凉。曹丕的诗文也是如此，并不以瑰丽意象，强烈情感取胜，但是自有一种缓慢而深厚的力量感染人心，韵味悠长。“微风远韵，映带人心于哀乐，非子桓其孰得哉。”（王夫之《古诗评选》）
这样的一颗心，于常人不能感之处，尚有此感，那于常人能感之君臣，父子，手足，金兰之情，又是怎样的呢。曹丕二十四岁拜副丞相，三十岁为太子，三十三岁受禅登基，四十岁驾崩，短暂的青年与壮年时期，是在权力漩涡的中心度过的。古代政治上的道义是非，我并不好评述，政治人格与诗人人格的决裂也并不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从正史而不是小说家言来看，他并没有完全遗忘在少年时期，曾叹兴废无常，怀莫名之伤。事实上，从曹丕自己的文字来看，忧伤只是因为岁月而变得更加深厚。
后世论曹丕以魏代汉，多曰“篡汉”。然而前比刘邦，后比司马，曹丕对待前朝君王，实在是不失仁厚。汉献帝刘协退位后曹丕封他为山阳公，封万户，许汉制，上书不称臣，又礼遇不肯事魏的前朝老臣杨彪，后世评说，“至待山阳公以不死，礼遇汉老臣杨彪不夺其志，圣德之事，非孟德可及。”（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词》）
而对父亲的去世，曹丕做《短歌行》怀念，“呦呦游鹿，草草鸣麑。翩翩飞鸟，挟子巢枝。我独孤茕，怀此百离。忧心孔疚，莫我能知。” 借武帝“呦呦鹿鸣，食野之苹”的诗句来抒发哀伤，却又猛然醒悟，自己已是孤身一人，茕茕而立。父亲的阴影也是庇护，终将独力于天下的这一刻，新君的心中，激动之余的这份凄惶，是如此真挚。
然后说到曹子建。这大概是古典文学中最著名的一对兄弟，如果说兄长是一潭深沉的静湖，月华微风中会泛起阵阵涟漪，那么四弟就是一条在夕阳中奔流的大江，光彩四溢，气势如虹。曹子建的风华气魄，与子桓的温柔敦厚不同，孰高孰下，书家已经为此讨论了千百年。我以为，读诗与写诗都是一件很个人的事情，品评的标准并不固定，并不用人云亦云，真正能够打动自己的，便是好诗文。只是，像在刘勰《文心雕龙》中说的一样，“但俗情抑扬，雷同一响，遂令文帝以位尊减才，思王以势窘益价，未为笃论也”。人们对于曹子建也就是陈思王被流放有着深切的同情，加之以子建的“思捷而才俊，诗丽而表逸”， 较之子桓的深情远韵更容易为人欣赏。
然而我注意到的并不只是这些。拜《世说新语》所赐，子建和子桓的关系似乎是很糟糕的，七步成章的典故，虽不见于正史却脍炙人口。正史中所载二人为争太子位相斗，以至于曹丕即位后仍然无法安心，一再流徙曹植，宗室凋零，导致司马夺权，这可以说是文帝最被诟病的一点。但是同有一片诗心，即使风格迥异，权位相争，难道就没有兄弟间或文士间的相惜吗？
建安十六年，曹丕二十四岁，刚刚被任命为副丞相和五官中郎将。父母带着曹植诸弟西征马超，曹丕留守邺城。这一年，他写下了《感离赋》。
建安十六年，上西征，余居守，老母诸弟皆从，不胜思慕，乃作赋曰：
秋风动兮天气凉，居常不快兮中心伤。出北园兮旁徨，望众墓兮成行。柯条憯兮无色，绿草变兮萎黄。感微霜兮零落，随风雨兮飞扬。日薄暮兮无悰，思不衰兮愈多。招延伫兮良从，忽踟蹰兮忘家。
而曹植彼时还是十九岁的少年，随父军征伐中，写出了《离思赋》。
建安十六年，大军西讨马超，太子留监国，植时从焉。意有忆恋，遂作离思赋云：
在肇秋之嘉月，将耀师而西旗。余抱疾以宾从，扶衡轸而不怡。虑征期之方至，伤无阶以告辞。念嗣君之光惠，庶没命而不疑。欲毕力于旌麾，将何心而远之！愿我君之自爱，为皇朝而宝己。水重深而鱼悦，林修茂而鸟喜。
何曾没有。都是才华横溢，情深气盛的年轻诗者，同有一位激昂慷慨，威震天下的父亲。长兄在墓园的衰草薄霜中踟蹰，心中的忧伤因为父母诸弟的远行更加深刻，远行抱病的少弟，则好像心有灵犀，劝慰兄长自爱宝己。数年之后，二人争位，再经年后，王座上的那个人，和流放途中的那个人，应该都还记得，建安十六年的秋草吧？只是如同谶语，年少时的相知相惜，已经如微霜般随风雨零落了。
如果说失去曹植，还是曹丕在权力游戏中不得不做出的选择，那么数年之后，在几年之内因为疫病连续失去数位好友，则不啻是一个真正巨大的打击。在这之后，他的文字始终回萦着难以消解的深沉伤痛，终其一生。
从建安十六年到建安二十二年，曹丕从二十四岁的至三十二岁的世子岁月，除了随父从军征伐，更多的，是与邺城的文士们一起，设棋弹筝，纵马长歌，当然，最重要的，俯仰赋诗，品评文章。这段时间，年轻的而热诚的世子是建安文坛的实际领袖，慷慨悲凉，深沉雄壮的建安风骨成为了古典文学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此后百年，齐梁的绮丽文风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这两种养料，终在有唐孕育出了古典文化的巅峰，唐诗，是为后话。
那样的日子并不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就已料到并不能长久，而心生惘然。曹丕在《与朝歌令吴质书》中写到，
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诚不可忘。既妙思六经，逍遥百氏；弹棋间设，终以六博；高谈娱心，哀筝顺耳；驰骋北场，旅食南馆；浮甘瓜于清泉，沉朱李于寒水。白日既匿，继以朗月，同乘并载，以游后园。舆轮徐动，宾从无声，清风夜起，悲笳微吟。乐往哀来，怆然伤怀。余顾而言，斯乐难常，足下之徒，咸以为然。今果分别，各在一方。元瑜长逝，化为异物。每一念至，何时可言！
第一次读这段的时候，恍然以为自己在读张岱。朗月清风下同乘而行，喜欢水果的子桓不再种甘蔗，而是浮瓜沉李，听着胡笳，只是微微怆然，然后经年，挚友长逝，一语成谶，真正的悲伤袭来时，已经是连想到都不忍言说。
“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连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谓百年已分，可长共相保，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曹丕《与吴质书》）
死生契阔，金兰之交，大抵如此。虽然身居国君之位，子桓的心里，文士好友的陨落，未尝不比江山动荡更令人伤悲。在他那篇著名的《典论-论文》里，他写到，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乐荣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末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
他到底是一个诗人。而子建，才高八斗，以文才百世流芳，却在《与杨祖德书》中写，“辞赋小道，固未足以喻扬大义，彰示来世也。” 他期望的是“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留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哉！”
向往的，终是对方所拥有的。倘若当年子建没有擅开了司马门，没有酗酒误了救曹仁，终成太子，而子桓则在短歌声中退下朝堂，又将会有怎样的恩怨情愫呢。
也许并没有不同。
黄初六年，三十九岁的魏帝征武。回来时特地去了一趟雍丘城见被贬的少弟，“幸植宫，增户五百。”（《三国志》） 曹丕此次征伐的吴地是少年时期就曾去过的临涡。那一年，父亲曾命兄弟两人作《临涡赋》。赋成，两人的内容竟然是一样的。曹植于是说自己的不呈上去了，让兄长呈上去就是了。子桓的心里，大概还是没有忘记。
那大概是两人的最后一面。第二年五月七日，魏帝崩。曾经被贬谪而心生怨怼的子建悲伤不已，作长篇缅怀，记在《三国志》裴松之注中。不再是权力外衣下的冷漠君王，他的翩翩公子，终究先他一步逝去了。（“翩翩我公子，机巧忽若神。”《侍太子坐》）
五年之后的太和六年，在与兄长相仿的年龄，子建去世。两年后山阳公刘协寿终，曹丕之子魏明帝曹叡率群臣亲自哭祭，以汉天子仪葬。
他的后辈承袭了他的秉性，他的天下却还是像流星一样失去了。他曾颁布的《薄税诏》，《禁复私仇诏》未能延续，他启用的《九品中正制》却在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但是他最为人所铭记的，还是那一片深情忧伤的诗者之心。乐府的清越，五言的质朴，辞赋的悱恻，终究成就了历史上的第一首宛若天成的七言，为盛世的太白工部摩诘们开辟了一条瑰丽的道路。只是他的身影，在乱世的风雨中，总是黯淡了。秋风萧瑟，摇露为霜，援琴鸣弦，泪下沾裳。
忧来思君不敢忘，短歌微吟不能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