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猎在古时候至关重要，比如原始人为了获取食物，基本上都是职业猎手。
那时候，人们缺乏先进的狩猎工具，狩猎方法也比较落后，只能欺负欺负一些食草动物，遇到凶猛的食肉动物，很可能自己倒成了“猎物”。
等到铁器时代到来，形势大逆转，弓箭、长枪、骏马、猎狗再加上套、夹、笼、网等狩猎方法，野生动物只有逃命的份了。
农业和畜牧业不断发展并且能够满足需要的时候，打猎也逐渐退居从属地位，毕竟比起追捕野物，春耕秋收、牧马放羊风险要小得多，收效还稳定，这时候的打猎对很多人来说不再是必需，飞鹰走马权当娱乐消遣。
当然打猎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水浒传》里，解珍、解宝兄弟二人出身猎户家庭，武艺高强，都使浑铁点钢叉，擅长穿山越岭，捕兔逐鹿，更敢上山擒虎，以打猎为生，是登州第一号猎户。
二人奉登州之府之命在在城外山上猎虎，靠的不是拳脚武艺，是埋下窝弓药箭，又苦守了三天两夜，才捕中老虎，远不如武松景阳冈上打虎那般气派潇洒。
和很多寻常人一样，古代很多皇帝都喜欢打猎，特别是一些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马上得天下，骁武凭陵，勇武之气不脱，最爱干的事就是打猎。
契丹建立的大辽，前后在位的九位皇帝，都喜欢打猎，辽国第九代皇帝天祚帝，也就是亡国之君，更胜父辈，整日荒于游猎，不理朝政。
《辽史·天祚皇帝本纪》里记录天祚帝最多的就是“猎”，猎于金山，猎于夹山，猎于这州、猎于那州，一年四季都在打猎。
那会有一种捕猎大杀器叫海东青，备受追捧，海东青满语叫“雄库鲁”，身高达一米，翅展两米左右，能捕天鹅、野鸭、兔、狍等禽兽，意为世界上飞得最高和最快的鸟，被誉为“万鹰之神”。
并且海东青捕捉不易，十万只鹰中才出一只，主要产地在当时东北的女真部落，天祚帝爱打猎，喜欢海东青，王亲贵族们更是争先效仿，辽国还特意开辟了条鹰路，派专门的使节下去收海东青。
这些收鹰的辽国使节佩戴专用银牌，还有个特别文雅的称号叫“银牌天使”。却仗势欺人，强抢豪夺、强买强卖，还要求女真人提供漂亮女孩子陪睡，以致激起民愤。
后来，完颜阿骨打建金国，誓师伐辽，屡战屡捷，天祚帝猎心不改，凭借着打猎锻炼的体能一路逃跑，最后被金兵追到了一个叫夹山的旮旯里，每天还是架鹰逐兽，兴致不减，最终灭国。
天祚帝这么爱打猎，大多是出于个人喜好，治国太麻烦，大草原不识耕稼，纵马驰骋、追逐野兽，那多刺激，有权利任性，也因此葬送了江山。
不同于天祚帝的纯游猎，有些皇帝打猎则有更深层次的意义，比如拓跋魏建立的北魏，在建国以前，就动辄以数万骑进行田猎，建国初仍然保持这种习惯。
公元431年，魏太武帝在摸南狩猎，率数万骑兵，驱鹿数百万，规模之大令人瞠目。
那会野生动物资源丰富，皇家围猎可以获得丰厚收获，太武帝曾于山北，大获鹿数千头，诏尚书发车牛五百乘以运之，甚至一次狩猎可获兽十万，经济意义不容忽视。
并且魏主会将猎取所得赐给大臣，论功行赏，彰显天子威严，同时也能练兵，提升战力。
说到这，最为人所熟知的王室狩猎可能是满清，满清是后金所建，最早以游牧为生，前期的几位皇帝也爱打猎，尤其是康熙帝，为此还特意设立了宏伟的皇家猎苑——木兰围场。
木兰围场最早是蒙古部落游牧之地，康熙二十年，在平定三藩之乱后，康熙皇帝出巡塞外，蒙古喀喇沁、敖汉、翁牛特等诸蒙古部落将这片草场献给皇家，做行围肄武之所，康熙皇帝以此设立“木兰围场”，进行“木兰秋狝”。
“木兰”在满语中的意思是“稍鹿”，“围场”指行围狩猎，“秋狝”指秋天打猎。
最早的时候，这片地区被划分为七十二个小型围场，至今还有民谣流传“七十二围古木兰，康熙大战在红山（蒙语为乌兰布统，现已成为景点）”。
皇帝打猎不同于平常猎户的小打小闹，让皇帝在合适的时间和地点杀死一头熊、老虎或狮子，显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所以圈捕猎物和如何射杀是一门高水平的艺术，既要保证数量，还不能出乱子，需要精心策划和管控。
满清围猎，通俗点讲，叫协同作战，先有管围大臣率骑兵预先选定区域，形成包围圈，并逐渐压缩。
然后隐藏起来的头戴鹿角面具的清兵，模仿雄鹿求偶的声音吹长哨，雌鹿闻声寻偶，雄鹿闻声夺偶，其他野兽为食鹿纷纷而至。
等猎物越来越多，包围圈越缩越小，大臣就奏请皇上首射，皇子皇孙随射，然后其他王公贵族骑射，最后才是大规模的围射。
这其中，旗兵、向导、随围猎手、打鹿枪手、长枪手等协同行围，还有一群训练有素的猎狗帮忙。清乾隆朝翰林赵翼所著《檐曝杂记》中有“犬毙虎”一篇，是他扈从乾隆皇帝至木兰围场狩猎时亲眼所见。
这种猎狗叫虎食犬，锐喙高足，身细而长，望之如蛇之四足者，三只虎食犬配合，不需要人的参与，就可以抓到老虎。
从狩猎方式以及外形描写中推测，清帝用的猎犬应该是灵缇犬，这种狗至今于内蒙和围场也能见到，按描述的外形符合，只不过看起来很温顺，能猎虎实难想象。
康熙总结自己在木兰围场一生的射猎成果时说:“朕自幼至今,凡用鸟枪弓矢获虎一百三十五、熊二十、豹二十五、猞猁狲十、糜鹿十四、狼九十六、野猪一百三十二,哨获之鹿凡数百,其余围场内随便射获诸兽不胜记矣”。其实这是众人捧一人的成果。
当然满清皇室没事跑到塞北地区架鹰打猎当然不是不务正业，大清以骑射得天下，围猎是为了操练士卒、提升军事技能，使后继者不忘祖辈创业艰险，安不忘危、常备不懈，因此木兰习武被康熙定位“家法”。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便是木兰围产的特殊位置，此处是进入蒙古高原的一条重要通道，进行木兰秋狝能够团结蒙古诸部，加强中央统治，防备朔方，天威不仅泽被本土，显然也能辐射域外，康熙平定蒙古噶尔丹叛乱便在此处的乌兰布统，乾隆召见东归的土尔扈特部首领渥巴锡则是在木兰围场的伊绵峪。
想想古代皇帝坐拥四海、权力至上，他喜欢打猎，则是上有所好，下必从焉，才会整出这么大的阵势，更多的是一种展示统治力的炫耀性行为。
风靡全球的美剧《权力的游戏》里，国王劳勃嗜酒、爱好狩猎，荒于国事，最终在一次狩猎中被野猪重伤致死，才引发后来权力的争夺。
如今，打猎早已与它最初的生存意义无关，曾经“一人一马一枪”的鄂伦春人也放下了猎枪，狩猎也逐渐变成富人的运动，成为身份的象征，很多人甚至不惜重金跑到非洲体会贵族狩猎生活。
打猎这场游戏仍在继续，只不过转移了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