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追本溯源、怀宗念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特征之一。本文是作者二十余年关注本村宗族问题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通过有关史料分析，作者认为，王集王氏很可能是于明代中晚期来自扬州府江都县（今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王集王氏应为琅琊王氏，并非现在所称的三槐王氏，堂号应为“青箱堂”；族谱中的一世祖为嘉靖举人、万历进士出身的扬州府江都县人王纳谏。
前言
探究宗族渊源，有两个终极问题需要解答，一是我们从哪里来？二是我们究竟是谁？所谓怀宗念祖，确需追本溯源。盖王集村王氏，自静轩公任济宁州儒学学正以来，以明代嘉靖年间为分界线，之后四百余年的谱系流传有序，十分清楚，但之前的历史则一片空白。那么，这个谜题今天还能解开吗？
相关证据无非有两类，一是族人间口口相传的传说，二是有确切记载的文字资料。族人的说法有两种，一是大明洪武年间自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迁来；二是大明嘉靖年间由山东诸城迁济宁再迁巨野而来。由于年代久远，口口相传容易导致以讹传讹，且存在分歧，所以，最让人信服的还是后一种证据，而这种证据，只能到族谱以及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中去寻找蛛丝马迹，并认真加以鉴别，以去伪存真。
一、王集王氏究竟来自哪里？
王集王氏自大明崇祯十年（公元1637年）开始修谱以来，至今已历381年，其间共修谱十一次，但历次修谱均未解答上述两个关键问题。
一般而言，越早的族谱，越接近族谱中断的年代，记载的文字也越接近史实，因此也越有参考价值。以族谱作序人的功名而论，功名越高的人，知识越渊博，阅历越丰富，其文字的可信度亦应越高。即，进士做的序，可信度高于举人；举人做的序，其可信度高于秀才。以上两个基本判断是本文研究的一般指导原则。
王集王氏历次修谱简表
（一）田峤序文透露的关键信息
就大明崇祯十年（1637年）王集王氏最早的族谱而言，这是由进士出身的巨野人田峤所作。田峤是十一次修谱作序人中功名最高的，也是唯一一个位进士。时隔256年之后的1893年，族谱作序人中才出现了一位举人侯嘉禾，这是功名次高的一位，但也是十一次修谱作序人唯一的一位举人。不管从家谱首序出现的年代，还是从作序人的功名地位来看，首序的研究价值最高，也最具可信度。
田峤，今巨野县章缝集西大街人，字云岳，号宗甫，进士出身，长于文章；其弟田峨，字斗岳，号瞻甫，万历戊子科举人，工诗善书。二人皆为曹州名士，与当时的董其昌、米万钟、邢侗等文化名人往来唱和，交谊甚密。著有合集《荆树山房文集》传世，影响深远，享有“江南一董（其昌），江北二田（峤、峨）”的美誉。其子孙亦多有成就者，“印累累，绶若若，文武闱掇巍者，连续不绝”；“家益饶，壤沃屋润，廓邑中称巨室者首推田氏”，成为显赫一时的名门大户。现田氏家祠“荆树堂”廊枋中间刻“派衍青齐”四字，供奉的一世祖田子成，原为明朝青州指挥使，因不愿参与燕王朱棣造反，就挂印辞官，肩挑幼子逃难至今天的巨野县田桥镇，人丁兴旺后，其后裔分居到章缝等地。
田峤对于王氏原籍的记载仅略露端倪：“嘉靖年间赐进士出身，号静轩先生，初任青州府诸城县学政，历任济州学政”。从上面描述可以看出，王氏始祖一开始任诸城县儒学教谕，而后任济州学正。然而，诸城、济宁仅仅是其为官之地，至于是否其籍贯，田峤并没有记载。
请注意，田氏是从青州府迁来巨野的，王氏也是由青州府迁济宁再迁巨野的。先人永昌先生请田峤先生做序，看中的大概不仅仅是田峤的功名和地位，也许两族人还有同乡之谊。假如田峤暗中向我们传递了有关王氏祖籍地望的关键信息，用“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原则，可以大体推断：王集王氏可能来自诸城，或者离诸城不太远的地方。因为做诸城儒学教谕这样的小吏，按照明代的官僚管理制度，不用像知县一样需要地域回避。
（二）青州府诸城县说
乾隆五十三年（1778年），族人十五代孙王丹诏在第二部族谱序言中写道：“闻先人之言，曰：大明嘉靖年间，吾族居诸城，后因先祖出仕济宁为州学政，遂卜居吉市口以立业焉，后又迁巨野南门之外名英王庄”。这里明确指出，是“吾族”居诸城，非“吾祖”居诸城。
这一年，离首次修谱已经过去了151年，文字记载也仅仅是凭“先人之言”。那么，历经150多年的口口相传，关键信息可能失真。因为150年前首次修谱时，并未提及王氏祖籍为诸城，只说静轩先生一人在诸城为学政。难道静轩先生出身于诸城的王氏宗族吗？如果是，为什么150年前不明确指出呢？
（三）新江旧路山右郡说
嘉庆十一年（1806年），在第二次修谱28年后，拔贡、候选州判田光介为王氏家族第三次修谱做序，他在序言中传达的信息非常明确:“王氏始祖在明初自新江旧路山右郡三世青箱王氏迁于山东诸城，至嘉靖年间，有静轩先生者，以进士为诸城教谕，历任济宁学政”。
道光十二年（1832年），增广生员杨枚卜在第四版家谱中写道：“明初由山右东徙”。
这两个序言的年代仅相差26年，也都提到了“山右郡”，这应当属于第三、第四次修谱的共识。
（四）山西太原说
同治二年（1862年），廪生孟广渭在第五部家谱序言中写道：“询其起迄，言自明洪武初年由山西太原迁居山东诸城，继因任济宁学政，又迁居济宁，分派于巨上”。
由此可见，家谱中关于原籍的记载只有上述只言片语，不但分为好几种说法，且几种说法均不一致。由于缺乏原籍具体的府、县、村名，后人也难以考证。就有确切记载的最早记录而言，应倾向于第三次修谱提到的来自“新江旧路山右郡”，况且还有道光十二年（1832年）第四次修谱的再次佐证。
二、王集王氏系三槐王氏吗？
崇祯十年（1637年）和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的前两次修谱，并未提及王集王氏的堂号，首次修谱的169年之后，嘉庆十一年（1806年）第三次修谱才首次提及。这本身就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因为堂号在传统社会宗族观念中占据重要地位，对于王氏这样名人辈出的望族来说，是不得不书写，且应当引以为傲的。那么，族谱中透露了哪些信息，让我们可以确定王集王氏的宗派呢?
（一）青箱王氏说
嘉庆十一年（1806年），拔贡出身的候选州判田光介在序言中写道：“王氏始祖在明初自新江旧路山右郡三世青箱王氏迁于山东诸城”、“考《世本》一书《三槐世系表》，有三异人出于青箱。长支巨野英村之王，其出于青箱无疑也”、“昔青箱之与三槐递振家声，而青箱累叶名德”。
青箱王氏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青箱一词出自《宋书·王准之传》：“曾祖彪之博闻多识，练悉朝仪，自是家世相传，并谙江左旧事，缄之青箱，世人谓之青箱学”。王氏青箱学集历代名人处世的哲言，是世代相传的教育子弟之良训，古时深藏青箱之中，秘不外传，主要内容包括：为官规则方面，官场中当进则进，当退则退，皇帝可辅则辅，不可辅则退，不专宠，不盲从；教育后代方面，可以不做大官，不可胸无大志，可以无宰相之位，不可无宰相之才；钱财观念方面，为官莫贪财，治家需节俭，非己之财，虽赐非取，多财之地，谨身慎行，布衣胜锦罗绸缎，蔬食胜山珍海味。王氏青箱学除了家族教育之外，另一重要影响是推出了《仪注》、《晋宋杂记》、《古今丧服集记》、《齐职仪》、《礼杂答问》等官学著作，东晋及南朝各代朝廷均遵用之。
安徽合肥庐江县潜川青箱堂王氏宗祠落成典礼
“王氏青箱学”也称“青缃学”，诸多文人雅士对“王氏青箱学”和“青箱世家”不吝赞美之辞。唐代宰相贾耽在《赋虞书歌》写道：“须知孔子庙堂碑，便是青箱中至宝。”陆龟蒙《药名离合夏日即事》诗之三：“青箱有意终须续，断简遗编一半通。”刘禹锡在《南海马大夫见惠著述三通勒成四帙上自邃古达于国朝采其菁华至简如富钦受嘉贶诗以谢之》写道：“青箱传学远，金匮纳书成。”在《衢州徐员外使君遗以缟纻兼竹书箱因成一篇用答佳贶》写到：“远放歌声分白纻，知传家学与青箱。”北宋苏舜钦《黎生下第还乡》诗：“无废青箱学，穷愁古亦然。”。北宋刘弇的《蒋沙庄居》诗之六：“家有青缃学，儿传《急就》章。”明代的无名氏 《赠书记·扫茔遘侠》：“髫年英俊，失恃茕茕甚，继箕裘青箱自幸。”清代方文《润州早发》诗：“白露水千里，青箱书一函。”康有为在《大同书》甲部第三章中写道：“青箱谁寄，遗书何托；宗祀将斩，祠墓无依。”
再说说王准之其人。王淮之，字元鲁，东晋尚书仆射王彬玄孙，初为琅邪国右常侍，刘裕为宋王，用为御史中丞，自曾祖彪之以来，祖临之、父纳之，四世居此职。以谢灵运杀人不纠免官，复拜黄门侍郎，累迁至丹阳尹。家世代熟悉朝仪，撰《仪注》，桓玄篡位，以为尚书祠部郎。宋武帝起兵，为太尉主簿，出为山阴令，有能名，预讨卢循功，封都亭侯。
青箱王氏为琅琊王氏一脉。假如王集王氏出于王淮之一支的青箱王氏，则必属琅琊王氏无疑，堂号应为“青箱堂”。目前，江西赣州、安徽庐江、福建仙游等地，均有以“青箱堂”为堂号的王氏宗祠。
（二）三槐王氏说
相传周朝时，宫廷外有三棵槐树，每当三公朝见天子时，都面向三槐而立，后来就以“三槐”比喻“三公”。
王集村王氏宗祠现悬挂“三槐堂”匾额。三槐堂号源自北宋王祐。王祐，字景叔，大名府莘县人，北宋太平兴国年间任兵部侍郎，文章、清节兼著，但未拜宰相，引为憾事，乃在其宅手植槐树三棵，曰：“吾子孙必有为三公者。”后来，他的儿子王旦果然在宋真宗时做了宰相，使他的预言变成了现实，三槐堂也就成了王祐一支的堂号。那么，王集王氏真的是三槐堂后人吗?
王集村、巨野县英王村离莘县不过一百公里左右，假如王集王氏来自莘县三槐堂，在近四百年的时间里，族人竟然没有去过三槐堂祖庭的记载，也未与莘县三槐堂将族谱续在一起，在高度重视门第和家族出身的传统社会，这简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唯一可能的解释就是：王集王氏并非三槐王氏。主要证据如下:
1.证据之一
王集王氏为三槐王氏的最早依据，是写于嘉庆十一年（1806年）的族谱序言。田光介在序言中提到：“考《世本》一书《三槐世系表》，有三异人出于青箱。长支巨野英村之王，其出于青箱无疑也。”写序人田光介尽管是个拔贡，但很有可能是个书呆子。因为《世本》这部书，是由先秦时期史官修撰的，记载的是从黄帝到春秋时期帝王、诸侯、卿大夫的世系和氏姓，怎么能用它来解释一千五百多年后宋代三槐堂的支脉分布？这是田老夫子犯的第一个错误。第二个错误是胡拼乱凑。按照他的说法，他看了《三槐世系表》，发现了青箱王氏出于三槐王氏，依据是什么呢？因为《三槐世系表》上说，有三个异人出于青箱，而巨野王氏之祖为异人，所以他就是出于青箱，就是三槐王氏。这是什么逻辑？况且我们前面已经论证，青箱提法出于东晋，三槐提法出于北宋，他却把青箱放到了三槐之后。第三个错误则是前后矛盾。比如前面写青箱出于三槐，后面却写：“昔青箱之与三槐递振家声，而青箱累叶名德”。从这句话不难看出，他想表达的意思是:青箱与三槐为平行并列关系，并非一从一属。这就自相矛盾了。其实，青箱为琅琊王氏，与三槐王氏一道，两大堂号人才辈出，各领风骚，交替振兴王氏家声，均成为王氏宗族最为繁盛的支脉之一。
2.证据之二
1951年，增生举孝廉方正高燕堂在第八次修谱序言中写道：“惟巨野王氏旧谱所载，为三槐后裔，三槐系出青箱一支，世系昭然，昭穆分明”。从这段话可以读出两层意思，一是巨野王氏（亦王集王氏）族谱上自称三槐王氏。高先生肯定也看到了嘉庆十一年（1806年）的族谱，他的结论是从那里抄来的。二是三槐王氏来自青箱王氏。窃以为，高燕堂先生是个明白人，知道谁大谁小、谁先谁后。因为青箱王氏（琅琊王氏）源于西晋，三槐王氏源于北宋，前者比后者早了七百年以上。将三槐王氏纳入青箱王氏（琅琊王氏），符合基本的常识，也经得起推敲。但这次修谱说王集王氏为三槐王氏，并非高氏之见，乃鹦鹉学舌耳。
多说一句，1951年，已经是中国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三个年头，举孝廉方正这一套也已经废除了将近40年。但作为作序人的高燕堂，仍将其视同科举功名一般，郑重其事地写在自己的名字前面，可见其内心对于功名的重视，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气和乡村的文化环境。
3.证据之三
1951年，族人王镇南在《创修世系表图说》中写道：“考之吾族先世，确系三槐后裔”。《创修世系表图说》写于第八次修谱，与高燕堂的序言一前一后，由于没有新资料及新提法的出现，所谓三槐后裔的说法，当为两人参考族谱资料，并协商达成一致的结果。
综上，三条证据合一，能说明王集王氏为三槐王氏的证据其实只有一个，即田光介写于嘉庆十一年（1806年）的族谱序言。上面已经论证，这个序言在提法上存在多处漏洞，因而并不可靠。
4.其他
小时候，过年去家庙磕头祭祀，见正厅悬挂“三槐堂”牌匾，这是1980年代初期的事了。1987年，我在嘉祥一中读高中，托姐姐从景德镇买来《古文观止》上下册，遂手不释卷。一日，忽然翻到苏东坡《三槐堂铭》，通读之，引以为奇，亦生发出许多作为三槐堂后人之自豪感。荐之于主修谱事之族兄端岱，他亦大奇，后收录于1995年第十版的族谱中，并配了白话文译文。这也算是我对王集王氏族谱的一点贡献吧。
但是，也要看到问题的另一面。比如说，作为三槐王氏的王集王氏，之前的家谱中竟然没有《三槐堂铭》！这可是名人名文，光宗耀祖的资料，是花多少钱也买不来的，不但应当被收录进家谱，而且还应当放诸首页。难道，在我之前的四百年间，族人中竟然没有一个读过苏轼的《三槐堂铭》吗？想一想，真可怕！自明代中晚期从济宁迁出的王氏族人，凡四百年，历二十几代，至今已数千上万人，竟然没有中过一位进士，甚至连一位举人也没有考取。文化太落后，肯定是导致王氏族人在家族渊源问题上至今认识不清的重要原因之一。按照高燕堂的说法，就是“明代以上，恒伏阙如”。
到此，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王集王氏属于琅琊王氏，堂号为青箱堂。那么，三槐王氏是琅琊王氏的一支吗？确有此说，但本文不再考证。
三、作者以往的研究成果
（一）新江旧路山右郡是哪里？
族谱中第一次出现王集王氏原籍，是在第三次修谱的序言中，年代为嘉庆十一年（1806年），即“王氏始祖在明初自新江旧路山右郡三世青箱王氏迁于山东诸城"。尽管这时离第一次修谱已经过去了169年，但由于年代最早，其提供的信息对于寻宗问祖来说，也应当最有价值。
那么，新江旧路山右郡到底是哪里呢？
从2008年起，我就开始研究这个问题，还曾在百度知道提问。有意思的是，昨天看，这条信息竟然神奇的还在。此事先按下不表。
同一年，就上述疑问，我托朋友向国内一位研究明史的专家请教，该老先生是曾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历史学家吴晗的研究生。老先生给出的信息是：看不出来，最好再结合方志看看。
那么，只好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喽。
1.山右郡
山右郡即指太行山以西的山西省。可是山西这么大，明代嘉靖以来的进士又散落在各个县，到底该到哪里寻找呢？于是作罢。后来曾以山阴县为研究重点，然终因资料缺乏无果而终。
道光十二年（1832年），增广生员杨枚卜在第四版家谱中写道：“明初由山右东徙”。然天下王氏皆出太原，出于山右总是没错的，这样的表述等于没说。
2.新江旧路
由于十年来搬过几次家，原来的部分研究资料佚失，所以在此暂不做分析，只给出答案。本文暂为第一稿，以后再慢慢补充论证。根据我的研究，明代的新江旧路山右郡指今天的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一带，王集王氏先祖居今江宁区禄口街道曹村。北宋真宗天禧四年（1010年），分江南路为江南东路和江南西路，建炎四年（1130年），改江南东路为江南路，绍兴元年（1131年）复置江南东路。一句话，江宁府一带改来改去，就某一时期而言，新江南东路即旧江南路，新江南路即旧江南东路。
王徽之，字子猷，官至大司马参军，黄门侍郎。其父王羲之侨居山阴，任会稽内守，他兄弟五人仍在建康为官。据《重修宗谱序》载，东晋太元五年（380年），王徽之见南京沿秦淮河至东山一带山清水秀，即与东晋名相谢安一道，选址於建康上元里（江宁）道德乡山阴村（现禄口镇曹村）营垒建墅。晋元熙元年（419年），因“刘宋禅位，黄门挂冠”改朝换代之故，王徽之被免职，后迁山阴（今浙江绍兴）。宋淳化间，王氏族人从浙江山阴县（今绍兴）再次迁此，村以祖籍县名之。2016年7月，南京市江宁区将山阴村列入第一批历史地名保护名录。
（二）诸城县有关静轩公的记载
道光戊戌年（1838年）重修版的《相州王氏族谱》记载，诸城相州王氏十三世有名王洁者，字静轩，行一，配斗鸡台赵氏，子一质彬，居相州北原。家谱再无其他记载。如果此静轩即王集王氏之静轩公，则记载进士出身的功名是必不可少的。然而并没有。再加上其他信息对不上号，所以应为巧合而已。
四、几个脑洞大开的想法
（一）王集王氏与明代王守仁同属一族
家谱中多次出现“异人”的说法，首次修谱时还专门提到王守仁，“其长孙赐进士文成公，得异人真诠，游览见一寺封锁甚固，开门视之，龛中坐一僧，俨然如生。又见壁上有诗，曰：五十年前王守仁，开门原是闭门人，精灵剥后还归复，始知禅林不坏身。文成公怅然久之，曰：吾之前身也！建塔葬焉”。其实，王守仁就是一个异人。在文成公生活的明代，阳明学是对社会影响最大的哲学。另外，三世祖文成公与王阳明的离奇传说也是一奇。一般来说，续谱时要言明家乘，作为首次修谱，更应当予以记录。如果崇祯十年（1637年）的首次修谱暗中传递了家乘的某些信息，也许它是想告诉我们：王集王氏与王守仁同出一族。
王守仁出身浙江余姚的显赫家庭，其父王华为成化十七年（1481年）状元，官至南京吏部尚书。据传，王守仁天生有特殊的气质。他的母亲怀孕超过十个月才分娩，在他诞生之前，他的祖母梦见天神衣绯玉，云中鼓吹，抱一赤子，从天而降，祖父遂为他取名为“云”，并给他居住的地方起名为“瑞云楼”。王守仁5岁仍不会说话，但已默记祖父所读过的书。有一高僧过其家，摸着他的头说“好个孩儿，可惜道破。”祖父根据《论语·卫灵公》所云“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为他改名为“守仁”，随后他就开口说话了。他的父亲王华喜爱绍兴的山水，于是举家离开余姚，移居绍兴。嘉靖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1529年1月9日），王守仁病逝于江西南安府大庚县青龙港（今江西省大余县境内）舟中，其墓在今浙江省绍兴市绍兴县兰亭镇。
那么，王守仁究竟算王氏的哪一支脉呢？有关王阳明先世渊源，正史记载不多，明代黄绾撰《阳明先生行状》记载：“阳明先生王公讳守仁，字伯安，其先琅琊人，晋光禄大夫览之后，览曾孙羲之少随父旷渡江家建康，不乐，徙会稽。其后复徙剡之华塘，自华塘徙石堰，又徙达溪。有曰寿者，仕至迪功郎，乃徙居余姚。”又有明代钱德洪等编《王阳明年谱》记载：“其先出晋光禄大夫览之裔，本琅琊人，至曾孙右将军羲之，徙居山阴，又二十三世迪功郎寿，自达溪徙余姚，今遂为余姚人。”
我们当然不能拿传说当成史实来研究，但传说透露的信息着实耐人寻味。假如推论成立，王集王氏当属琅琊王氏无疑。族谱序文提及王守仁的原因，有两种可能：一是王守仁是当时的社会名流和精神领袖，扯上他可装点门面。二是王守仁谥号文成，三世祖亦称文成，而且庙中的谶语从表面上看，是揭示他与王守仁为前世与今身的关系，其实有可能在暗指文成公与王守仁实则同属一族。
（二）吉市口王氏与巨野王氏不睦
这可以从几个旁证加以说明。首先，在传统社会，士大夫功成名就以后，要么衣锦还乡，荣归故里，以光宗耀祖；要么则于任职地买房置地，经营产业。但三世祖德成公竟然抛弃这一切，与进士出身的哥哥文成公分道扬镳，远离城市，迁至距济宁州城百里之遥偏僻的巨野县农村，这是一怪。其次，王集王氏族谱卷宗中除了标明二世祖王芳（其人生员）的名字外，从未出现过一世祖和三世祖的名字，仅载其号。本来，如果知道名和字，因祖孙三代出过两位进士，很容易可以从《明代进士登科录》中查找有关的蛛丝马迹。然而事实上并不能。其三，王集王氏族谱中，定居济宁吉市口的三世祖文成公以下阙如。这说明，四百年间的十一次修谱，巨野王氏从未主动与济宁吉市口王氏合谱，或者说，两家在合作修谱的问题上从未达成过一致。
另外一个佐证是，王集王氏宗祠在修建之初，为了给考取功名的后代立旗杆留有位置，特地将大门退后一丈修建。但遗憾的是，先人的这个美好愿望落空了，因为王集王氏族人从未有过考取功名者。据老人讲，某年某月，济宁吉市口王氏出了一位道台，其人兴冲冲赶往巨野英村王氏宗祠立旗杆，结果遭族人拒绝。原因是害怕其人为贪官，一旦犯灭九族重罪，则全村遭殃。王道台怀着一线希望来到王集村，结果因为同样的原因再次被拒。王道台恼羞成怒，摔断旗杆，扬长而去，临走撂下狠话：凡王集王氏族人来济宁者，均好吃好喝招待，但不许提是一家人；一旦提及，即扫地出门。
那么，也就不难理解，王集王氏族谱中仅有的两位进士，为什么连名字都没有留下。因为前辈的恩怨，导致兄弟阋于墙，一家人几势同水火，影响绵延二十几代。
（三）济宁吉市口王氏并未出过进士
第一条理由，王氏族谱中仅出现过两位进士，分别为一世祖和三世祖，但族谱中恰恰只这两人没有留下名字。这条本不该隐瞒的重要信息，有可能是先人刻意掩盖了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两人并未中过进士。所以不写名字，是因为害怕暴露真相，因此只拿"号"来遮挡。在明代，进士可谓人中龙凤，就山东的某州某府而言，几十年不出一个也属正常。一人蟾宫折桂，不消说十里八乡，即便方圆几百里内，这般好事也会不胫而走，殿试及第者的名字会在乡人中口口相传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更不要说一门三代两进士了。
第二条理由，根据《明代进士登科录》，凡中进士者，其详细籍贯，包括曾祖、祖父、父亲、母亲、兄弟的名、字、职务，都详细记载。但就能查到的嘉靖以降的《明代进士登科录》而言，还尚未发现有原籍新江旧路山右郡及名号为王文成者。
五、康熙版《济宁州志》带来的新证据
新的发现，往往依赖于新证据的出现。盛世修史，2017年，济宁市史志办重新出版了康熙十二年（1673年）的《济宁州志》。康熙十二年，距明代嘉靖元年（1522年）已经过去了151年，距明代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则刚刚过去107年。如果该志记载了嘉靖前后济宁儒学学正的名录，应该是极富参考价值的信息。
（一）寻找曾任济宁儒学学正的王氏先祖
在肯定王集王氏族谱记载无疑的基础上，同时符合以下三个条件，必为王集王氏一世祖无疑。一为姓王；二为嘉靖前后任济宁学正；三为进士出身。
翻开州志卷四儒学学正、训导篇，王姓学正一共有三位，分别是：王时泰，福建闽县人；王纳谏，济南府肥城县人，中万历丙辰进士；王峣生，济南府长山县人。
另外，王姓儒学训导有两人，王谏，山东□□人，嘉靖庚子举人；王治，北直大兴人。
由学正登进士科者有三人：俞瓉、留敬臣、王纳谏。
答案似乎已经揭晓，王集王氏的一世祖即王纳谏。那么，王纳谏真的是我苦苦寻找的静轩公吗？
另有一个细节值得关注。州志中未标明功名的学正王时泰，其实是正德九年（1514年）甲戌科庚辰榜的进士。由此也可以看出，州志的记载未见得准确和全面。
（二）济南府肥城县人王纳谏
肥城王纳谏，字虚怀，现山东省泰安市肥城市仪阳镇王晋村人,传其祖由山西洪洞县迁来定居,立村名为王晋。万历四十四年丙辰科（1616年，与洪承畴同榜）进士，列三甲131名，授直隶雄县知县，后为山西临汾县知县，未赴而卒，入肥城乡贤祠。原肥城县南门里有进士坊，为崇祯三年（1630年）王纳谏所立。王纳谏著有《史阁万年三国策》，据传还有删存疏草诗稿若干卷，但都没有流传下来。《肥城县乡土志》等有王纳谏传。
那么问题来了。济宁吉市口之去肥城县王晋村，恰恰也是一百公里之遥。如果肥城县进士王纳谏即王集王氏宗族之一世祖，那么，为什么作为济宁学正之孙的德成公，竟然对此充耳不闻？难道，他的父亲，或者祖父，甚至哥哥，竟然从未告诉过自己从哪里来吗？进一步说，四百年间，与近在咫尺的宗族杳无来往，互相视而不见，这正常吗？因此，我坚决认为：肥城王纳谏绝不是王集王氏的一世祖，除非另有隐情。
另外一个证据是，如果王集王氏的一世祖做过直隶雄县的知县，族谱中是不会错过的，因为其功名高于直隶济宁州的儒学学正。既然族谱没有记载，可以大胆推断：做过雄县知县、授山西临汾县知县的王纳谏，绝不是王集王氏的祖先！另外一个证据是，济南府肥城县的王纳谏，其生平中，并未出现其曾为济宁学正的记载。
探索似乎已经走进了死胡同。刚刚爆发的火花，转瞬间就熄灭了。
（三）扬州府江都县人王纳谏
柳暗花明，峰回路转。根据唱春莲《国家图书馆近年采进善本书提要（八）》（《国家图书馆学刊》2003年第4期）的考证：“《明清进士题名碑录》记载，明代有两个王纳谏，一为直隶江都（现江苏扬州）人，明万历三十五（1607年）年进士,榜录取第三甲第179名；一为山东肥城人，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进士，榜录取第三甲第131名”。
如前所言，康熙版《济宁州志》也有可能出现谬误。因修史中出现王纳谏名字，而上溯百年，百里之内就有肥城县进士王纳谏，因此，修史者很有可能顺手拈来，未辨真伪，就将耳熟能详的济南府肥城县籍贯归入其下，如此移花接木，导致后世以讹传讹。
那么，扬州府江都县王纳谏究竟何许人也？江都王纳谏，字圣俞，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进士，著《四书翼注》，曾辑苏轼文集《苏长公小品》，清雍正《江都县志》卷十四人物志有其传。圣俞专收东坡文中短而隽异者，赋、序、记、传、启、策问、尺牍、颂、偈、赞、铭、评史、杂著、题跋、词、杂记诸体不限，而尤以题跋居多，次则尺牍、杂记等。
凌启康《刻苏长公小品序》云：“夫宋室文章风流藻采，至苏长公而极矣，语语入玄，字字飞仙，其大者，恣韵泻墨，有雪浪喷天，层峦遍地之势，人即取之；其小者，命机巧中，有盆山蕴秀，寸草函奇之致，人或忽之。自兹拈出，遂使片楮只言，共为珍宝。”《苏长公小品》一书正是如此。“小品”一词，原是六朝时候对于佛经节本的称谓，后用以指称中国古代散文中那些篇幅短小、精美隽秀的作品。作为散文之名，则始见于明代王纳谏所辑《苏长公小品》一书，此后以“小品”名集者渐多。
根据施扆宾的《苏长公小品序》记载，“试取而披玩之，春风绿荫，可以倦游；夜雨青灯，可以却寝；孔樽徐榻，则词组可惊四座；漂唐流汉，则单词可足千秋”。
有趣的是，蒲松龄（1640～1715 年）在《聊斋志异》中竟然记载了王纳谏（字圣俞）的故事，题目为《江中》，兹录如下：
王圣俞南游，泊舟江心。既寝，视月明如练，未能寐，使童仆为之按摩。忽闻舟顶如小儿行，踏芦席作响，远自舟尾来，渐近舱户。虑为盗，急起问童。童亦闻之。问答间，见一人伏舟顶上，垂首窥舱内。大愕，按剑呼诸仆，一舟俱醒。告以所见。或疑错误。俄响声又作。群起四顾，渺然无人，惟疎星皎月，漫漫江波而已。众坐舟中，旋见青火如灯状，突出水面，随水浮游；渐近舡，则火顿灭。即有黑人骤起，屹立水上，以手攀舟而行。众噪曰：“必此物也！”欲射之。方开弓，则遽伏水中，不可见矣。问舟人。舟人曰：“此古战场，鬼时出没，其无足怪”。
一言以蔽之，王纳谏见鬼了。
那么，王纳谏进一步的情况是如何呢？参考一下孙启伟先生的考证吧。
清康熙《江南通志·人物·扬州府》记载：王纳谏，字圣俞，江都人，授行人。使荣藩，却馈，荣藩敬礼之。以疾假，家居著书。起为吏部主事，力疾招赴，五阅月历四司。复请告归里，匝月而逝。
清雍正《江都县志·人物志·明贤》记载：王纳谏，字圣俞，江都人，万历癸卯乡试第一。陶望龄主试，王恩任分校，得人称最盛。丁未成进士，授行人。出使荣藩，辞乐却馈，荣世子敬礼之。以疾归假，家居二载。吏部司官缺人，争营之。尚书某曰：“吾知有下闱著书，不干进者。王君可任也。”起为吏部主事，力疾招赴，五阅月历四司。疾益甚，复请告归田里，匝月而逝世。……子玉藻，崇祯癸未进士。
清代著名学者朱彝尊在《经义考》卷六十一记载：“高佑曰：‘纳谏字圣俞，号观涛，江都人。万历丁未进士，除行人，历吏部稽勋司员外郎’”。
清雍正《江西通志·选举七·明》记载：“万历三十一年癸卯乡试，王纳谏，泰和人”、“万历三十五年丁未黄士俊榜，王纳谏，泰和人，扬州籍，行人”。据此可知，王纳谏原籍是江西泰和县，后来落籍江苏扬州府江都县。
路大荒《蒲松龄年谱》记载：康熙九年（1670年），“时孙蕙仍应宝应县，遂于是年南游”。蒲松龄在宝应、高邮时间长达一年。宝应、高邮同属扬州府管辖。王纳谏潜心研究易理，在扬州地区知名度很高。蒲松龄在此期间一定听到了王纳谏种种传闻，后来择其精彩之处予以加工，写入《聊斋志异》中。
盛伟先生对王圣俞作如下注释：《聊斋文集》卷七“婚启”有《六月为沈德甫与王圣俞启》，文中称“琅琊望族，海岳名宗”，可知其为山东诸城一带人。
如此一来，环环相扣，证据似乎已合为一处。因静轩公曾在诸城为儒学教谕，推断其为诸城人自有情可原。而且，这两个线索把扬州府江都县与青州府诸城县，通过进士王圣俞紧密联系在一起。也许，因王圣俞曾在青州府诸城县为吏，而山东人蒲松龄又到王圣俞原籍做幕僚，有半个同乡之谊，而书信中因套近乎可能有称同乡之语，所以，后人误以为王圣俞为青州人。
这几个关键环节既然能暗合到一起，那么，可以做如下大胆推推测：
1.康熙十二年《济宁州志》关于儒学学正王纳谏原籍的记载有误
第一条证据，因嘉靖年间出过两个叫王纳谏的进士，且前后相距仅九年，所以很容易被混淆。江都人王纳谏于明嘉靖年间在济宁州任儒学学正。一百年后，改朝换代，大清济宁知州廖友恒主持修志，士大夫们看到王纳谏的名字，均想起离此仅一百公里之遥的肥城县王纳谏，于是张冠李戴，将济南府肥城县写入其籍贯，阴差阳错，遂成定论。
2.青箱堂后人王纳谏迁居扬州府江都县的猜测
琅琊王氏在东晋后，家族开枝散叶，某年，其中一支由江宁府辗转迁居本省扬州府江都县。明嘉靖年间，有王纳谏者，中江苏举人第一名（解元），遂任青州府诸城县儒学教谕，后迁济宁州儒学学正。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王纳谏由学正中进士。
3.康熙十二年《济宁州志》可能将王纳谏与王谏混为一人
既然济宁州嘉靖年间没有出过王姓进士，那就降格以求吧。考察一下嘉靖年间的举人，姓王者唯有王得良、王谏两人。而王得良后任涿州知州。如果王得良为三世祖文成公，则如此重要职务，族谱中应有记载。既然没有，应果断摒弃。剩下的就只有王谏了。州志说他为庚子科举人，本州学训导中式，但未有籍贯记载。
那么，现在很有意思了。这个王谏，他和王纳谏同在州学，但王纳谏身份清楚，而王谏则面目模糊不清，籍贯阙如。那么，会不会是编纂州志的人把他们的身份弄混了呢？也许，不管是学正，还是训导，嘉靖年间在济宁州学工作过的，只有王纳谏一人。一百多年后，后人修志，在凭空捏造出一个济南府肥城县的王纳谏后，因大家明明听说还有一个叫王□谏的非肥城县人在州学工作过，为避免让人看出明显的讹误，于是又在州志中加入一个王谏，籍贯则空缺。
当然了，这也再次验证了王集王氏族谱中关于一世祖嘉靖年间中进士的记载并不符合史实。所以，无论是族谱，还是州志，都只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既不能不信，也不能全信。
除了上述推测，还有没有另外的证据呢？
王思任（1575~1646年），字季重，号遂东，晚年号谑庵，山阴（今浙江绍兴）人。万历二十三年中进士，曾知兴平、当涂、青浦三县，又任袁州推官、九江佥事。清兵破南京后，鲁王监国，以思任为礼部右侍郎，进尚书。隆武二年，绍兴为清兵所破，绝食而死。为文笔意放纵诙谐，时有讽刺时政之作，以《游唤》、《历游记》两种游记成就最高，《小洋》、《天姥》诸篇尤为著名，诗重自然，才情烂漫，有《王季重十种》传世。
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秋，王思任为应天乡试房考官，取十一人为举人，其中王纳谏中解元，为第一名。
这样的话，一切就顺理成章了。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扬州府江都县人王纳谏中江苏乡试第一名解元，遂赴任青州府诸城县儒学教谕，后转任济宁州学儒学学正。中举四年后的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王纳谏中进士。
4.三世祖文成公不是进士出身
自万历以降，至大明灭亡，济宁州共出进士二十二名。分别为，万历朝：李尧民、张子忠、黄子美、于若瀛、刘三英、杨洵、陈伯友、张耀采、潘士良、潘士美、杨凤翥；天启朝：孙景耀、靳于统、徐标；崇祯朝：汤维新、杨士聪、刘祯庆、陈扆诵、修庭献、李用质、任孔当、陈扆铭。然其中无一王姓。这说明什么问题？前面脑洞大开之推测经过验证，至少已部分正确，即大明嘉靖以后济宁州未有王姓祖孙两代同为进士者。
那么问题又来了。既然没中进士，是否中过举人呢？自嘉靖以降，济宁州中过举人且姓王的仅有四人，分别是：天启朝：王道明；崇祯朝：王天眷、王宏。因与族谱记录不符，本文不再继续探讨。
六、初步结论与进一步的探讨方向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王集王氏族谱中的一世祖为嘉靖举人、万历进士出身的扬州府江都县人王纳谏。王集王氏于明代中晚期来自扬州府江都县（今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王集王氏乃青箱王氏，属琅琊王氏一支，堂号应为“青箱堂”，现堂号“三槐堂”缺乏足够依据。
然而，上述研究只是基于现有材料，且囿于书斋的探讨。至于是否还原了历史真相，由于证据链尚不够完整，且存在一些硬伤，还有待于新史料的出现，以及进一步的实地考察验证。下一步的探讨应沿如下方向进行：
（一）济宁方向
寻找吉市口王氏族人，这是最便捷的方式。如果二世祖明代文成公在济宁吉市口的后人仍藏有族谱，且源流清晰，则王集王氏在明代嘉靖以前的世系即可拨云见日了。但这要依赖两个前提条件，一是要找到失散多年的济宁吉市口王氏族人；二是济宁吉市口王氏族人完整保留了明代嘉靖以前的族谱，或准确记录了静轩公的名字，以及他做诸城县儒学教谕前自何处来、籍贯哪里。而且，这两个条件要同时得到满足。希望能有这部家谱存在，并且它侥幸躲过了战火和离乱。
（二）肥城方向
去肥城的目的是证伪，或者证实。一是去王晋村，查王纳谏先生年谱或资料，询问其后人，了解其是否曾在济宁为官，以及有否后人迁居济宁。二是查看肥城县志，以获取更多的资料，并验证之前的判断。
（三）青州、诸城方向
一是查看青州府志的记载，重点看明代嘉靖年间前后有否王姓进士。为什么看青州府志呢？因青州府位置重要，方志记述较为完备。假如静轩公不是诸城人，只要在青州府所辖范围内，凡中进士者应都有收录。二是看诸城县志中，有否有明代嘉靖年间做过儒学教谕、号静轩的王姓族人记载。三是去诸城县考察，看有否“青箱王氏”？如果有，再看有无进士出身，并且明代嘉靖年间做过本县儒学教谕，后任济宁州学正的人物。
（四）江都方向
同上。一是查看县志，看明代嘉靖年间前后有否王姓进士，该进士是否做过济宁儒学学正。二是去扬州市江都区考察，看有否“青箱王氏”？如果有，再看有无进士出身，并且明代嘉靖年间做过青州府诸城县儒学教谕，后任济宁州学正的人物。
（五）北京、上海方向
北京，去国子监查看明代进士题名碑，国家图书馆查《万历三十八年庚戌科序齿录》；上海图书馆，查《万历三十五年丁未科进士履历便览》及相关史料。看嘉靖前后王姓进士，有否出身新江旧路山右郡或近似者，然后查其祖籍，按图索骥，再查方志或进行实地考察。
以上探寻方向，均有劳而无功之虞。对历史的研究探索就是如此，随时都有可能遭遇挫折，导致一切推倒重来。尽管没有廓清从何处来、究竟为谁这两个基本问题，然而，四百年来，这并未影响王集王氏族人生生不息、安居乐业的生活。谱系缺失，是许多宗族遇到的问题。比如同治二年（1862年）为王氏族谱做序的巨野县司训、道光辛卯恩科举人王子苹就写道：“旧传王氏有琅琊派，有太原派，余青人也，距太原尚远，唯距琅琊较近……然考余家乘，明初自直隶枣强迁居安丘，至枣强王氏之出于太原抑或出于琅琊，则不得而考也”。
对于王集王氏来说，从哪里来、是什么人也许是两个永远也解不开的谜题，答案或许早已湮灭在历史的烟云中。真相，就像被打散的拼图，偶尔，有心者捡拾到雪泥鸿爪的几张碎片，可惜不管怎么努力，仅有的几张碎片都难以勾连，拼不出完整的画面。
本文研究，仅基于作者目前所能查到的既有资料，难免挂一漏万，楮叶莫辨。由于资料阙如，不能不做大胆推测。因研究需要，文中还提及若干人物，如有冒犯，纯属论证之需，并无不敬之意。另外，由于学识水平有限，文中难免出现纰漏和讹误，还望族人及方家指正。正本清源，廓清王氏宗族的历史谜团，还需有知识、有条件的族人及感兴趣的朋友继续努力，以使真相早日拨云见日。
七、后记
新证据带来更多谜团。
说是新证据，其实是老证据，只是以前没有发现而已。
写完本文，正在沾沾自喜之际，忽然想到，前几天在网上看到，济宁李守信石坊上面有近似王纳谏的字样。以前多次见过此坊，该坊原立于南市场，后因竹竿巷改造，被迁至东大寺南。也看过石坊上面的人名信息，但看过就忘，没有在意。于是专门跑了一趟，该石坊上刻“旌表孝行生员李守信之门”。据说，这是目前济宁市仅存的一座表彰男人的石坊。
石坊上刻有许多文字，坊柱右额书：“巡抚山东右副都御史李同芳，巡按山东监察御史温如璋，提学山东按察司副使徐梦楼”，左额书：“兖州府同知署济宁州事李忠臣，济宁州儒学学正举人王纳谏，万历四十六年十一月吉旦立”。万历四十六年是1618年，再过19年，就是巨野王氏首次修谱的崇祯十年(1637年）。
然而，就是这么简单的几个字，有关单位在旁边树立的简介牌还给弄错了。比如将“王纳谏”误写为“王纳”。更可笑的是，有人以讹传讹，在网上发帖子，竟然说石坊上刻了儒学学正“王纳多”的名字。看来，古往今来，马虎大意的人随时都有可能出现。可是，像修史志及做文化研究的人，要是也这般粗枝大叶，随随便便就写错人名和籍贯，又会给那些利用这些史料做研究的人将带来多大的困难！
又一波挑战来了。根据前面的考证，江都人王纳谏于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中举人，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中进士；肥城人王纳谏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中进士。那么，为什么迟至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石坊上的王纳谏还落款为举人呢？如果石坊上留名的王纳谏即王集王氏的一世祖，为什么19年后的家谱中不留他的名字？难道，还有第三个王纳谏存在吗？抑或已有的结论尚需重新检讨？
而且，按照族谱，一世祖静轩公及三世祖文成公都是“赐进士出身”，即二甲。可是，从已知的材料看，江都王纳谏和肥城王纳谏都是三甲，即“同进士出身”。难道，族谱的记载存在故意的浮夸？当然，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一些仍对不上号的地方，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刚刚看到希望的研究更加扑朔迷离起来。
也许，王氏先祖在有意无意中设下了一个迷局。而他，或他们，正微笑着等待后人来慢慢解开。
真相仍在路上，探索还须努力。
（欲知后事如何，请点击：王氏宗族渊源新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