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简直逆天了!继向苹果收取高额专利费后，华为又向三星宣战，在中美两国同时状告对方侵权。世界手机行业的两大霸主，接连被华为“踩踏”。
而仅仅三年前，华为还是苹果“鱼肉”的对象，3年被告了54次。五年前，华为手机还在为移动运营商“打工”，生产没有技术含量的定制机。
那个时候的智能手机领域，苹果、三星是高端市场的绝对霸主，国产手机只能止步于3000元价位。
也是在那一年，革命的火种在华为悄悄点燃。一个不服输的狮子座男人，决心以破釜沉舟之势，带领华为突破巨头们的重重包围。
这个人就是华为手机幕后的操盘手——华为终端CEO余承东。十年前，他带领华为，从欧洲人手中不断夺下通信大单，一举超越爱立信，成为世界第一；十年后，他又带领华为出征，一举甩掉低端定制机的标签，成功站稳高端市场，成为世界第三。
1）征战欧洲小编以前不能满足老婆的房事，天天都被老婆骂我没有出息，不是个真男人。后来在一次偶然认识了一位专业治男性 问题的大佬，大佬微信：honey521115 现在我很厉害，连老婆都服服帖帖的。
余承东从小就有一股不服输的精神。上小学时，有个小痞子经常到学校闹事，欺负同学，大家都不敢言语。有一次，余承东被惹毛了，从地上捡起一块砖头，往对方头上抡去，把对方的头砸破了。小痞子捂着流血的头，鼠窜而去，再也没敢回来。
这种“玩命”的情结一直影响着余承东。当初华为征战欧洲时，遇到了很大困难。作为GSM、3G技术的发源地，欧洲市场上耸立着阿尔卡特、爱立信、西门子和诺基亚等巨头，他们是压在华为头顶的四座大山。
由于没什么名气，不少欧洲人把华为当成骗子公司，甚至有媒体预言：华为想开拓欧洲市场，必定会像当年偷袭珍珠港的山本五十六一样，死无葬身之地!面对质疑和嘲讽，华为选择隐忍。
等待机会期间，一家名为Telfort的荷兰运营商进入他们的视野。2003年，Telfort准备组建自己的3G网，却发现机房太小，只能容纳两台机柜。于是，他们找到诺基亚和爱立信，希望对方为自己生产一种小型机柜，但遭到两大巨头的拒绝。
华为了解到这一消息后，马上登门拜访，提出了分布式基站的解决方案：将核心功能留在室内，其他大部分功能甩到室外，像分体式空调那样。Telfort不太相信这种方案，但也没有其他选择，只好死马当活马医。岂料仅过了八个月，积淀已久的华为就交出了令对方满意的答卷。
经此一役，华为敲开了傲慢的欧洲市场。不久后，欧洲最大的营运商沃达丰也成为华为的客户，为华为开拓欧洲市场奠定下坚实基础。而分布式基站的发明人，正是余承东。
旗开得胜，对华为来讲，自然是一件高兴的事。但要想彻底征服欧洲，他们必须战胜横在面前的巨人——爱立信。为此，余承东提出，要建立一套跟爱立信完全不一样的架构，将GSM、UMT、SLT做在一块板上（即后来的华为第四代基站SingleRAN）。
这个想法遭到很多人的反对，因为这条路从来没有人走过，投入大，技术风险高，一旦失败，可能好多年翻不了身。余承东因此面临巨大的压力。
一次，他和营销负责人邵洋、产品管理负责人一块去爬深圳的梧桐山。
路上，他问邵洋，到底要不要做SingleRAN，邵洋说成本高，不该做。他转而问另一个人，得到的答案也是否定的。那一天，从山脚到山头，五个小时的山路，余承东打了十多个电话，征询同事的意见，几乎所有人都告诉他：不能做。
可余承东的狠劲儿上来了。爬山归来后，他立刻拍板：“TMD，必须做!不做就永远超不过爱立信。”
最终，他做成了。2007年10月，华为第四代基站SingleRAN正式发布。由于技术优势明显，SingleRAN一经推出便横扫整个欧洲市场，华为的占有率从之前的3%迅速攀升至33%，挤掉爱立信成为欧洲市场的老大。
“世界上没有不可能的事情，是决心够不够大。只要是人干的事情，我就一定能干，而且要比别人干得更好。”余承东后来说。
2）临危受命
征战欧洲市场、为华为立下汗马功劳后，余承东受命发展一项华为比较弱势的业务——手机。这一工作让他真正声名鹊起。
一直以来，手机都是华为的配角。2003年，华为做手机是被逼无奈，因为不做移动终端，3G系统就卖不出去。2009年，公司还考虑过将其整体出售。
此后，随着智能手机和苹果崛起，任正非决定做自己的品牌。但此时的华为，依旧在为运营商打工，生产廉价的定制机，连自己的LOGO也只能憋屈地藏在电池里面。要想打开局面，他必须选择一名得力的干将。刚刚在欧洲市场上凯旋的余承东进入他的视线。
2011年，余承东出任华为终端董事长。上任伊始，他就面临一个内外交困的局面：
在外部，尽管华为的定制机每年有几千万的出货量，但大多数定价只有几百元，利润更是寥寥无几。更致命的是，运营商的定制机更新速度快，三个月一代产品，功能上完全不考虑用户，与现实需求严重脱节。
而在内部，华为的管理层和员工已经习惯了定制机模式，利润低但也勉强能接受，大多数人没有动力打破僵局。再加上，当时的华为手机，要品牌没品牌，要渠道没渠道，做自己的品牌机，谈何容易？
这些困难下，大部分人选择墨守成规，但余承东是个例外。从小就是孩子王的他，做事从来天不怕地不怕。在他看来，定制机再做下去，必定是一条不归路。
于是，他开始放“大招”，大幅缩减定制机比例。这个决定遭到了内部的反对，因为定制机是当时华为终端的主要业务，放弃它，业绩势必会出现雪崩式下滑。
很快，质疑声便排山倒海而来。不但本土员工质疑，海外员工也纷纷发难，不少人对余承东的做法表示不满。那段时间，余承东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每隔一段时间，就会传出他下课的消息。很多人说，余承东快“牺牲”了!
运营商听说后，也开始撤销与华为的合作。在欧洲，15个手机定制客户最后只剩下1个，终止合作的客户包括沃达丰、法国电信等巨头。这些客户都是当初华为花大力气争取来的。尽管华为做了大量解释，说这只是战略调整，但还是失去了合作的机会。
内忧外患之下，余承东没有办法，只能死扛。尽管深受任正非器重，但余承东很清楚，在公司里他没有特权，任正非也不可能给他太多的试错机会。如果完不成任务，他只能卷铺盖走人。因此，他唯一能做的，就是逼迫自己一个任务接一个任务地啃下。
“除非是把我撤掉了，不然我就一定会坚持下去，就是这样一步步走过来的。”回忆起这段艰难的岁月，余承东说。
3）只争第一
狮子座的余承东，骨子里有一种霸气，做事要么不做，要做就做第一。
刚征战欧洲时，华为还很弱小，只能做一些小国家的单子。余承东认为，总做小国发展不了，要做就要做大国。于是，他立下了“G5×3”的目标，即进入英、法、德、意、西五大国前三名。在他的带领下，经过三年的努力，华为最终攻克了这些难啃的骨头。
入住华为终端后，在一次内部会议上，余承东提出，要用三年的时间，打造出全球顶级的手机品牌。说这话时，台下鸦雀无声，几乎没有人相信他的豪言壮语。
当天的会议，本来是要讨论2012年第一季度的产品预测，大家的目光停留在过去的标准上：四寸屏、1G的CPU、500万像素、10毫米厚屏。至于定价，必须在2000元以下。
余承东听了，怒火中烧，他说华为要做就做数一数二的高端手机，定价在4000元以上。理由很简单，手机是个哑铃形的市场，低端和高端用户最多。说到激动时，他还以珠穆朗玛峰为例，说人们只会记住第一，没有人记得住第二。
最后举手表决时，有2/3的人反对。理由也很简单，这样的手机即使生产出来，也卖不掉。因为在此之前，华为从来没有卖过2000元以上的手机。
尽管反对声很大，但余承东做高端手机的心意已决。在他接手前，华为的海外定制机虽然销量大，但定价被运营商压低至50美元。在拉美，部分运营商甚至要求华为承担全程运费。余承东对此深恶痛绝。在他看来，华为手机再这样做下去，离关门也就不远了。
他决心终结这一切。他告诉员工，华为必须从成本导向中转变过来，不能以压低产品器件规格来换取成本优势，相反要以极限标准来要求自己，务必做到“世界一流水准”。
为此，他下令上海研究所专注于数一数二的高端机研发，低端机则迁往西安。工程师们有三个选择：上海，西安，不然走人!一时间，上海飞西安的航班上挤满了华为工程师，他们的密码箱里装着待交接的产品雏形。留在上海的人，磨刀霍霍，准备大干一场。
为了让工程师们放开手脚，余承东鼓励他们大胆试错，同时最大限度地动用公司的资源，提供各方面的支持。据手机产品线副总裁李小龙回忆，仅仅为美国运营商开发一款型号为M735的手机，华为的单笔研发费用就高达数千万。
在余承东的大力支持下，工程师们不负众望。2012年，华为先后推出P1和D1两款高端手机。其中，P1定价2999，主打轻薄；D1定价3999，主打快速。这两款手机获得了不少运营商的好评，之前一直用三星、苹果手机的华为员工，也开始用上自己家的产品。
“在我余承东的字典里，没有第二，只有第一。”三年后，在华为Mate S手机柏林发布会上，余承东这样阐述自己的产品开发哲学。
4）偷师借脑
P1和D1推出后，尽管性能不错，但销量并不理想，很多地方卖不动，出现价格跳水的现象。主要原因是供货出了问题，市场大热时，产品供货不足，等可以批量供货时，市场热度已经过去。此外，在品牌和渠道上，也存在严重的短板。
余承东意识到，华为真正欠缺的不是技术，而是观念。很多人仍旧停留在大客户、定制机时代，缺乏对消费者的认识。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向外部偷师借脑。
2012年开始，在余承东的游说下，杨柘、赵科林、蓝通明等人空降华为。据华商韬略了解，杨柘曾任三星中国区品牌部总裁，赵科林曾任诺基亚移动电话亚太区市场总监，蓝通明曾任诺基亚供应链高级经理，他们是各自领域的专家。
这些人的加入，大大增强了华为在品牌、渠道和供应链方面的实力。
以品牌为例，杨柘给华为手机注入了大量的文化元素。他把P6命名为“雅然”，P7为“君子如兰”，Mate7为“爵士人生”，连海思处理器K3V2也有了炫酷的名字——麒麟910。杨柘之前，海思处理器一直默默无闻，有了麒麟这个名字后，知名度迅速跃升。
P6是杨柘加盟华为后的第一款产品，也是余承东的大考之作。它于2013年6月发布，主打轻薄，厚度只有6.18毫米。在地毯式的广告轰炸下，P6在国内销量达300万，取得了颠覆性的成功。余承东用这场胜利平息了反对者的声音，坐稳了华为终端老大的位子。
P6热销的同时，一个新兴的品牌——小米正在崛起。在雷军的带领下，小米以“互联网模式”在市场上掀起狂风巨浪，小米2、小米3接连创下1000万以上的销量，一举超越传统巨头，登上国产手机销量的霸主位置。
面对突如其来的行业巨变，余承东一边默默观察，一边展开对小米的像素级学习。他带领华为推出电商平台VMALL，组建花粉俱乐部，同时借鉴小米的定价和节奏策略。最重要的则是，将荣耀系列手机独立出来，专门做互联网渠道。
余承东的举动再次遭到反对，一些华为管理层认为“学小米”只会偷鸡不成蚀把米。有几次，余承东因为做法激进差点被赶下台。关键时刻，任正非给了他坚定的支持。一次内部讲话上，任正非甚至说，等电商做好了，我们的酒、牛肉也可以在网上卖。
最终，在任正非的干预下，华为内部达成一致。2013年12月，荣耀作为独立品牌，开始尝试互联网化运作。之后，随着刘江峰的加入，荣耀走上快速发展之路。2014年10月，荣耀畅玩4X上市，一年后销量突破1000万，创造了华为手机的销量纪录。
5）从不妥协
华为手机的质量，用户有口皆碑。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余承东对品质、技术近乎偏执的追求。他经常给下属下达一些看似完不成的任务，而且从不妥协。“这个参数达不到，你必须做出来!”几乎成了他的口头禅。
在产品研发周期内，余承东经常晚上10点之后给下属打电话，反馈自己的意见，多数时候是批评和抱怨：为什么还是这个样子？为什么不能变？面对歇斯底里般的要求，员工们叫苦连天，他们私底下管余承东叫“余疯子”。
这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执拗劲儿，在余承东上学时就显露无疑。初中时他差点没学上，后来父亲给他找了县城最差的中学。他每天往返走四个小时的路，很多人劝他放弃，说那个中学从来没人考上过大学。他不听，坚持上学，最终以全县最高分考上西北工业大学。
P6研发时，余承东要求工程师在研发中心搭建主客观场景，模拟不同的色温，并对200多个场景进行优化，以获得最佳的拍摄效果。
到了P7时，为了做好外观设计，工程师尝试了光哑、批花、喷砂等不同的效果，样品累计超过40种。但余承东还不满意，直到上市前一周，他还在做优化。他经常从兜里掏出手表，对比样机的光泽，然后对工程师说：“你看，这个感觉还是有点差距的。”
P7上市两个月后，余承东对电池盖的颜色不满意，希望修改。工程师告诉他，光打样就需要十天，而且会给备料带来大量的麻烦。余承东不管，坚持要改。
余承东对员工严苛，对自己也毫不手软。最忙的时候，他一度身兼五职，每天只能睡四五个小时，半夜还在发微博，宣传华为的手机。每个月，光是需要参加的例行会议就超过25个，有些会议会持续一整天。据说，相比他征战欧洲时，这还“轻松”了很多。
长期的工作压力和缺乏睡眠，让他的身体处于极度的透支状态。有一次，他因为熬夜实在是太困，在停车时打瞌睡，恍惚中直接撞上车库内墙，差点要了他的命。
死磕自己的玩命工作间，余承东和他同事们不断创造着华为手机的神话。
2014年9月，华为Mate7上市。作为一款重磅产品，Mate7主打6寸大屏，凭借超高屏占比、按压式指纹识别、超八核自研芯片等特点，赢得了市场的青睐。
上市初期，Mate7尊爵版的价格从4300元爆炒至五六千元，比苹果手机还火，甚至到了一机难求的程度。据说万科总裁郁亮不得不让秘书找到余承东，才得到了一部。
Mate7也创下国产高端手机的销量奇迹，截至2015年11月，累计销售700万部。在Mate7之前，还从来没有一款3000元以上的国产手机，卖到过50万以上的销量。
在Mate7的带动下，2015年华为手机全面开花，累计销售1.06亿部，力压小米夺得全国销量冠军，成为苹果、三星之后，世界第三大手机制造商。
6）口无遮拦
爱吹牛，说话口无遮拦，是余承东给很多人的印象。
高中时就有同学说他，“啥都好，就是爱吹牛”。加入华为后，他依旧什么话都敢说。在华为无线时，同事们戏称他是首席忽悠官。在高层会议上，经常有人说：余承东，你又吹牛。任正非也曾开玩笑地揄揶他，余承东是华为最会吹牛的人。
一般来讲，爱吹牛的人分两种：一种是吹完牛就不了了之了；另一种是吹完牛后，逼着自己去实现它。余承东就属于第二种人。
做手机前，余承东的大话说了也就说了，掀不起多大波澜，顶多给同事增添点谈资。做手机之后，他成了公众人物，经常需要面对媒体，任何小事都可能被放大。但他似乎并不准备收敛，依旧口无遮拦，横冲直撞。
谈到小米，他说“小米从来都不是华为竞争对手”；谈到三星，他说“我认为它没有太大的竞争力”；谈到市场，他说“未来全球只有两家手机厂商可以生存下来”。
类似的惊世之语，层出不穷。这让余承东经常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上。P6之后，几乎每逢新款手机发布、被问及销量目标时，余承东都会回答1000万。事后证明，这些目标都定得过于乐观，以至后来很多媒体人挖苦他：余承东的话，听听就算了，不要当真。
余承东的情绪似乎并没有因此受到影响，在被问起“不达标”的问题时，他脸色不变地回答说：我们求其上，得其中。他也并不认为自己在吹牛，顶多是不谦虚。“吹牛的人说完不做，不谦虚的人说话不留余地，逼自己和团队背水一战，结果却做到了。”他强调说。
事实上，这么多年以来，除了销量目标之外，他确实把自己吹过的牛，大多数变成了现实。也正因为如此，微博上有大量的粉丝支持余承东，认为他言出必行，吹牛只是显示了其率真本性。
在华商韬略看来，余承东的吹牛，正如他自己所言，并不是简单的说大话。他骨子里是一个不服输的人，之所以在公开场合放卫星，其实是怀着一种破釜沉舟的心态，自断后路，然后置之死地而后生。他相信，只有这样才能逼着自己去做得更好。
“定位决定地位，眼界决定境界，你的眼界水平决定了你能走多远。”余承东不仅高标准对待自己，他还要求各级下属要有超越竞争对手的王者之气。
展望未来，余承东说：华为将利用四五年时间，在全球市场超过苹果、三星，成为全球第一。在很多人看来，这似是痴人说梦。但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当年强大如摩托罗拉、诺基亚，也在一夜间被三星、苹果碾压。对于华为，我们不妨多给点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