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痛与疾病的社会根源
——现代中国的抑郁、神经衰弱和病痛
——凯博文
作者自序时，评价这本书为“西方人研究中国‘文革’幸存者及其所遭受的创伤的早期著作之一。”
作为一个非精神病学非人类学专业学生，我看这本书主要就是冲着这句话。所以在阅读的过程中，我会相对地忽略一些关于病理学的内容（例如精神障碍的详细分类），着重阅读其社会描述和患者心理分析。
整体观感
翻译：原本我对这本书的翻译还是挺放心的，因为凯博文的中文非常好，他自己应该不至于没看过译本。事实上整体的阅读还是很流畅的，除了后面大量专业术语的使用使得句子冗长而且难以理解。但是有一个名词的翻译错误给我造成了不小的困惑（译者把demoralize翻译成“去道德化”，但其实应该是“精神消沉”的意思）。
专业术语：这也是个阅读障碍，因为这本书比我想象的更加专业（有种带着去读故事书的心看了一本调研报告的感觉），经常出现大量医学和人类学术语，“互动论、负面认知框架、创伤后应激综合征、经验主义……”这些，靠着我一丢丢的常识还能看懂，像“还原主义的躯体—精神模型、整体主义的心理—躯体模型”这种，就只能靠维维的维基百科了。
主题：书中所写的调研是针对八十年代部分文革幸存者，所说的“现代”指的是上世纪末的中国。
在第一章阐述完神经衰弱和前世今生和不同地域的含义后，作者提出了这些问题：
“剧烈而破坏性的社会变迁（包括朝向现代性的长期社会结构变迁和短期政治经济转型）是否把个体置于更大危险之中？抑或只是这种社会变迁鼓励了对这种苦痛习惯用语的使用？是否由于曾今紧密的社会控制系统的崩溃激化了个人的困苦，‘耗尽’了曾经的集体性，从而需要新的应对模式（医学和精神上的，而不是宗教的和道德的）？是否由于社会控制和群体含义的基础从更传统的模式向更松散的、流动性的、现代的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变迁给某些特定人群制造了问题？”
接下来的几章，便是围绕这些问题展开。
而我主要想分享的，是这本书对于我个人思想的一些启发。
固有观念的打破
事实与表达：到底是抑郁症（或者神经衰弱）的情况增加了？还是这样描述的习惯用语增加了？这是两码事。
在夜校时我们也曾讨论过，我们如何理解“病”这个词，如何判定“不正常”？不同人对“病”的定义是一样的吗？即使他们用了一样的表达来描述自己的病痛，他们的感受是一样的吗？
我们生活在一个表意模糊的世界。这种模糊既是语言的局限，也是处理信息的要求。不能简单地把表达等同于事实，这是个需要铭记的基础。
非西方进步学说：作者十分看重地方情境。“地方权力关系是复杂的，即使在同一阶级、性别和种群中也是不一致的，所以分析的焦点必须要精确。”
凯博文重视中国的历史传统，重视中国专家的话语习惯和专业水准，这跟我平时所看到的“言必称中国学术研究都是拿自西方”的话语是蛮不一样的。看不到那种“唯西方论”的学术正确，而是谨慎地对待不同地区文化的语境。也可以说，纠正了我那种不加分辨的社会批判观念，以及粗陋的二分法（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独立/依赖）惯性思维。
凯博文对中国的文化了解颇深，读他对于中国寥寥几句的描述常让我有新奇之感。
他说：“在中国，有很长的历史传统把道德行为的伦理选择即看作一种情绪，也看作是一种政治表态。也许就是这种传统使得抑郁症在中国成为了一种潜在危险的情感：它指出了还没有被共产主义革命和建设新的社会主义国家所铲除的人类不幸的社会根源。”
（是的呢，生活在一个伟大的富足的民主的国家，你怎么可以患抑郁症呢，这不就代表着你对国家和社会不满吗？）
而他对于事实的评论，也往往是温和而又有见地，谨慎而又一针见血。用“温和”是因为他在尽量避免对不同文化的高低评判，即使在讲到文革这件事时也如此，不做过多的笼统的价值判断，而是陈述事实和呈现案例。例如他会说“文革让许多家庭和社会网络分崩离析，摧毁了社会支持系统”，但不会用“罪大恶极”之类的词来描述。
被形塑的自我
如果说社会化是一个不断地往自己身上叠加意识的过程，那么学习社会学和人类学就是一个不断分辨出这些意识碎片的过程。
“自我是在特定的不断变化的社会互动中，在提供含义和价值观念的生活文本中形成的文化的产物，并且具有一个特殊的、具体化的朝向世界的视角。”
病痛是失败的借口，是谈判的筹码，是逃避的契机，允许我们表达愤怒，获得支持，依赖他人。而一旦我们从中获益，则形成一种正面反馈，更加助长躯体化（无缘由的身体疼痛）。
我自己的老毛病：不午休就头痛，缺乏睡眠（少于八个小时）就头痛，晕车就头痛，密闭空间（例如KTV）也头痛。简直是傲娇到不行的一颗脑袋。
“疾病让病人能够对一些容易变成压迫性的情境进行一些额外的，有效的个人控制。”其实我在争取使自己尽力舒服的环境，把头痛当成不坐大巴不去KTV的一个筹码。而书中所举例子，神经衰弱使病人得到了更多家人的关注和工作上的福利。
应该说，病痛大多是真的，只是我们难以分辨身体上的痛苦和灵魂上的痛苦。
当我头痛的时候，人会变得暴躁易怒，毫无耐心；当我难过的时候，我会感到胸口发闷。
我们从何分辨这种不适感是来源于身体还是心灵呢。除非当精神上的苦痛我们可以看到明显缘由，并且愿意正视，也可以诉说的时候。但是一来我们更擅长表达具体化的身体症状，二来精神病学是被污名化的，这又成为一种压力迫使我们否认精神障碍，而选择表达生理不适。
躯体化已经成为生活苦难的一种首要表达方式，是一种关于自我以及社会世界的话语和行动的隐喻。
病痛不一定是真的。如果“真实”指的是生理因素的话。
但这样分辨未免过于狭隘。
在后人本主义心理学家肯本伯的著作《没有疆界》中，世界本就是一体的，许多界限只是人为强加上去的，因而才发生冲突。所谓身体和精神的冲突也是如此。一种非二元化的论点。
人就是一个完整的个体，从根到须，从内至外，从过去到现在到未来，用卡尔维诺的话来讲，就是“一个人只有一次生命，统一的、一致的生命，就像一张毛毡，毛都压在一起了，不能分离。因此，我如果要讲讲某一天中的某一件具体的事，比如一个僧伽罗人提着一桶刚出生的小鳄鱼要卖给我，我相信就是在这件毫无意义的小事之中也蕴涵着我过去的生活，蕴涵着我的过去，蕴涵着我徒然希望忘却的一切往事。过去的一切生活最后都要连接成一个整体的生活，连接成我现在在这里的生活。”
而同理，一个人只有一个完整的自我，统一的，包括外在与内在，躯体与精神，一切看得见与看不见的细节，一切包含自我与他人的融合的意识。
但是，情感也不一定是真实的。
“在意识形态建构的行为领域，感觉就是一种判断。”正如毛泽东去世时举国的哀痛，那些嚎啕不哭的人里，有多少是出于真正的悲痛，有多少是觉得自己“应当”很悲痛呢？
因为情感不仅产生于人与人的互动，还建立在文化构建之上，它既具有私人性，更具有公共性。“我们独特的经历、人际背景、文化价值取向也会导致特定情感的不同的社会起源和文化建构。区别可能体现在性质、强度、以及情绪本身的模式上。”
大跃进时期举国那种疯狂的热情和澎湃的激情，这种“红色”情感的建构，好像整个社会都磕了药。
第六章《案例》中讲到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在文革中艰难地维系家庭的女性，在文革结束后得了重性抑郁障碍，她这样描述：
“假设你在爬一座山，这座山非常陡峭，非常难爬。你看见人们从左右两方纷纷摔下去。你的家人攀着你的脖子，抓着你的背，要是掉下去，他们也会和你一起摔下去。你爬这座山已经二十年了，你的眼睛一直盯着手抓的地方和落脚的地方。你不朝前看也不朝后看。最后，你爬到了山顶。然后也许你第一次朝后看了，才发现自己经历了多少艰难险阻，你的生活和家庭曾经多么困难，你的希望曾经多么渺茫。”
然后她问凯博文这算不算一个足以让人抑郁的理由。
这段陈述使我动容。在最需要自己强大的时候，人是不会倒下去的。也只有当苦难已经过去，自己内心觉得安全了，不再茫然四顾无所依靠，也只有这时候，才能够把积蓄多时的痛苦释放出来，享受作为一个“病人”应有的照顾。
潜意识的力量如此强大。
所以我也一直相信“每个人的生活方式都是自己所选择的。”，即使我们一直在抱怨说多忙多累，这种生活的核心一定有一股驱动我们维系下去的力量。
而我一直有个困惑：如果人都是潜意识里最大化自己利益的自私的动物，那为什么我们会选择“悲伤”、“后悔”这些痛苦的情绪，甚至沉溺其中不能自拔。
是因为除了使自己愉快的需求，我们有更重要的需求要满足，例如逃避责任（内疚其实就是逃避责任的一种表现），和他人产生共鸣（或者可以理解为刻奇？），甚至于寻求关注和安慰。
1923年的《中国医学期刊》里这样提到“神经衰弱”：
“机会所有病人都喜欢让他们筋疲力尽的压力并深陷其中不能自拔，因为压力就是他们的生存方式。”
对于一个功能主义者
（记得上学期的社会学课程，笑长说：“判断你自己是不是一个功能主义者，只需要问一个问题：你觉得人能不能够跳出社会的框架？”我回答：“就算跳出了一个框架，也还是在更大的框架之内啊。”笑长说：“那你就是一个功能主义者。”）
凯博文在书的最后一章说：“我自己的田野研究经历已经让我对个人对社会变迁将会解决人类不幸的结构性根源这一观点产生了怀疑。”
坦白说我一直悲观地觉得“进步史观”是不可能的。现代文明带来的诸多苦难触目惊心。我毫不否定这是一个不可抗的过程，但是也对“社会发展能否让人类变得更幸福”持怀疑态度。
我也相信人是由环境造就的，是由他出生以来所接触到的所有信息的集合体，跳不出这个框架。
你的身体是政治化、社会化的，你的思想是文化形塑的，完蛋了连情感都可能是受他人裹挟的。你开始想，自我是存在的吗？
不可能的，脱离了这个社会环境的你就不是你了。
涂尔干《自杀论》中所写，造就个人的最重要的因素：出生的时代、地域、家庭，这些最重要的东西自出生时都早已决定。
（实际上我接触到的信息一直在强化我的功能主义观念，我觉得我应该多补些“人定胜天”的鸡汤……）。
疾病其实同时表示了一种社会关系。处于什么样的环境，从事什么样的工作，接触什么样的信息，都会和特定种类的病相联系。
例如大量的煤矿工人都要面对的一种恶性疾病：尘肺病。被称作“跪着死去”的尘肺病，你与其叫它“职业病”，不如叫它“贫穷病”。我们都知道从事煤矿开采工作的都是社会底层工人，他们面临高度的职业风险，没有被配备相应地保护措施，但得病后也往往讨不到应有的补偿，只能在贫穷与痛苦中挣扎着死去。
而最常见的躯体化，整合了生物—精神—社会三个方面，但是医生只关注生物，精神治疗或者心理咨询只关注精神，社会问题是最棘手的也最容易被忽视（或者有意被忽视的）。凯博文看得透彻，他说：“与其他社会主义或者资本主义社会一样，中国也不可能对人类不幸的那些更深层次的、结构上的、文化历史性的根源采取措施。这些只能被看作是无法解决的，其中一些对国家的合法性构成了威胁，所以不可能得到公开的承认和处理。”
之前有过一篇很火的微信推送，题目是《逃离心理咨询》，它直指要害地说出了这个领域一些弊病，其中就包括：心理咨询师一直在劝导病人盲目乐观自信，即使他所面临的问题是无法解决的社会问题所决定的。
但是凯博文并不悲观到觉得做什么都于事无补，在现行的条件下，他给出了合理而切实的建议。
“精神卫生专家无法扭转导致这些病人痛苦的社会政治机制，但是支持性的治疗可以帮助他们应对这些创伤造成的精神后果。”
“我们需要的是一个以提供帮助为职业的、至少是部分独立的机构，其结构不是那么官僚化的，不是以国家权力机构为中心的，也不是地方社会控制系统的组成部分。”
“现在是赋予精神病专家和社区精神健康工作者以权力来应对如此繁杂的麻烦的时候了。”
然而在中国，要“赋权”实在是困难的事。
以下不属于书评的内容（没错我是来凑五千字的哈哈哈哈）：
这篇读后感可以一句话概括，那就是：
我已经完完全全被凯博文圈粉啦！我要去看完他其它的书！
最后，感谢萌萌哒的维维和各位可爱的胖病友，这学期和你们的相处和交流非常愉快，也是唯一一个我经历过的，可以坦诚地聊自己做手术、看心理医生、聊死亡这些话题的场合，感谢你们给了这份独特的回忆。
在夜校讲“临终关怀”的课上，我曾经和病友们讲过，我们从小到大似乎没被教育过“死亡”的事情。我们默认每个人都是可以活到白发苍苍的那一天，而不会突然因为什么事情而提前离席。当不幸真的发生时，我们往往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身边的人突然的离去，或者自己突然查出病症时，总是惊慌失措茫然无助，或者突然陷入一种巨大的失去安全感的恐慌中。
同样的，我们也默认身边的人都是健康的完整的人。一旦发现有人患有某种精神疾病或带有身体残障，就觉得这是“不正常”的。但其实，每个人都或多或少有些身体疾病，也或多或少有点心理问题。我们对于一个“合格的人”的定义，实在是太狭隘了。我们不懂得正视生命，不懂得包容他人和自我。
这是我这学期在夜校最大的收获吧，学着正视生命与死亡，学着用更开阔、更包容的视角去观察自己和他人，去热爱这个充满不同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