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撰稿人 米格 （广州，[email protected]）
2012年4月，香港歌手黄耀明在“达明一派”演唱会上首次公开自己的性取向，赢得全场如雷掌声。但早在1988年，当何式凝得知自己的中学同学兼好友黄耀明的同性恋身份时，“世界仿佛在一夜之间就截然不同了”。
如今，在英国取得博士学位的何式凝已经是香港大学社会工作与社会行政学系的副教授。男同性恋者、师奶、多元化伴侣、抑郁症患者，这些“离经叛道”的另类边缘人群，都在身为性与性别研究领域知名学者的何式凝的研究范围之内。但一切的一切，其实都源自那个天翻地覆般的夜晚，源于 “我开始明白，生活的真相远比它展现给我们看的表面复杂得多”。
最近，何式凝博士将自己二十几年来关于情欲、亲密关系、身份认同等研究议题的研究成果与学术论文结集成册，同时以英文版和简体中文版发行，以此总结她在性与性别范畴的学术历程。在这种“一力奋战”的过程中，何式凝博士经常在与多伦多大学社会工作学院教授曾家达的学术合作与理论交流中受到启发、相互扶助、共同前行，因此这一合集也收入了两人合著的若干文章。
日常语言的穿透力
合集《情欲、伦理与权力：香港两性问题报告》共包括导引、身体、身份认同与权力、关系多元性及欲望等四个部分，收入的各篇文章都在访谈和口述史等大量一手资料的基础上进行了质性研究和实证主义分析，反思和挑战了居于垄断地位的西方主流学术思想。事实上，这四个部分的内容涵盖和反映了一些纵贯全书的主题：香港人如何体验殖民性、殖民统治、权力操演？这种体验与统治如何受到种族、性别、性取向以及阶级的影响？香港人如何超越物质、符号、肉身与精神去定位自己？更重要的是，每个人如何在具有多重偶然性（multiple contingencies）的世界中去感受与经历矛盾复杂的人生，并尝试在吸收和整合的过程中寻找意义？
两位作者曾经尝试以西方的性语言去捕捉与描绘人们生活经验的实情，但很快发现源自西方的精英话语以及解剖学与生理学的医学语，未必能在多样化的语言实践中精确、完整、契合地做到心有所念、语有所指。于是，普通人所使用的非正式的日常用语会夹带着无法抽离的私人情感甚至不堪入文的口语，以此去理解和组织自己的生活世界，并表现出“创造性与颠覆性潜能”。这种巴赫金笔下的“众声喧哗”，体现的恰恰是实际生活中语言体系的局部性和不完整性，并折射出日常生活本身的“不可预知、波澜不惊和变故良多”。
两位作者谈过一位年近五十的华人女性，她忆述了自己与前夫相处时感觉最为强烈的一瞬间。他们在婚后很少有机会单独外出，直到有一次，两人需要一起出席某位亲戚的葬礼。她在回忆自己先乘坐小巴到丈夫的公司、再一起乘坐出租车前往殡仪馆时，如此坦诚自己的感觉：“就算只是说出来，我也觉得尴尬。为什么那次去葬礼，我会觉得那么开心？当我与他坐进出租车时，我的心就跳得很厉害。我期待这个时刻已经很久很久，就好像我要去约会一样。”
毫无疑问，这段叙述可以在现有理论的不同框架下进行解释，将欲望的增强视为欲望被剥夺的补偿性结果，或者说这反映了夫妻间的权利平衡关系，或者说这体现了心跳加速与情欲经验体现的关系、说明了女性身体的肉体需要、表现了性爱与死亡错综复杂的关系。但真正打动了两位作者的，“却是她所使用的语言的简单朴素、她所感受到的张力的直接有效以及她这一经验的情欲本质”。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位女性通过令人着迷的、“杂语”式道出的个人叙述来成功地表达了自己，活灵活现地表现了社会规训与个人需要之间的矛盾和张力，而这些话本来是难以启齿的。
身份认同也是权力
当然，关于性与性别的论述，并非永远是微观的、琐细的、碎片化的。两位作者在探讨香港男同性恋者“身份认同的繁衍流变”时，并没有将男同性恋者的身份认同局限在对婚姻、家庭、性与社会性别角色等文化定义上，而是从法律、伦理、社会等层面上对香港这座“看上去西化的大都市”进行检视。他们敏锐地发现，在这样一个由男性主控的、为“怎么样才算是一个男人”下了定义的社会里，男人在实现社会期望和家庭期望方面承担着繁重的义务，需要在压力环境下实现成功、强大、独立，以便支撑起整个家庭。“如果他们发现自己很难成为这一类人，可能会被拥有这些品质的男人吸引”，于是男同性恋者会决定和什么样的人约会，并决定应该将什么样的意义带入这些关系中，在这个过程中，一个人得到了社会地位、意义与关系，可以与社会抗争，批评爱、性、婚姻、家庭等方面的主流价值观。
有趣的是，当同性恋者的标签之从“同性爱”、“基”、“基佬”、 “豆腐婆”、“基婆”逐渐变为“同志”与“女同志”，同性恋的身份成为了一个更“有市场的”标签和产品。越来越多的人期望被归入这以社会类别之内，并享受与之相联系的“西方化、自由、先锋前卫、少数派成员等形象”，变得“稀有、与众不同、高深莫测、超越常识，还有着特殊的品位和生活方式”。简而言之，他们希望自己不再是个“平凡普通”的人，哪怕会因此而遭致社会负面的评价与歧视。
更重要的是，“性的身份认同就是权力”。两位作者在梳理港英当局治下的香港同性恋运动后发现，政治运动有时不一定需要采用组织化对抗或是制度变革的形式，“那些不去投票、不注册为选民、不正式参与任何组织、不在公众论坛发表自己看法的人们也有可能是政治行动者，这甚至包括了那些明确表示自己对政治毫无兴趣的人”。这些人可以通过坚持非常规的生活方式或者通过坚持多种身份认同来参与到政治领域中，违逆日常习俗、扰乱既定社会秩序或者质疑现存的社会规范，借以削弱政府对个人日常生活的权威影响力，“带来政治场所的多元、政治空间的增长、抗争策略的增强以及民主运动领域的拓展”。
研究“未曾走过的人生道路”
纵观全书，我们可以发现，两位作者选择性和性别作为自己的研究主题，正正是用心良苦。因为性渗透在各种个人经历和社会活动中，位于日常与异常的交界，看似无色无味，但一旦显露与爆发出其颠覆性，就有可能赋予我们力量，让我们有勇气和决心去超越各种既定的界限。
在现实当中，性受到社会体制太多的压制与歧视，被社会的各种规条、规范、规则刻意隐藏，“既有的性别角色依然存在，家庭与社会依然对那些无法按社会期望的方式与标准去生活的男女施加压力”。因此，深入了解人的性选择、性经历、性行为，坚持探求性为身份、关系、思想等带来的细微裂缝，并不是为了满足好奇心和窥视欲，而是为了探究性被隐秘化、污名化、禁忌化的过程，从而更好地了解整个社会真实的一面，并让我们看清自己内心深处的潜能与悸动，人性的坚韧与脆弱。
多年以来，两位作者都提倡与重视种种“越界”/“出界”（transgression）的可能性。他们的研究对象从表面上看各不相同，但其实都有相同之处：没有谁甘愿成为完全被驯服的个体（docile body）；每个人都会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采取不同的抵抗策略（strategy of resistance），试挑战社会的既有观念与规范。通过研究“自己未曾走过的人生道路”，接触“与自己贴近、但又并不完全相同”的研究对象，两位作者期望能更好地认识和了解自己，接受新的“身份”考验。
事实上，性只不过是一个切入点，“和其它方式的自我表达和自我书写一样，都是认识自己、创造自己和超越自己的途径”，正如在性行为、性身份、性取向、性关系方面的选择，只不过是种种人生抉择中的一面。诚如何式凝博士所言，我们如何作为一个有性别的个体（gendered being）在社会上生存？我们如何在人生舞台上找出适合自己的关系模式和思维模式，更有个性地演绎合乎自己性情的剧本？
何式凝博士曾被一名同性恋知名人士拒绝访问，理由是“我信不过你这支笔。你有没有进过男更衣室？”正是来自外界的这些意见、看法、异议与挑战，帮助作者去反思和质疑，而不是全盘接受既有的概念与理论。其实，这已经不拘泥于性与性别研究了，而是与种族、生活方式、宗教、艺术、政治取向、职业等其他论争范畴有关，或者更一般地说，与人生的存在、反抗、颠覆以及改变等各种可能性有关。
个人经历与学术取向
我有幸为本书的简体中文版进行译校，并亲身感受到何式凝博士精益求精、数易其稿，不断诘问和反思学术界固有的条条框框，同时不断尝试和采用新思维、新理论，努力创造更广阔、包容和开放的讨论空间，增进学术发展与个人历程之间的相互理解，建立中文学术世界与英文学术世界之间的联系与交汇，促进知识重建、社工介入与政策规划。另一方面，我也得以近距离了解到何式凝博士如何在面对个人的、宏观的、学术的转向时重新定位自己，如何探求知识以解决自身的疑问，“找到一种能让自己隐忍求活的、有价值的生活方式”，如何曾“为了一种爱，为了一段情，为了一个人”，而义无反顾地从社会工作领域转向更为形而上的政治哲学研究。
“理论绝不是冷冰冰的、抽离所有个人因素的工具与手段；它源自鲜活真实的生命，有血有肉的生活”。何式凝博士明确指出，一个尊重知识的学者应该有勇气去承认，“自己对某种理论的选择、认同与支持，源自个人的执着与因缘”。正因如此，她才会通过研究Sex、Gender、Sexuality、Desire这四个相互联系、彼此关涉、难以处理、难以翻译、难以捉摸、难以言说、难以定义的术语，尝试超越当下的、转变中的世界（the world of becoming），深入地去理解本质的、客观的、存在的世界（the world of being）。
值得注意的是，本书所涉及的性别研究领域及其研究视角、策略，尤其是大量采用的质性研究方法，对中国内地读者来说是不多见的。何式凝博士曾多次强调，质性研究方法是一种既艰巨又微妙的、“手艺式”的技巧，类似于那些只能靠师徒传承才可以保留下来的“非物质性遗产”：她常常不得不“一个人在家做学问，一个人外出进行田野调查，一个人接触为数不多的受访者和研究样本，一个人开展深度访谈，一个人与曲折的书写过程和投稿流程相抗争”。但正是这一看似孤独的、内省的过程，让自己的学术思想被反复加工、雕琢磨治，让自己的研究对象展现出鲜活的、细腻的、人性的肌理。个人经历与学术取向的融合、人生哲学与学术逻辑的统一，或许正是学者应追求的最高境界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