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剧《二马》：在爱情和玩笑背后，老舍还有不甘
两个漂洋过海来到异国的中国父子，一对相依为命充满偏见的英国母女，老舍在《二马》里要讲的，不仅是横亘在文化差异与世俗眼光之间的爱情与萌动，更是一代华人在伦敦的际遇，一个旧国度与新世界的碰撞。
创作近一百年后，这部小说被搬上了话剧舞台，似乎又有了另外的意味：百年前的偏见与愚昧尚未消弭，新的矛盾与荒谬已经登场。
文｜水母
一组移动的英国旧报纸，一串悬于半空的英国女帽，五个男演员穿着风衣、撑着长柄伞走上舞台。话剧《二马》的亮相，是描白一般的英伦风格。
《二马》剧照 张睿 图
光光的脑门上戴着一顶黑色针织小帽，鼻梁上架一副圆圆的眼镜，在黑管、架子鼓和电钢琴的伴奏下，「老北京」方旭的身上，似乎也有了点英伦味儿。然而他一张口，就把观众逗乐了。
今年是老舍先生逝世50周年。因而时年50岁的方旭把《二马》搬上舞台，似乎有着别样的意义。然而无论从何种角度来看，《二马》都不算老舍的典型作品。他的作品常让人想起前门楼子、胡同里天井旁的柿子树、天空中呼啸的鸽哨。
《二马》剧照 张睿 图
然而在小说《二马》里，登场的是英国的汽车、商业街上的古玩店、帽子店里的年轻女店员。不似《骆驼祥子》和《月牙儿》，他在《二马》里没有着墨于命运的悲凉，而是用幽默的口吻讲述了中西文化冲撞间的情愫以及华人在伦敦的境遇。
1924年夏, 老舍赴英国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汉语教师。五年的侨居生活，打开了他的视野，也激发了他的创作热情。《二马》是老舍继《老张的哲学》、《赵子曰》后的第三部小说，也是他回国前在伦敦写的最后一部作品。
《二马》 剧照 张睿 图
在散文《私语》里，张爱玲曾这样写道：「《小说月报》上正登着老舍的《二马》，杂志每月寄到了，我母亲坐在抽水马桶上看，一面笑，一面读出来，我靠在门框上笑。所以到现在我还是喜欢《二马》。」
老舍用充满幽默的笔墨描绘了老马和小马两个标题人物。老马虽然上过洋学堂，还入了洋教，却始终是个不折不扣的「官迷」。大哥客死，老马和儿子小马，前往伦敦接手马家古玩店。「官迷」老马不情不愿地变成了小商人。马家父子与伦敦的房东温都母女产生了生活的冲击和情感的关联。
《二马》剧照 张睿 图
两个漂洋过海来到异国的中国父子，一对相依为命充满偏见的英国母女，老舍在《二马》里要讲的，不仅是横亘在文化差异与世俗眼光之间的爱情与萌动，更是一代华人在伦敦的际遇，一个旧国度与新世界的碰撞。
创作近一百年后，这部小说被搬上了话剧舞台，似乎又有了另外的意味：百年前的偏见与愚昧尚未消弭，新的矛盾与荒谬已经登场。
《二马》是方旭改编的第四部老舍作品。虽然身兼小说家和剧作家的双重身份，但老舍的小说难改编有目共睹。
《二马》剧照 张睿 图
一位编剧、剧评人曾经感慨说：「小说和戏剧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模式的产物，是两种差异极大的话语系统，可以相互转换，但并不能无缝衔接。尤其是好的小说家的作品，改编起来难上加难，要么天赋异禀，要么灵光开窍，否则搭进半条命也是枉然。」
在改编过三部老舍作品后，方旭逐渐意识到老舍小说舞台化的困难所在：作为一个文学家，老舍善于塑造人物，但并不善于诉说故事。
《我这一辈子》剧照
从《我这一辈子》开始，「形式」一直是方旭在改编老舍小说时思考的重大课题。他把《我这一辈子》改成独角戏，用一尊似人非人的人偶做道具；把《猫城记》改成当代小品，台上全是纸箱子。
《猫城记》剧照 张睿 图
到《离婚》时，方旭把所有的男性角色化繁为简，由两位演员交替出演。舞台上紧绷着一根根细绳，有种命若琴弦的意味，现场的中阮更有种哀伤的不可琢磨感。两个演员反复重复「恍惚」与「诗意」，成了串联起整部话剧的语言线索。
《离婚》剧照 李晏 图
虽然是一部「非典型」的老舍小说，《二马》的故事和情节同样比较平淡，所有的文字都围绕一次又一次的早餐、遛狗和古玩店的谈话展开。在他笔下，「老马」马则仁、「小马」马威、古玩店伙计李子荣，是三种不同类型的人：老马迂腐陈旧，是典型的「旧民」形象；小马是中庸的观望者；而李子荣则是受过教育、有理想的新青年。
然而书中的众多人物，要数老马最让人印象深刻。这个官迷爱面子、讲排场，身上有着入神入骨的偏执、滑稽，为人不好不坏，可爱亦可恨。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老舍写起来最得心应手的人物类型。
《离婚》剧照 王雨晨 图
方旭用硕大的报纸布景作为分幕的间隔，将所有情节变成了台词。启用全男班的演员，某种程度上说，既是为了减少突兀，也是为了弥补剧情和人物的短板。出演温都太太的乾旦演员刘欣然，还在剧中与方旭本人饰演的老马表演了一段京剧。
对于剧中的老马和小马，方旭也给他们各自安排了口头禅：一个是「俗气」，一个是「人活着还是要有梦想，万一实现了呢？」实际上，只有「俗气」是老舍原著里的关键词。这种增补和剧中不时出现的流行语一样，无疑是冒险的。然而这是方旭在《我这一辈子》和《离婚》中惯用的改编方法，为的是让台词和当下发生关系。
《我这一辈子》剧照
小说里，在爱情和玩笑背后，老舍的文字中还有热热的不甘。他寄希望于用新的思想完成民众和社会的进步，用商业的崛起实现国家的复兴。
近百年后，这部话剧被搬上舞台。比起转瞬即逝的流行语，或明或暗揶揄现实的部分，似乎更让人心有戚戚焉。
在舞台上，小说里伦敦工人的砸抢被悄悄换成了「爱国」华人针对「卖国贼」老马的打砸。抱怨完伦敦空气差，老马立刻怀念起北平的好空气。
这部剧最出彩的改编，大概是把原著中完全理想主义的李子荣，变成了一个外在先锋、内在守旧的人物。
比起充满了社会革新理想的小说，这种悲凉而认命的人物设置，也许更符合老舍的惯常：看见社会的黑暗，然而并不马上希冀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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