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多扼腕感时艰，欲挽苍生亦可怜。
但做得来皆事业，若推不去即因缘。
须教岁月从前幻，岂作烟尘劫后看。
斩却心魔一挥手，无私天地自然宽。
1998年，英国剧作家迈克·弗赖恩(Michael Frayn)根据“1941年德国物理学家海森堡到被德军占领的哥本哈根发表演讲，并与他的老师和朋友玻尔见面，最后不欢而散”这一史实，创作了一出只有三个人物——海森堡、尼尔斯·玻尔和妻子玛格丽特——的话剧《哥本哈根》。同年5月在伦敦西区剧院首演，第一轮就持续了15个月，成为保留剧目；继而又成为纽约百老汇的常演剧目。它被翻译为各种语言在世界各地演出。它获得了戏剧界的多个奖项，比如包括最佳编剧在内的四项托尼奖(2000)。
严格地说，剧作家所关注的这场会面是一场既没有对物理学的发展本身产生多少实质性的影响，也谈不上对当时政治格局起过任何作用的短暂的见面。60多年过去了，人们对这次见面的兴趣没有丝毫减弱的迹象。由于在许多问题上存在着完全相反的看法，相关的争论变得越来越激烈。
剧中的主人公维尔纳·海森堡，1901年出生于德国维尔茨堡，22岁就获得博士学位，26岁当上莱比锡大学的正教授。是一个公认的天才。他好胜心极强，敢于挑战困难。1925年他发表了第一篇关于矩阵力学的论文，1927年提出了测不准原理（或称不确定性原理），1932年，年仅31岁的他就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他被认为是量子力学“哥本哈根解释”的重要代表之一。他在物理学上还有许多重要的贡献，此处按下不表。有人认为，如果给20世纪物理学家按影响大小排名的话，他可能会排在爱因斯坦、玻尔之后，居第三位。
另一位主角尼尔斯·玻尔，1885年出生在丹麦哥本哈根，1913年提出了著名的半经典原子模型，成功地解释了氢原子和类氢原子的结构和性质。1921年在一篇长文中阐释了元素周期表的形成，对周期表中第72号元素的性质进行了预言(1922年该元素[铪]被发现)。1922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玻尔和以他为中心的“哥本哈根学派”（海森堡是一位重要成员）在量子力学的建立和发展过程中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玻尔与海森堡的关系，在这次著名的见面之前，可谓“亦师亦友”。他们的初次相识颇有戏剧色彩。当大名鼎鼎的玻尔1922年被邀到德国哥丁根大学讲学时，当时还默默无闻的海森堡就向他提了个颇难回答的问题。玻尔在会后邀请海森堡散步，对他的天才非常欣赏。他邀请刚获得博士学位的海森堡到哥本哈根去工作，并为他从洛克菲勒基金会申请到了资助。海森堡正是在哥本哈根感受到了国际物理学大家庭中的研究氛围。玻尔夫妇非常好客，他手下的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人自然无拘无束，各种潜能得到充分发挥，再加上玻尔在与他们讨论时平等相待，遂造成了一个学问的“锻炼场”。应该说，再找不到一个比哥本哈根更理想的做学问的地方了。量子力学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发展起来，“哥本哈根解释”当时能得到大部分物理学家的赞同，与这种研究氛围关系极大。
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让科学家之间的这种真诚的合作不复存在。纳粹德国的种族歧视政策，让德国科学家中的许多著名的犹太人和那些对之看不惯的“亚利安人”纷纷离开。1941年秋天前，大部分欧洲土地都在纳粹的控制下。德军采闪电战术，长驱直入苏联腹地，“胜利”似乎指日可待。已有近两年没有联系的玻尔与海森堡的见面，正是在这个多事之秋发生的。有一半犹太血统的玻尔，对于把犹太人看成是“下等人”（Untermenschen）的德国占领者的憎恨态度是可想而知的。为了他的研究所，玻尔没有接受流亡他国的建议，但他秉持一个原则：不与占领者当局发生任何关系。海森堡应在哥本哈根的德国文化协会的邀请去发表演讲，会后他上门拜访玻尔。为了避开监视，他们在玻尔家的后院散步聊天。结果不到十分钟，他们的谈话就结束了，两人近20年的友谊就此一去不复返。这就是弗赖恩写《哥本哈根》一剧的背景。
海森堡与玻尔的这次见面一开始并没有受到史学家的重视，甚至双方当事人都试图回避它。海森堡与玻尔在战后恢复了联系，1947年时他们就见过一面，但显然玻尔还没有从那次见面造成的伤害中完全恢复过来。事实上，他后来一直没有从这种阴影中走出来。这也就是为什么他虽然与海森堡再度联系，两家人后来还一同到希腊去度假，但更多地恐怕是出于对海森堡的天才的尊重。海森堡的后半身更是受到这次破裂的会面的煎熬。不管出于何种原因，不能与玻尔尽释前嫌，成了海森堡的心病，他后来之所以不断地辩解，与这种心态不无关系。
这次见面真正引起世人的关注，缘于新闻记者容克就原子弹的发展史所写的那本引起争议的书：《比一千个太阳还明亮》。在这本于1957年出版的书中，容克援引了海森堡对他的哥本哈根之行的解释以及德国未能在二战期间研制出原子弹的说法。玻尔在看到这本书的丹麦文译本后，非常生气，觉得海森伯完全是在混淆是非。为此玻尔写了好几封信，准备向海森堡表明自己的看法，但出于种种原因，他没有发出这些信。只是在弗赖恩的《哥本哈根》影响越来越大的情况下，玻尔家族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争论，才将原定于2012年（即玻尔逝世50年后）才发表的这些信件提前公之于世。遗憾地是，这些信件的公布并没有引起一面倒的情形的出现。
与对玻尔的普遍肯定完全不同，拥护和反对海森堡的人，从一开始就分成泾渭分明的两派，现在还是这样。我这样说，是没有把那些尽管佩服他的物理学成就，但与他保持一定距离的人算在任何一边。否定他的人，把他看成是纳粹的帮凶，认为他的人格存在严重缺陷。他战后的种种说辞完全是文过饰非。而肯定他的人，则把他描绘为道德上完美的化身，一个身处逆境却迎难而上的人，为了保护德国的科学研究，不惜忍辱负重；他在战后为恢复德国科学所做的种种努力，又使他在德国科学界享有很高的声誉。
铁杆捍卫者阵营可以新闻记者托马斯·鲍尔斯(Thomas Powers)为代表。他著有《海森堡的战争》一书。他认为，美国之所以能抢在德国之前制造出了原子弹，主要是因为美国科学家，尤其是那些从欧洲被驱逐的科学家，急于抢在希特勒德国之前研制成功。而德国科学家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德国科学家不愿意去武装希特勒。海森堡其实并不希望纳粹德国掌握原子弹。他没有向纳粹当局讲明真相，而是夸大了制造原子弹的难度，因而也拖延了研究进程。尽管作者认为自己的研究是基于“过硬的”史料之上，上述说法还是遭到了猛烈的抨击。
属于强烈批评者阵营的代表可选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保耳·劳伦斯·罗斯(Paul Lawrence Rose)。他的《海森堡与纳粹原子弹计划》(: )则对海森堡进行了严厉的谴责。尽管该书也是基于“史料”之上，但全书“充满了明显的情绪化的词句”和随意的“断章取义”，同样为其批评者所“不齿”。
相对来说，大卫·卡西第（David C. Cassidy）1992年出版的《不确定性：海森堡的生活与科学》则试图在这两极之间寻找一种平衡。他用充满同情的口吻详细叙述了海森堡的科学与生活；尽管仍有不少值得商榷之处，但不失公允。
弗赖恩的《哥本哈根》所依据的资料主要来源于鲍尔斯的《海森堡的战争》。他欣赏鲍尔斯的研究深度，也信服他的一些论点，但并非完全同意鲍氏的看法。只是对海森堡的同情把他们连在一起。而对自己主角的同情，在某种程度上，几乎是所有剧作家的“通病”。
关于这次见面的论著不少，但大多数都是基于二手资料之上的推论。迄今为止，没有找到两位当事人当时就这件事留下来的只言片语。这给历史学家们留下了许多遗憾，但这对于剧作家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虚构历史当然要承担相当大的风险，但“合理地重建或再现”历史图景却正是戏剧家的专长。亚里士多德在他的《诗学》中就表明，戏剧比历史更接近“真实”。“再现”这个词也许并不准确，因为现在活着的人，没有人能知道当时究竟发生了些什么。弗赖恩也不想试图解开这个谜。他只想提供一种可能性，试图以一种新的方式把核物理学、历史、道德和人性的脆弱结合在一起。由于他在哲学方面的训练，使他成一位冷静的思考者和观察者。他喜欢滑稽剧。他想将《哥本哈根》写成比所有滑稽剧更滑稽的剧本。
他有点半开玩笑，更多地是有点自负地认为，可能只有他才能做这样事。但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并不轻松。剧中虽然只有三个角色，但是却涉及到了物理学中的许多具体问题，以及大大小小几十个人的观点。从弗赖恩为《哥本哈根》美国版写的“跋后跋”可以看出，作者几乎掌握了迄今为止与此论题有关的所有文献，他挑战了迄今为止关于这个问题的所有看法。
全剧并不长，只分两幕。两幕之间也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有些问题在两幕中反复被谈论过。剧中的对话完全是虚构的，尽管如此，剧作者还是认为它们能找到现实的对应。在三人死后很长一段时间后，三个人的魂灵在一个既不在天堂也不在地狱的某处相遇。谈话既机智又幽默，时而连续，时而间断；对话主要是关于物理学的，也有个人对往事的回忆，但原子弹的幽灵无处不在。三人围绕着这个潜在的主题不停地运转。不确定性或不可知性是贯穿全剧的主要原则。
剧作者一开始就进入主题：海森堡究竟为什么要来哥本哈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