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的文学可以称之为“弱”的文学。他的作品的主人公几乎无一例外是弱者，逆来顺受，对于异化的现实毫无反抗能力。而另外的一些作品可以称为“强”的文学，描写强者，他们反抗着，尽管他们的反抗包含着绝望。这方面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家是美国的欧内斯特·海明威。他是现代荒原上的一名绝望而坚强的角斗士。
欧内斯特·海明威
1899年7月21日—1961年7月2日
世界上还没有第二个作家用角斗、拳击、打球的习惯用语来谈论写作：
“我开始写作并没有大叫大嚷，可是我超过了屠格涅夫先生。接着我严格训练自己，又超过了莫泊桑先生。”
“我和司汤达先生打了两回平局，我自己觉得在第二回合里我占了上风。可是谁也没法拖我到拳击场上去和托尔斯泰先生比个高低，除非我疯了，或是我的水平还在不断提高。”
“多数新作家， 像詹姆斯、琼斯和欧文·肖，都只有一本好书。他们走不远，不过他们像俱乐部里的拳击好手，会胜过你，打得你晕头转向，砰的一下揍你眼睛，叫你眼里冒花，看不清东西。他们能坚持，靠在绳上息一息，靠一本书的名声过他们以后的日子。”
他在同儿子谈话时冲着想象中的作家梅勒挥了一拳，然后说：
“又来了一个陀斯妥耶夫斯基跟我较量，跟陀斯妥耶夫斯基先生谁也打不上三个回合……”
海明威喜爱看拳击、看角斗、打猎、钓鱼、喝酒，而他主要的拳击对象是语言。他时常写得很艰难、很慢，《战地春梦》的结尾修改了39遍，就像一个被对方打得眼冒金星摇摇欲倒但终于战胜了对方的拳击家。他有时也写得很快，一天写3个短篇（《杀人者》《今天是礼拜五》《十个印第安人》），不吃不喝，让自己的脑子“疯疯癫癫地松开来”，一天写掉7支铅笔。
写作《丧钟为谁而鸣》的海明威（可能因为这幅照片太有名了，也可能因为海明威的文风特别简洁，以致人们以为海明威总是用打字机写作，其实早期海明威经常使用铅笔把作品写在廉价的笔记本上。）
“等你写完一本书，知道吗，你就死了。”
他常常写得疲惫不堪，但还坚持这种搏斗，
“小说家得打满九局，即使这样会送掉他的命”。
正像人们所知道的那样，作为一个写字台旁的角斗士，他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在他的晚年，人们以为他的才华已经枯竭之时，他打出了漂亮的一击——《老人与海》，获得了195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奖评语是：“由于他对小说艺术之精湛——这点在其近著《老人与海》中表露无遗；同时也由于他对当代文体之影响。”
然而海明威不仅是写字台旁的角斗士，他也是20世纪欧洲舞台上的一个出色的人生角斗士。面对世界的荒诞与邪恶，他不像卡夫卡那样一味作出顺应性反应，也不似萨特早期作品那样厌恶生活。他发现世界是由暴力与邪恶统治着，但却勇敢地生活。他明知自己在走向死亡，却能无畏地迎接死。
19岁的海明威（照片摄于1918年的夏天，海明威在一战中身受枪伤，正在米兰红十字医院中休养，试着把自己的战时经历写成小說。当时他第一次在小說中使用”尼克·亚当斯“[Nick Adams]这个角色。）
他是20世纪的阿喀琉斯，只是剔除了孩子似的纯真；他是一位堂吉诃德式的勇士，但没有17世纪那种献身的精神。他曾在战斗中身中237片弹片，但本质上始终是一个个人主义者。
他对世界的看法渗透着黑色的悲观，但绝不冷漠。他对一位密友说：他非常爱他的儿子，
“爱上了三大洲，爱上了一些飞机与船，爱大海，爱他的姐妹，爱他前后的几个妻子，爱生也爱死，爱早晨、中午、黄昏和黑夜，爱荣誉、床笫、拳击、游泳、垒球、射击、钓鱼以及读书、写作，也爱所有的优秀影片”。
他绝不畏惧死亡，自幼喜欢冒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意大利战场上身负重伤，还在重机枪扫射的火网下把另一个重伤员背到包扎所；他是无畏的猎手和渔夫，经常出没于野兽成群的丛林和莽原；他还是拳击的爱好者、狂热的酒徒、身材魁梧的汉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驾艇巡逻，时达两年。有一次汽车失事他身受重伤，头上缝了57针。
在比拉号中的海明威，摄于1950年代中
这个满腔胸毛的男性，一生受了十几次脑震荡，其中最严重的一次是在飞机上，由于机舱着火，门被夹住，海明威用头把门撞开，在内罗毕养伤时读到了关于自己的“讣告”。
甚至连他的自杀也比其他一些作家带有更加令人惊骇的色彩：他不像伍尔夫那样去投河，也不像茨威格那样打开煤气，而是把镶银的猎枪枪口放在嘴里，两个扳机一齐扣动，打碎了大半个脑袋。如果用弗洛伊德的语言来评价，海明威的两种本能——力比多（Libido）与撒南多（Thanatos），即生命与死亡的本能，都非常强大。
绅士淑女们很难喜爱海明威的作品，这不仅因为他的文体——几乎斩伐了所有美丽动人的形容词，使语言简明得像不长树叶的枯枝，而且因为他描绘的世界过于冷酷，使神经不够坚强的人难以卒读。
好莱坞在制作根据海明威作品改编的影片时，总要加入大量的柔情蜜意，就像中国观众近来看到的《乞力马扎罗的雪》，哈里的爱情几乎成了主题，而小说中却只有十几个字；小说中象征死亡的豹尸、秃鹫、鬣狗都没有去着意表现；在小说结尾处已经停止呼吸的哈里，在电影里却睁着一双炯炯放光的眼睛坐了起来。电影界公认，海明威的小说形式最接近电影，然而根据海明威作品改编的电影却离海明威甚远。从电影上了解海明威是容易受骗的。在西方，海明威电影比海明威小说的欣赏者要多几倍，这是因为人们希望欺骗自己。
电影《乞力马扎罗的雪》海报
我们讲巴尔扎克的《高老头》时，说他笔下的拉斯蒂涅“埋葬了青年人的最后一滴眼泪”，其实，作者是在呼唤人们的眼泪，呼唤被埋葬的温情。而从反法西斯战争的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海明威确乎埋葬了他的眼泪。他有一个坚定不移的信念：世界不是为弱者准备的。在小说《弗朗西斯·麦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中，他形象地、冷酷地表现了这一思想：
当麦康伯在面对狮子的一刹那表现出怯懦时，他的妻子竟公然在夜晚走进一个下等人的帐篷——因为这个下等人在危急时刻果断地瞄准狮子并打碎了它的脑袋。
在非洲的荒野上，等级和金钱的魅力像幽灵般消逝了，取代这一切的是勇气。勇气决定一切——这不是返回了斯巴达时代吗？然而这又不是斯巴达时代：“他挺有钱，而且还会更有钱；他知道，她现在不会离开他了。这是他真正知道的几件事情中的一件。”而妻子呢，从来是同别人胡搞，因为知道他“宽宏大量”，作者诙谐地说：他宽宏大量，如果说这不是他致命的弱点，那么似乎就是他最大的优点了。
明确地说，在中世纪，“宽忍”是最大的优点，而在现代，它是致命的弱点，是怯懦的代名词，因为这是一个充满邪恶的时代。
正因为如此，当勇气回到麦康伯身上，他勇敢地杀死了野牛并为此感到幸福时，那女人意识到了自身的危险，果断地举起枪对准了自己的丈夫，结束了他那短促的幸福感。当玛格丽特试图掩盖自己的罪恶时，猎人威尔逊看穿了这一切：“干得真漂亮。”他用平淡的声调说，“……你干吗不下毒呢？在英国她们是这么干的。”
在海明威看来，真正的英雄不是那些胜利在望时的勇敢者，而是明知前面是失败而依然挺起胸膛无畏地走向死亡的人，即西西弗斯式的英雄。这一思想到海明威晚年愈益获得辉煌的表现。
《老人与海》带有浓重的宿命色彩。茫茫莫辨的大海涌动着一种神秘的力量，它把老渔夫诱入远离陆地的海洋深处，让他捕到大鱼又失去大鱼，让大鱼在同老人搏斗时又让鲨鱼吃掉，让鲨鱼在吃掉大鱼的同时又被老人所杀死，这一切都是在冥冥之中命定了的。然而震撼心灵的力量却在于老人在强大的宿命力量的压力下所表现出来的风度。老人与大鱼的搏斗，展示了这样的思想：“不在于谁弄死谁，而在于搏斗本身是庄严而美丽的。”他终于抓到了一条最大的鱼，但拖回时，鲨鱼把大鱼几乎撕光了，他只带了光秃秃的鱼骨架回来，那补缀满面粉袋的帆“像一面失败的旗帜”，然而老人的全部行动证明了一个辉煌的真理
：人可以被毁灭，却不能被战胜。
动画片《老人与海》剧照（本片获第72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动画短片奖）
这种明知命运必然如此而又不甘如此的反抗精神，使我们想起了推石上山的“天神的无产者”（加缪语）——西西弗斯。西西弗斯明知把巨石推上山顶，它还将滚落下去，每一次劳苦都是为下一次劳动准备条件，然而他朝着不知尽头的痛苦，迈着均匀而沉重的脚步走下山去。加缪在《西西弗斯的神话——论荒诞》中所阐释的西西弗斯形象，包含着现代主义者对于未来的深刻的悲观心理，同时又洋溢着人类永不休歇的战斗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