谟（蔡谟）初渡江，见蟛蜞，大喜曰：“蟹有八足，加以二螯。”令烹之。既食，吐下委顿，方知非蟹。后诣谢尚而说之。尚曰：“卿读《尔雅》不熟，几为《劝学》死。”
——《晋书·列传第四十七》
这段话是说蔡谟在永嘉南渡到江南之后（可能是在公元313年夏），见到一物，二螯八足，心下大喜，这不正是我蔡家老祖宗蔡邕写的《劝学篇》中所讲的螃蟹吗？于是叫人煮来吃。吃完后，结果上吐下泻，精神萎靡不振。这才知道自己吃的不是螃蟹，而是蟛蜞。后来，他去谢家看望谢尚说起此事，谢尚说，你个二货，《尔雅》你不好好读熟，差点就被《劝学篇》害死，真是够了！
《劝学篇》是东汉大学者蔡邕（公元133-192年，字伯喈，陈留（今河南省开封市陈留镇）圉人，东汉文学家、书法家。汉献帝时曾拜左中郎将，故后人也称他为“蔡中郎”。）的名作，根据春秋时的《大戴礼记·劝学篇》而写。《大戴礼记·劝学篇》中有：“蟹二螯八足，非蛇蟺之穴无所寄托者，用心躁也。” 而到了蔡邕的《劝学》中则有“蟹有八足，加以二螯”一句。蔡谟是蔡邕的后人，蔡谟非常重视自己老祖宗的作品，将其背的滚瓜烂熟。
这算是一个笑话，史称“尔雅不熟”，中医也留下了“蔡谟蟛蜞”的故事。逗君一笑的同时，也不得不令我们深思，蔡谟真的是不熟《尔雅》么？读熟了《尔雅》就能分清螃蟹和蟛蜞了么？我想这个答案一定是maybe。
假如这个故事不是杜撰的，就让我们来分析一下蔡先生吃蟛蜞的前后逻辑链条:
第一、蔡谟的老祖宗蔡邕可能见过或者吃过螃蟹，不然他不会把螃蟹写进自己的书里。关于蔡邕有没有见过或者吃过螃蟹，这里为什么要用“可能”呢，主要是对蔡伯喈写《劝学篇》的目的不明。据我猜测，原因可能有二：第一种可能是因为荀子也曾写过《劝学》一文，里面说“蟹六跪而二螯”，意思是螃蟹有两个大钳子和六条腿。这显然不对，可能是笔误。蔡中郎可能是为了纠正荀子这一错误才写了《劝学篇》。把“蟹六跪而二螯”修正为“蟹有八足，加以二螯”。他可能是听人说的，也可能是自己亲自抓来一只螃蟹数了数才写到自己书里的。第二种可能就是蔡邕见过或吃过螃蟹，觉得味道好，值得纪念一下，让子孙后代都试吃一下，做第N个吃螃蟹的蔡家人。所以写了《劝学篇》。这两种可能性都是存在的。可惜蔡邕的书已经散佚，我们也无从考证了。
第二、蔡谟一定没有见过或者吃过螃蟹。首先，说他没有见过螃蟹是因为他误把蟛蜞当成了螃蟹，这说明他之前肯定没见过螃蟹。螃蟹一般比蟛蜞大，而且蟛蜞的八条腿上有毛，而两个螯上没有毛，仔细辨别一下应该是可以区分开的。但是他智商比较高，读书也很用功，读了老祖宗蔡邕的《劝学篇》里关于螃蟹的描述，他就牢牢建立了“八足二螯=螃蟹”的认知框架，而且达到了自动化。不然他也不会一见到八足二螯的蟛蜞，就想起老祖宗蔡邕的书。谁知道八足二螯的不仅仅是螃蟹，还有蟛蜞。被自己的老祖宗坑了，有苦说不出，真是倒霉催的。其次，说蔡先生没有吃过螃蟹是因为他吃蟛蜞的方法是煮。煮的“螃蟹”哎！尽管不知道他是淡水煮、海水煮，还是烤了之后再煮。但是吃过螃蟹的人都知道螃蟹的最佳吃法是清蒸。笔者虽然没吃过几回螃蟹，但是也知道螃蟹清蒸最好吃，尤其是用海水蒸的海蟹，味道真是无比鲜美。蔡谟先生直接把蟛蜞煮来吃，放没放盐不知道，味道肯定不咋地。也难为他老人家吃得下去了。
第三，蔡先生应该是知道蟛蜞是不能吃的。他肯定是属于误吃。因为被老祖宗坑了一把，同时又可能是太饿了（见后文），他才选择去吃蟛蜞，而且是煮来吃。据我自己的考证，那个时候的古人应该是不吃蟛蜞的。甚至是不吃螃蟹的。因为蟛蜞的两个大钳子经常摆的姿势（从上图可以看出）很像古人的拱手礼。所以蟛蜞又有个别名叫“礼云”（语出《论语·阳货》“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广东有一种美食，名叫“礼云子”，指的就是用蟛蜞籽做成的酱料（今天的广东人无所不吃，看来是属于“遗传”了。）。孔老大格物致知，将蟛蜞亲切称为礼云，作为大儒蔡邕的后人，出于对孔子和先人的敬畏，蔡谟还敢吃蟛蜞吗？说不定连螃蟹都不吃的。
第四，蔡先生是在永嘉南渡之前的时候吃的蟛蜞。永嘉南渡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衣冠南渡（也称衣冠南度，语出唐史学家刘知几《史通》），指的是西晋末天下乱，中原士族相随南逃、中原文明或中原政权南迁。这次南渡是中国历史上三次因动乱而发生的大规模人口南迁的第一次（分别是：西晋末晋元帝渡江，定都建康（今南京）建立东晋；唐“安史之乱”后，中原士庶避乱南徙至金陵（今南京），建立南唐；北宋末，宋高宗渡江，以临安（今杭州）为行都，建立南宋）。永嘉（307-313年）是晋怀帝司马炽的年号（在永嘉之前，中原地区发生十六年的八王之乱。匈奴和羯族的首领刘曜、石勒等率领部众，残酷地屠杀汉人。北方汉族人民为逃避战乱，纷纷举族南迁。大量人口从中原迁往长江中下游，南渡持续两个世纪之久。这是中国古代出现的第一次人口南迁高潮,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南北大融合。史称"永嘉之乱，衣冠南渡"，简称"永嘉南渡"。"衣冠"，晋时士族峨冠博带，衣冠楚楚，风度翩翩，故又有"衣冠南渡"之谓。还有说法衣冠南渡代表中原文明南迁。）。按照永嘉的时间段和蔡先生的地位，他应该是第一批南渡的人，按年龄算，应该是正值而立。尽管已经是30多岁“高龄”的高级知识分子，名门之后、大儒传人，在“君子远庖厨”的儒家思想的洗礼下，蔡先生没下过厨房，没见过螃蟹，也是正常的。
第五，永嘉南渡时，北方人口大量融入南方，导致南方人口剧增。有资料显示，在永嘉南渡时，北方的许多士族大地主携眷南逃。同乡人也随着大户南渡。随从一户大地主南渡的往往有千余家，人口数万之多。南方本来就是蛮夷之地，尽管物产丰富，但是当时生产力落后，又没有杂交水稻。这么多人一起涌入，粮食肯定是不够吃了。而且在南渡的路上，烽火连天，盗贼横行，带点吃的上路估计都不安全。所以需要在野外觅食或者做饭。蔡先生虽然出身名门，是大儒之后。但是他的野外生存本领一定不强。第一是因为他是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第二是他是名士，跟阮放、阮孚（阮孚的父亲是阮咸，叔公是阮籍，二人合称“大小阮”，都是竹林七贤中的人物；他的太爷是阮瑀，建安七子之一）等并称“兖州八伯”。我们都知道这些名士们有清谈（魏晋时期士大夫崇尚老庄，空谈玄理，不做文章而流为清谈。）、喝酒（“兖州八伯”的称号就是这样来的。出自明张岱的《夜航船》：“羊曼，祜从孙，任达嗜酒，与阮放等八人友善，时称阮放为宏伯，郗鉴为方伯，胡毋辅之为达伯，卞壶为裁伯，蔡谟为朗伯，阮孚为诞伯，刘缓为委伯，而曼为踏伯，号“兖州八伯”，又号为“八达”。”）、吃五石散（又称寒食散，葛洪认为是由丹砂、雄黄、白矾、曾青、慈石五种材料合成的。服此药后，必须冷食、饮温酒、冷浴、散步、穿薄垢旧衣，如不散发，则须用药发之。）的习惯，经常嗑药的人身体也不会好到哪里去。不过我还是相信蔡谟没有吃过五石散，因为他去世的时候是75岁，在古代已经算是长寿了。书生、爱喝酒、再加上当时的清谈风气，不管他吃没吃五石散，他在南渡避难的时候，很有可能是吃了上顿没下顿或者已经饿了好几天了。所以，在生理需要的驱使下，蔡谟发现了类似螃蟹的“蟛蜞”，看到八足二螯，立刻联想到老祖宗蔡邕讲过的“螃蟹”，于是他立刻很“开心”的叫人煮来吃，结果吃出了问题。
第六，蔡谟把自己吃“蟛蜞”的经历讲给了谢尚（谢尚，308年—357年，字仁祖。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东晋时期名士、将领，谢鲲之子、谢安从兄）听，结果被嘲笑“尔雅不熟”。这说明谢尚肯定读过《尔雅》的《释鱼篇》，知道八足二螯的不一定是螃蟹。谢尚也可能见过并且很有可能吃过螃蟹或蟛蜞。但是，这本是一件丢人至极的事情，蔡谟先生为啥非要告诉别人呢？而且是比他年轻的，比他有权势、有背景的谢尚。因为按永嘉年号的最后一年公元313年，此为建兴元年，晋愍帝司马邺（晋愍帝，西晋最后一位皇帝，公元313年-317年在位）继位，升司马睿（晋元帝，东晋的开国皇帝，公元318年-323年在位）为左丞相 ，司马绍（晋明帝，东晋第二位皇帝，公元322年-325年间在位）拜为东中郎将，镇守广陵（今江苏）。蔡谟受州府及司马越（西晋宗室，晋惠帝至晋怀帝时期权臣，八王之乱的参与者之一）征辟，但他不应命，渡江避难，被时任东中郎将的晋明帝引为参军。而这一年（公元313年），谢尚只有5岁。我无法得知被小屁孩耻笑的蔡先生不知作何感想。只知道蔡谟“性方雅”，或许不会跟这等顽童计较吧。
这里还有一个很奇怪的地方，就是“谒”这个字。蔡谟在公元313年已经32岁了，而谢尚只有5岁，一个32岁的名门之后、大儒后人去“谒”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子，还被耻笑，是不是有点太不可思议了。谢尚49岁就去世了，仅仅比蔡谟晚一年，难道是螃蟹吃多了？
蟛蜞的分布很广（在中国的辽东半岛、江苏、福建、台湾、广东、浙江沿海都有分布），吃人很多，吃法也很多样（广东的礼云子、福州的蟛蜞酱和蟛蜞酥、潮汕人的醉蟛蜞等），但是为啥别人吃了没事，唯独蔡先生吃蟛蜞吃的“上吐下泻、精神萎靡不振”是为什么呢？结合上文的分析，我认为可能原因有三:
第一，地理环境的影响。蔡谟先生出生于河南省商丘市民权县林七乡，位于河南省东部，表现为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特征。年均降水量657毫米，年均温14℃。按照800毫米等降水量线划分南北的标准，他算是标准的北方人。北方不种植水稻，湖泊和河流也比较少，故而可能很少见到螃蟹，再加上他是大家之后，肯定不会或者很难吃螃蟹这些下等人才吃玩意。就像廖凡演的电影《师傅》里，师娘宋佳说的那样，天津有九条河，螃蟹比大米便宜。这应该算是“地理决定论”加“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双重作用。可见地理因素对人的知识、技能等产生影响。
不过最有趣的是，在2008年9月到2009年10月，中国渔业协会河蟹分会组织的“中国河蟹之乡”的评比活动中，民权县位列第一。如果蔡谟先生活在今天，肯定不会被人嘲笑为“尔雅不熟”、“蔡谟蟛蜞”了。面对这一滑稽的现象，不知蔡谟先生在天之灵作何感想。
第二，饮食习惯的影响。这跟地理有点关系，但是我更侧重于饮食习惯。南方是鱼米之乡，吃点螃蟹很正常。北方人只能啃啃高粱和馒头，因为当时还没有红薯、马铃薯、玉米可吃呢。长期吃这些东西，体内产生了对应的消化酶，肯定不会过敏。就像现在中国人的“乳糖不耐受”症状一样（在婴幼儿阶段，中国人的肠道里是有乳糖酶的，但是成年之后，对奶制品的需求没有那么大了，所以乳糖酶大量减少，在一次性摄入大量牛奶的情况下，会出现非感染性腹泻。）不过像蔡谟先生这样的名门之后，钟鸣鼎食之家，肉汤应该还喝得起，也应该吃过鱼，但是肯定没吃过虾或者螃蟹。一方面可能是当时的人不屑于吃螃蟹，因为这货是食腐的，比较恶心。屈原大人被啃得干干净净就有它的功劳。
从上文中我们可以看出，蔡先生应该是第一次吃“螃蟹”，虽然不知道他吃了多少，但是引起了“上吐下泻”和“精神萎靡不振”两种症状。“精神萎靡不振”可以用中毒或者上吐下泻引起的脱水来解释，但是上吐下泻就很难单单用中毒来解释了，因为一般第一次吃河鲜或者海鲜的人会出现过敏症状，表现最多的就是上吐下泻，两头开花。 因此我们可以这样推测，蔡谟先生是第一次吃蟛蜞之类的河鲜引发了过敏，过敏导致上吐下泻，上吐下泻导致脱水，脱水导致了精神萎靡不振。此外，蟛蜞是可以做成醉蟹吃的，这也可以说蟛蜞本身并没有太大的毒性。蔡先生一个文人，不可能一顿吃一吨蟛蜞，而且还可能在享用老祖宗描述的生物时喝上二两（兖州八伯嘛）。故而推断，蔡先生是第一次吃河鲜类的东西，而且他很可能过敏。
但是，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蔡先生当时已经饿了很久了（见上文），不然他一个北方人不会见到“螃蟹”就大喜。大喜的原因可能不是见到了“螃蟹”，而是见到了可以吃的东西，于是叫人煮来吃。我不知道蔡谟有没有从老祖宗蔡邕那里学到吃“螃蟹”的方法，但是他选择了用煮这种低级的方法来吃这种“螃蟹”。可见他要么是真不知道螃蟹怎么吃，要么就是真的饿了。“蟛蜞咸，冷（《本草纲目》）”，“食(蟛蜞)肉能令人吐下至困（《本草经集注》）”。蔡先生吃的蟛蜞可能是在夏天，而且可能没洗干净，虽然煮过，但是饿极了的蔡先生可能还没等蟛蜞熟透，就吃了个精光。空荡荡的肠胃受到如此的强烈刺激，不上吐下泻才怪。
第三，前人的影响。正如上文所述，蔡谟是蔡邕的后人，对老祖宗的东西很崇拜，把老祖宗的书背的滚瓜烂熟。不然他也不肯能见到蟛蜞就想到老祖宗的书。这说明他对“八足二螯=螃蟹”这一认知框架的记忆无比深刻，见到八足二螯的生物就联想到老祖宗书中描述的螃蟹，说不定他能还记得是第几页第几行呢。有人曾就此出过命题作文，主题尽是“尽信书不如无书”、“实践出真知”的陈词滥调。如果真想探究答案，为什么不去翻翻《晋书》，了解下蔡谟先生本人的生平和当时的社会背景，做足了调研再说话呢？
让我们换个角度思考一下，就算蔡邕的书里写错了螃蟹这种生物，没有告诉蔡谟识别螃蟹的其他方法，没有画出吃螃蟹的具体步骤，难道蔡谟先生一辈子就只读这本书吗？他应该读过荀子的《劝学》，怎么会看不出“八足二螯”和“蟹六跪而二螯”的区别？他应该也看过《逸周书·王会解》、《周礼·天官·疱人》之类的书，怎么可能对吃螃蟹一无所知呢？
小屁孩谢尚嘲笑了蔡谟，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可供玩笑的例子。但是我们为什么不去深入思考下蔡先生吃“螃蟹”的喜剧的背后是不是一个悲剧呢？蔡先生有可能是家族教育失败的产物，有可能是书呆子的代表，更有可能是饥饿的“乱离人”。今天的我们在重读这个笑话的时候，如果能够更深入思考一下，又会发现多少未知的秘密？鲁迅说，第一次吃螃蟹的人是很可佩服的，不是勇士谁敢去吃它呢？那么第一个吃蟛蜞的蔡谟，算不算是勇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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