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每个人生来都自有使命，许多人恐怕至死都没能找到这样的东西，而另一些人一早便已觉悟。
张卜天显然是后者。
从2001年、22岁着手翻译柯瓦雷的《牛顿研究》起，他再没中断学术翻译这项枯燥冷清、报酬并不丰厚的工作，将自己的业余时间尽数投入。
到2016年末，37岁的张卜天已出版译著36本，交付译稿40余部；独力策划、翻译着两套译丛：湖南科技出版社的“科学源流译丛”和商务印书馆的“科学史译丛”。
15年寂静光阴里，这位年轻学者如埋头修行的苦行僧，以平均每年两到三本的速度，把古希腊至科学革命后科学发展的诸多经典陆续引介。
多少了解学术翻译是怎么回事的人，都难免为之惊讶。有人称赞张卜天以“一己之力”为学术传播做出重要贡献，有人评价他是这个时代的大熊猫，商务印书馆学术出版中心编辑李婷婷说他是“绝无仅有的一个译者，简直不像这个世界上的人”。
偶尔，也有读者从哥白尼、爱因斯坦、薛定谔、李约瑟和《大问题》《现代性的神学起源》《科学与宗教的领地》等名词背后留意“译者张卜天”这行文字。“越了解越胆寒，1995年16岁入中科大，2008年北大哲学博士毕业，科技史大咖吴国盛先生的高足。译著均为世界级科学名著，对拉丁文也有研究。在这些神人作品前，我有强烈的文盲感。”一位读者如此慨叹。
“我是早就定位清楚了，翻译是我第一重要的事。”坐在桌子对面，张卜天边说着话边低头注视自己搁在桌面上的双手。这是他第一次接受媒体面对面的采访。这位“希望尽可能隐藏起来”的资深译者有一张比实际年龄更显年轻的明净面孔，回答任何问题都诚恳而坦然。
“不被关注挺好，在翻译很多书的同时，大家不知道我是谁，甚至以为这个人已经死了，是一本本遗著被整理出来，我挺享受这种感觉。”他这样说完又立即补充，“其实骨子里还是在乎自己声名的，达不到真正的无欲无求，只不过喜欢以一种比较独特的方式昭示自己、刷存在感。”
交谈间，他几次提起最钟爱、也受其影响至深的钢琴家格伦·古尔德，“他说，一个人可以在丰富自己时代的同时并不属于这个时代，他可以向所有时代述说，因为他不属于任何特定的时代。这是一种对个体主义的最终辩护。一个人可以创造自己的时间组合，拒绝接受时间规划所强加的任何限制。”
大学毕业时，张卜天把这些句子作为临别赠言写给同学，“我太喜欢这段话了。”
“卜天”
张卜天原名“张晓天”，读初二那年，算命的人说他名字里应该换一个两笔画的字，家人在二、十、七、八、九等一串两画字里，挑出了“卜”。“倒也印证了我后来的人生历程，从纯理性的‘知晓’转向更神秘、理性无法统辖的领域。”张卜天说。
他曾是纯粹的理科生，对文科毫无兴趣，解起数理化习题轻松自如，乐在其中。16岁考上中国科技大学，父亲劝他千万别选数学、物理那种纯理论专业，建议他考虑热科学与能源工程系。这个系名在少年张卜天脑海里幻化出一幅阳光照到米饭上把饭“照”熟的画面，顿生神往，结果开学后，他发现自己要面对的是锅炉和叶轮机械。
大学一年级读的爱因斯坦传记对张卜天影响颇大，“直接研究光是什么不比研究制冷、锅炉有意思得多吗?广义相对论多么有趣，这么重大的东西怎么能不学呢?”他开始申请转系，这在中科大很不容易，尽管他是要求转到更冷门的近代物理系。
那段时间，张卜天喜欢上听古典音乐，转系申请书里，他颇自信地写道：“当我听到贝多芬第七交响曲的时候，我就知道我一定能转成。”大一下学期，他果然成了第一个成功转系的学生。
从中科大毕业后赴美留学，他在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继续攻读理论物理，导师是1979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史蒂文·温伯格。
听着古典音乐研究物理学，在所有人眼里，张卜天都该沿着这条路走得顺顺当当，但紧随其来的一场“惊心动魄的精神危机”让他留学刚满三个月便弃学归国，人生也转向截然不同的方向。
“待不住，文化不适应、饮食不适应……在完全陌生的环境里，各方面都成了诱因，让你过去最喜欢、珍视的东西，比如数学、物理、巴赫，都变成极其压迫人的外力。你突然发觉这些没有血肉、没有任何人味的东西与你离得如此之远，感到人生没有意义。”
心理医生说张卜天没有任何问题，但当那种难以描述的压抑感愈发沉重，他会因为突然察觉自己有呼吸、有心跳而害怕，会盯着两手，疑惑手掌末端为何会分叉生出手指，对自身的存在产生不解和恐惧。
“物理和古典音乐都没法支撑我，我需要知道——你可能感到可笑，但对我是最最真实的感受——我最关心的问题其实只有一个：世界为什么存在。”
2000年冬，在从洛杉矶回国的飞机上，窗外夕阳如血，张卜天抓着身边的陌生人不断说话，以此勉强维持平静。“所有人都说要坚持住，这不是多大的事，但我知道，对我来说真的不是这样。”
后来，读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导论》，开篇第一句让他深感震撼、如逢知音——“世界为什么是有而不是无?这是哲学最基本的问题。”
“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里谈‘畏’和‘怕’那两节，在没有任何哲学训练的情况下，每一个字我都能懂，写的完全是我在美国的感受。他分得很清楚：‘怕’是怕某个具体东西，比如一条蛇，而‘畏’是没有对象的怕，不知道怕什么，就是怕本身。在我来说，你要一定问我当时恐惧什么，我就是怕‘存在’，存在本身对我有强大的异己感，怎么忽然就有了这一切？这种恐惧和困惑没法跟人说，别人也不能理解，谁都没法救你。”
回想起来，他说20岁的自己太过年轻和敏感，但这份敏感促使他及早意识到自己内心深处真正关切的是哲学层面的问题，之前对物理的喜爱本质上也是出自这种关心，“只有哲学还能收留我这样的人。”
“分享”
翻译的本质是分享，对于 “分享”，张卜天有种天然的喜好，他说，当初读物理、学 相对论、量子力学时，他曾为这些理论不可思议的纯粹跟美妙赞叹又苦恼， “觉得不 忍心，不愿独享这些好东西”
2001年年初，出国前从没看过哲学书的张卜天跑到北京，在北京大学周边租房，旁听哲学课，正式“弃理从文”。他认为自己的疑惑很大程度上是科学带来的，决定报考北大科技哲学专业的研究生。
从理科跨入文科，一无所知、一切自己摸索，这段旁听、备考的时光极大地温暖平定了他的心境，他感觉考研挺容易，没什么压力，每天就是听听音乐、上上课。在这个过程中，他渐渐发现自己关心的东西还有不少人也关心，有了一种归属感。
也是在旁听期间，张卜天后来的导师、当时在北大任教的哲学教授吴国盛在看过他的试译章节后，将《牛顿研究》的翻译工作交给了他，这是“译者张卜天”的开始。
2001年暑假，在河南老家，张卜天每天早上带着早饭、字典、草稿纸和《牛顿研究》出门，骑车去家里刚简装过、还没入住的空房子，开始一天的翻译，直到晚饭时间再骑车回家。那时他还没买电脑，就先翻译在草稿纸上，完了借别人的电脑录入。书有些枯燥，但翻译本身很新鲜，他查着词典、译着书不知不觉过完了夏天。
翻译的本质是分享，对于“分享”，张卜天有种天然的喜好，他说这是自己执着于翻译的最大动力。当初读物理、学相对论、量子力学时，他曾为这些理论不可思议的纯粹跟美妙赞叹又苦恼，心想世界上只有很少、也许仅0.1%的人能领略这份美妙，那剩下的99.9%的人该靠什么过活啊?“实际别人当然生活得挺好，可我就会觉得不忍心，不愿独享这些好东西。”
跟从出版机构接活的译者不同，张卜天的翻译书目几乎全部由其自主选定，觉着哪本书不错，希望大家都有机会读到，就拿过来翻。
2002年，北大图书馆处理旧书，还在读研的张卜天随手拾起一本外文书翻了几页，发现那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哲学入门好书。他迫切地想将之译成中文与更多人分享，辗转联系上一个在出版社工作的校友，写了各种策划报告，终于促成此事。这就是后来重印多次、豆瓣网友评分高达9分以上的《大问题》。
会在写博士论文期间翻译《韦洛克拉丁语教程》，也是因为他这种急于分享的性格。“做西方研究的各门各科都会用到拉丁语，国内想学的人也很多，可就是找不到书，我在北大学习用的也是一本德语教材。如果没能力自己写，翻译国外现成的经典教材不就行了吗?不是多难的事，怎么就没人做呢?我只好勉为其难了。”
那时，他已出版差不多10本译作，越来越明确自己的兴趣和能力所在，当周边的人们开始忙于工作、为生计打拼，毕业后进入中科院就职的张卜天已决心把翻译作为最紧要的事。
“坚持”
北大周边40来平方米的小两居，是张卜天与人合租之处。房间很破旧，有台老空调，一插上就跳闸，房客们只能靠小电扇度过炎夏。
上班之外，张卜天不怎么出门，除去吃饭睡觉，绝大多数时间都待在屋子里翻译，有时一天能译10小时以上。2015年上半年，他去剑桥大学访学，6个月译书4本半。
当然也有译不下去的时候，翻译《现代性的神学起源》，难度太大，他中途两次想放弃，最后，还是在北京酷暑里一间没有空调的办公室中，对着电脑坐了两个多月，译完了这本书。后来，有人说这是他最好的译著之一，豆瓣评分9.3，“读起来像坐滑梯一样顺畅”“丝毫不觉是译作”“选书眼光不俗”……“我自己是一翻完就不敢再读了。”张卜天说。
他没给自己定过具体目标，只是一本接一本不停译下去，常常上午刚完成一本书的翻译、交了译稿，中午就已着手翻译下一本。在休息和放松上，他对自己极为吝啬，偶尔想换个环境，就买张票跑到南京或者哪里，住进旅馆继续翻译，累了出门逛逛，吃点小吃。
“时间太紧迫，我实在舍不得。”他说海德格尔讲人要向死而生，高僧印光把“死”字挂墙头，睁眼即见，“每译完一本书我离死亡也近了一步，我没有那么多时间了。”
他的词典里没有“拖延”，只有日月逝矣、时不我待的急迫。感兴趣的书越来越多，这些书没人介绍可能永远没人知道。而每本书的打磨都没有止境，为争取更多地翻译，他只能牺牲一部分质量，自觉达到80分、85分就停手，“我急切地想把更多好的东西展现出来，毕竟也积累了十几年翻译经验，如果不充分利用不是很可惜吗?”
没有人向他施加压力，他的急迫完全来自内心，对翻译，他有强烈到带宗教意味的使命感。
“不为什么，也不需要想清楚为了什么，奉献本身就让人着迷，这是一种生存方式。”他怀疑自己前世是个传教士，所以这辈子也成了苦行僧似的人，憧憬修道院那类清苦、单调又带着纯粹精神气息的氛围，“最好加一点音乐，再加一点台灯的灯光。”
音乐不妨用巴赫的管风琴曲，比起浪漫派的肖邦、舒曼，他认为内敛严谨的巴赫才最浪漫——一种“冷浪漫”，在数学般精确、干净、枯燥的表层下潜伏着浩瀚的海洋，存蓄着最汹涌澎湃的力量，其境界宽广、清澈、悲悯，他说自己跟巴赫精神气质相投。
“他崇尚简洁，讨厌冗余。体现在翻译中，他的译文绝少有多余的表达，多一个‘的’字能把他难受死。”熟悉张卜天的商务印书馆编辑李婷婷说，“他对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太清楚了！清楚之后就笔直地、一点不拐弯地去做，像一束激光，绝不将精力旁散到其他地方。”考虑到当前学术体制下，翻译收入低薄又不算学术成果的现实，她认为张卜天实在很不容易。
张卜天承认这不容易，会牺牲很多，不过他喜欢这类工作。“就像走路，每一步付出的代价都不大，坚持下来可以走很远，难在坚持。坚持就是忍耐，闷着去忍耐。”用跟表情一样平淡的声线，他低声说自己的生活极度简单，“真正的波澜都在心中。”
“修行”
无疑，张卜天热爱学术也热爱翻译，并将二者结合得很好。他在这些事上毫无保留地付出心力，同时，又显得并不那么在意。
北大哲学系退休教授张祥龙从张卜天读研时就认识他，十几年中一直有往来。在他的印象里，张卜天敏感、聪明、勤思好问，“这种敏感既是学术的、艺术的，又与他对生存环境的反应有关。他善于在别人注意不到的冷僻处找到研究点，然后以特殊的视角来发掘其中的深意。他有很强的思想嗅觉，能应机判断各种文献的价值和长处所在。”
他认为张卜天拥有当今国内学界极为需要的才能，即通过直接掌握、再现和消化国际学界的成果，来切实推进我们自己的探索，找到高人一筹的研究新方向。
“但我其实没太把学问和翻译当回事，对我来说，这都属于‘认真地玩’。”张卜天说。
作为学者，他把太多精力放在不算成果、也不为人看重的学术翻译上。他申请过一个社科基金课题，后来很后悔，挑剔地抱怨要按他的标准做，给定的时间完全不够，课题费倒是给多了，好难花出去。
他感觉评职称要用的论文不难发，但能少发就要少发，“只为功利性目的发论文特别没意思，而按我的要求写篇好论文又需要太多工夫，耽误翻译。”
他也不急于撰写专著。在剑桥大学访学时，他在图书馆看见一眼望不到边的科学史著作，对照国内的情况，深觉当前阶段多做点翻译引介的工作比自己写本书更有价值。翻译得越多，他的眼光越高、标准越严苛，也越不敢轻易动笔。一些东西长久地在他脑海里酝酿，他想自己最后可能只会写一本书。
作为译者，张卜天热衷分享，但也清楚自己的译著都是“高冷”款，注定吸引不了太多读者。他有点遗憾，又说没关系，他享受“与极少数人的心有灵犀”，并且“对于读者，我也是要挑的”。
他认为翻译是自己在世间的使命，很干脆地说这一生会翻译到死，但又觉得学术和翻译都只是学问层面的东西，相对于他在灵性层面上对生命与生存终极问题的求解，它们只不过是种手段，“就像佛教修行，挑水担柴是庙里的日常，它培养你的心性、磨砺你的忍耐力，但它本身不是目的。”
他把整个生命看作一场修行，学术和翻译是他的“挑水担柴”。
有人说张卜天关注的东西太过宏大，不够现实，他微露笑意，说真不知道是谁不现实，“天天忙挣钱、忙各种世俗的东西就叫现实吗?突生重病和临终时的人最清楚什么东西真正现实，最现实的是跟人的生命离得最近的那些事，从这个角度，我很现实。”
在朋友们眼中，张卜天并不像外人想象的那么不接地气。他脾气温和、待人诚挚，他们有事爱问他的看法，因为他的建议理智、直率，有时直得人后背发凉，但又具有见识和分量。此外，他们也觉得张卜天活得如此独特，以至于一般人难以理解。
某种程度上，张卜天的确与他最欣赏的古尔德有类似气质：厌恶主流、享受独特、乐于啜饮每个相似的心灵都品尝过的孤独，“与时代的每一种可能潮流都背道而驰”。
很多年前，他写过一篇乐评，说“各位音乐大师们各自构成一环完整的锁链，不知不觉地又向音乐的源头靠拢，组成一个完满的圆，从而完成一个类似1+1=2的证明。而格伦·古尔德很难归入这个圆中的任何部分，他在这个圆外独立地画着自己的圆，这个圆没有完成什么证明的命中注定的责任，却有着它独立的圆满性和不可抗拒的魅力。”
他说：“毫无疑问，古尔德是我真正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