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旗袍

黄旗袍_第1张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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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的某一年,我买不到鞋,到处陈列着鞋底很薄、鞋身很长、极为夸张的尖头鞋,略穿几日,鞋脸便折得皱纹遍布,大家都叫它“鬼鞋”,好在还有存货可以将就;那年的衣服款式也很怪,类似于少女装;弄得满马路都是高龄少女和卓别林;不甘心这样糟蹋自己的,也只好买布料做衣服了,那年的进口布料市场特别火爆。

衣料是漂亮的,找谁做呢?做不好糟蹋了,这可是千挑万选来的啊。我母亲出主意:“王大姑,找她啊,就是年龄大了,不知道还接不接活儿了,咱们去问问看。”

王大姑,确切地说是“煤场王大姑”,这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她对两个兄弟的成长贡献很大,长姐比母,有目共睹,成了大家的“大姑”;一个是她家过去开煤厂,公私合营后煤厂收归国有,成了我们这个居民区的“售煤点”,她的住宅属私产房,还住原地儿;虽然煤厂已与她无关,但谁家要买煤,还是要请她义务评判下,这批煤质量怎么样,不太好的话,就等下一批;或者煤紧张时也要拜托她,到货通知下;她也以助人为乐。

王大姑的裁剪手艺,在我们这里,是数一数二地好。

我似乎好多年没正式见过她了。

吃过晚饭,我和我母亲,一前一后地出了门。天暗下来,却没有黑透,五月里,空气中有花草的香气,又像是从手中的衣料包中散发出来,里面的轻软绵滑,也像一个黄昏的梦。

煤厂是我们这里的“深宅大院”,王大姑和她的两位兄弟,三家人住前院,厂区在后院,一切都整洁有序,是生机勃勃活着的老照片。

送煤工老李今天值班,跟王大姑说闲话呢,见我们进来,便起身告辞。王大姑叫住他:“把东西带上,想开点啊,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在我习惯性怀旧的心里,突然有一种时光倒流的感觉:这还是她的煤厂,她的工人。

听我母亲说明来意,她接过料子,称赞了几句,问我布料是多少,又一一展开,拿尺量了下:“啊,尺寸够了,不多不少,真会买东西啊。”说得我有点得意。探讨了一会衣裙的式样,却不忙量尺寸,跟我母亲说起陈年旧事来:

“那年月,发的那几尺布票,哪儿够做衣服的,还是慧儿爸爸有办法,买大手绢,手绢不收布票啊,随便买,格子的,花儿的,素色的,我裁了好多手绢啊。还做过一件枣红缎子小棉斗篷,慧儿穿起来可俊了。”

我母亲笑着对我说:“你小时候的衣服都是王大姑做的。”

量尺寸用了很长时间,她一边意犹未尽地说着过去的事情,一边量,每说出一个数字都要跟我商量,好像我是什么行家,又好像是师傅现场教徒弟。

在回家的路上,我母亲说:“王大姑啊,活儿好,就是慢,因为爱说话。”

过了一个星期的光景,我去了一趟王大姑家,觉得衣服应该做得差不多了。

她说裁是裁好了,为保险起见,试了样子以后才能正式做。她开始在柜子里翻找我的布包,杂七杂八的东西太多了,堆的又没有章法,像一座米山,堆在上面的不断地掉下来。她念叨着:“记性真不行了,就搁在附头儿了啊,哪儿去了呢?”

一个布包掉地上了,我捡起来,打开,是真丝织锦缎,黄色,牡丹花图案,手工刺绣,已经裁好,是一件旗袍。

“这是谁的啊?”我问。

王大姑说:“是小周的,去年送来的料子,说结婚穿的。婚礼的日子都定了,当时还催得挺急,裁好了,等着她来试样子呢,结果一直没来,放这儿有小一年了。

不知道小周是谁,也来不及详寻她的来龙去脉,未完工的旗袍吸引了我的全部注意力:

嫩嫩的黄中泛点红,属于黄色系中的鹅黄,带着春意;古代年轻女子的鹅黄衫子一闪,往往让偷窥的书生心荡神驰。那个衫子应该是软缎或者双绉吧,柳丝般轻柔随意,可退可进。能担得起婚礼场面的却只有满堂彩的织锦,缠枝牡丹又是锦上添花,这些刻意强调的内容全靠少不更事的鹅黄支撑,有点不堪重负,但是颜色再深就像是锦澜袈裟……

正胡思乱想着,王大姑说话了:

“现在的旗袍哪儿还有样子啊,开叉那么高,都能看到里面的小裤衩,胡来啊,旗袍应该是最端庄的,开叉就应该是7寸,高一点也不能超过8寸;还有,腰的位置也不对,腋下三寸收腰,学徒时就应该知道,他们没有师傅啊。”

“您办个培训班吧。”

“你知道旗袍里最体现女人味道的部位是哪儿啊?是肩,应该是一块布裁出来的袖子,无论是抹袖,还是五分袖、七分袖。上肩的话,那种味道就全破坏了,肩大了就更糟。”

“您给我做两件旗袍吧。”

“行啊,趁着我现在还能做。”

“先做一件士林蓝,平常穿;再做一件湖色梅花的,出门穿;衣领要松一点,低一点,卡脖子不行的,您看过《花样年华》吧,那个旗袍,想想都卡得难受。”

“那是说书唱戏走台步儿,跟过日子怎么会一样呢,这个你放心。”

一个星期过去了,又去王大姑家。她正拿着我的衣服锁扣眼呢,案子上,非常醒目地摊着那件黄旗袍。

王大姑几乎是有点迫切地告诉我:“小周今天来了,我把旗袍粗针大线地缝上了,她穿上试了,真是太合适了啊,高兴的不得了。说又要结婚了,催我赶紧做。让她回去买盘扣,还有镶边儿布,这一半天估计也就送来了。回头你看看我镶的边儿,那才见功夫呢,标准的一个韭菜叶儿宽,平平整整的。”

人逢喜事精神爽,大家似乎都沾了一点喜气。

王大姑的大女儿送东西来了,这里离她自己的家,也就20分钟的路程。路上偶尔相遇,我也一向称她“大姐”。

大姐白皙纤弱,眉眼颇俏,耗到很晚才结婚,婚前一个发型多年不变,两条半长辫子,折迭成两条短辫子,在耳朵边,比别人梳得靠前。

由黄旗袍聊到京剧,然后是越剧,大姐喜欢越剧,于是那点礼貌的陌生就没了。她怂恿我唱几句,我不推辞:“天上掉下个林妹妹,似一枝芙蓉刚出水;只道他,腹内草莽人轻浮;恰原来,骨格清奇非俗流……”

然后怂恿她唱,她也不推辞:“九州生铁铸大错,一根赤绳把终身误,天缺一角有女娲,心缺一块难再补……”

彼此赞了几句,却都有点发愣。

大姐走了,王大姑又开始唠叨:“她20多岁的时候啊,净因为小事想不开,犯起胡涂来,还总说不想活了,劝也不管用,她倔着呢。我啊,就给她做衣服,她穿了高兴,自己也学着做,情绪慢慢地好起来,说为了这些漂亮衣服,也不能不好好活着啊。”

这算是女子的优势吧,不能想象男子会为了一件好看的衣服兴高采烈,忘了世界。

衣服锁上扣眼,钉上扣子,就是画龙点睛。我抱着完工的衣服告辞,王大姑送了出来,大概是觉得我这一段时间不一定来了。

看微风吹起了她的几丝白发,心里略过几分伤感。手绢做的衣服已经无处寻觅,那件枣红缎子小棉斗篷,倒是还在。

翌年初秋的一个晚上,又有点小活儿找王大姑,我母亲一直供奉观世音,突发奇想,要做一件红绸小披风,逢年过节的给菩萨披上;还要给玻璃佛龛做个对开的红布小门帘,白天撩起来,晚上放下,因为菩萨也需要休息。

我三言两语把这件既庄重又有趣的事情交代完,不由得问起那件黄旗袍的下落来。

王大姑说:“还在那儿放着呢,小周说来也没来,这个旗袍算是住姥姥家了,连头带尾都三年啦。”

“她还会来吗?”我的心沉下去了。

“说不好啊,不过她要是再过两年来,我恐怕做不好啦,眼睛不行,精力也不行啦,真怕留下这半掺子活儿啊。”

“那怎么办啊?”心又沉了一下。

“等哪天,我出去给她买盘扣和镶边儿布吧,先做上,她什么时候来都行。琴子,你陪我去。”

“琴子”是大姐的女儿,王大姑的外孙女儿,在角落里叽叽咕咕地打电话呢。

“结婚都穿红的,哪有穿黄的呢,小周真有个性啊。”我说。

“是的啊,当时想,年轻人不比我们老一辈,没那么多讲究,好看就行啊。现在看起来就不对了,这个婚事啊,大概就是让这个黄旗袍给搅黄了。”

“皇帝也都穿黄啊,是不是有些事情也是让黄袍给搅黄了?”

“姥姥,你要买什么啊?我可不要那些缎子啊,太老气了。“琴子在讲电话的空隙里问。

“琴子长漂亮了啊。”我悄悄地说。

“是个小烧饼脸,过两年也该结婚了。”王大姑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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