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读：《资治通鉴》［154］“汉景帝崩，汉武帝继位” ——治世与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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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略）

［白话文］

二年己亥（公元前142年）

夏季，四月，景帝下诏说：“追求器物的精雕细镂，就会损害农业；追求丝织物品的锦绣多彩，就会损害纺织业。农业受到损害，是造成天下饥荒的根本原因，纺织业受到损害，是导致百姓受寒的根本原因。天下百姓，在饥寒交迫时还能够不违法犯罪的，是很少的。朕亲身从事农耕，皇后亲自种桑养蚕，以其收获作为供奉宗庙的粮食和祭服，为天下做表率；不接受进贡，减少太宫的皇家饮食供应，节省徭役和赋税，想让天下百姓都从事农业和纺织，平常都有储备，以防备灾害；强的不抢夺弱的，多的不欺凌少的，老年人可以安享天年，年幼的孤儿可以平安长大成人。而现在，只要有一年收成不好，百姓的食物就很缺乏，造成这种局面的祸根是什么？或许是因为奸诈的人做了官吏，公开行贿受贿，贪求钱财，剥削百姓，侵夺万民。县丞是重要官员，执法犯法，与盗贼共盗，太不像话！命令郡国守、相等二千石官员，各自严格遵守职责；不履行职责、政绩不好的官员，丞相要向朕奏报，议定处置的罪名。把诏书向全国公布，使天下吏民都知道朕的本意。”

三年庚子（公元前141年）

春季，正月，景帝下诏说：“农业是天下的根本。黄金、珍珠、美玉之类的东西，饥饿时不能当饭吃，寒冷时不能做衣穿，把它当做货币使用，不知它何时使用何时废止。近来有时年成不好，或许是因为从事工商末业的人多，从事农业的人少。命令郡国官员，一定要提倡发展农桑，多种树，这样就可以得到衣服和食物等用品。官吏如果征发百姓，雇他们去开采黄金、珍珠、美玉，就按偷盗的罪名，把所得作为赃物来定罪处置。二千石官员如果听之任之，也按同样的罪名处置。”

［点评］
汉代自高祖定天下，特别重视农业民生，尤其文景为最。但尽管如此，一旦岁不丰登，民仍饥寒，这里，既说明生产力低下，也有政令不达，官吏商人勾结侵夺百姓的事实。真是张养浩那句话“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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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子（二十七日），景帝在未央宫驾崩。太子当上了皇帝，年仅十六岁。尊奉皇太后为太皇太后，尊奉皇后为皇太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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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固赞叹说：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夏、商、周三代的人，可以直道而行，不用委屈矫饰，因为政治清明，教化淳一。如今也是这样了！周朝后期和秦朝的弊病，就在于法网太密，苛刻残酷，而违法作奸的人，反而越来越多。汉朝兴起之后，扫除烦苛，与民休息。到了孝文帝，又加之以恭敬简朴；景帝遵照执行，不作改动。五六十年下来，以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周朝最好的时代，是成康之治。汉朝最好的时代，是文景之治，太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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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
《资治通鉴》以上这段插入的是东汉著名外交家、史学家班固对“文景之治” 的赞美。
文帝、景帝上接高祖、吕后，推动社会从几百年的攻伐乱世中走出来，废除苛政，与民休息，虽然那个时代生产力还很低下，但百姓大体可以安居乐业，“文景之治”建造了一个小康社会。

汉朝建国，承接的是秦末营造繁多而财力匮乏的疲困社会，纵是天子都不能配备四匹同样毛色的马匹拉车，将相有的只能坐牛车，平民百姓没有积蓄。天下平定之后，高祖就命令商人不许穿丝织的衣服，不许坐车，并且加重征收他们的租税，用这些办法来控制和贬低商人。

孝惠帝和高后在位时，因为天下刚刚平定，又放松了限制商人的律令，但是商人的子孙，仍然不允许做官为吏。朝廷计算官吏俸禄和官府各项费用的总额，据此向百姓征收赋税。而自天子到封君的汤沐邑，都把山川、园池、市井商业税收作为各自费用的来源，而不向朝廷领取经费。经由陆路、水路运输到京师，供给各官府使用的来自于崤山以东地区的粮食，每年不超过数十万石。

接着是孝文帝、孝景帝先后治理国家，清静廉正，谨慎俭朴，安养天下百姓，七十多年之间，国家无事，如果不发生旱涝灾害，百姓就可以人人自给，家家足用。城乡的粮仓都装满了粮食，府库中贮存了剩余的物资；京城国库中的钱累积万万，串钱的绳子都已朽烂，无法清点数目；京城粮仓中的陈旧粟米一层盖一层，装满太仓而流出仓外，只好在外面堆积着，以至于腐烂而不能食用。百姓居住的大街小巷都可看见马，在田野间的马匹更是成群结队，骑母马的人要受到排斥而不能与人聚会。把守里巷大门的人吃的是白米好肉；做官的人长期任职，可在任期内把子孙抚养成人，有的人则把官名做为自己的姓。所以人人自爱而不愿触犯法律，以行义为先而避免羞辱。

在这个时期，法网稀疏，百姓富足，有人依凭钱财骄横不法，以至于兼并土地；那些豪强之辈，在乡间作威作福，横行霸道。享有封地的宗室贵族、公、卿、大夫及以下官员，互相比赛谁更奢侈，房屋、车辆、衣服都不顾地位名分地僭越于上，没有限度。事物发展到鼎盛就会走向衰败，这本是变化的规律。从此之后，孝武帝对内穷奢极侈，对外攻打夷狄各族，天下萧条，财富全都耗费完了！

［点评］

《资治通鉴》对汉初历史做了一个小结。
中国历史上的盛世大多短促。“文景之治”数十年之积累，经不住武帝一朝的历史耗费，便走向衰败。还有，“开元之治”由盛到衰总共不过四十余年。“康乾之治”称得起“盛”的日子也不过几十年，都是积累的时间长而耗败的时间短。
探究一个王朝的衰败过程，我们会发现很多原因，但统治者都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中国历代王朝的统治者都想摆阔，穷的时候只好忍着，当国库稍有积余时，便摆出一副海晏河清的架势。钱穆说汉武帝时期内兴礼乐、外勤征伐，将惠文景七十余载之积蓄一朝尽罄，造成汉室第一次衰象是一点也没错的。
纵观中国历史，乱世多，盛世少，即便是所谓的几个盛世，也大多短命。看来，人治下的盛世是靠不住的。一个庞大的帝国要富裕起来是如此不易，可是要垮塌下来，一个昏君和几个小人就够了。以史为鉴，唯有建设民主法治国家，从根本上防止奢侈挥霍的腐败现象，致力于构建廉洁政府、节约型社会，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方能创立盛世并使之长盛不衰。
中国历史有治世和盛世。准确地说，文景之治，不是盛世而是治世。治世之后，就是汉武盛世。盛世是治世的结果，也是治世的结束，盛极而衰，汉武帝穷兵黩武一生，国民经济就到了崩溃的边缘。人们常说“欣逢盛世”，错了，应该是“欣逢治世”。到了盛世，就该倒霉了。所以任何一项事业，励精图治，永远在路上，不可有“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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