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经济崛起，全球经贸出现了一个新结构，就是双循环结构，中国开始成为世界经济的一个副中心。与此差不多同时代，全球政治秩序的一个巨大变化，就是冷战的结束。在后冷战时代，海洋与大陆世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大陆世界陷入到混乱中。而中国作为海陆枢纽，将对失序的大陆世界发挥重要的作用。
冷战：中国成为世界和平的保卫者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世界就进入了冷战秩序。美国和苏联主导的两大政治集团开始对峙，也就是海洋帝国与大陆帝国的对峙。两大集团虽然对立，但是它们在各自的地盘内都维持了一个很强大的稳定的秩序。像今天索马里那样的局面，在那会都是没有的。这两大集团，不仅存在于政治领域，也延伸到了经济领域。因为盟主要把自己这个庞大的政治集团维系住，需要向小兄弟那边投放大量的财政资源。
如美国苏联都要向自己的兄弟们提供核保护伞，在可能的情况下，要尽量扩大自己阵营的地盘，发现阵营内哪个兄弟可能撑不住的时候，就得去帮助它摆平国内国外的各种问题。再如美国会帮助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去打击它们内部的左翼游击队，苏联会出兵镇压捷克、匈牙利等国的反社会主义运动等。有时在热点地区还得找到代理人打局部战争，比如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等。所有这些事情，花钱都少不了，所以盟主需要跟集团内部的国家形成正向的经济循环，这样才能把投放的财政资源通过贸易方式收回来，整个事情才可持续。
如果不能形成经济循环，盟主往外投放资源就变成纯烧钱了，撑不了几天。所以一个持续的政治集团，前提必须是各成员国之间的经济联系。因此冷战时期，美国跟苏联的经济模式能扩张到哪，它们的势力也就相应地能扩张到哪。美国的经济模式是市场经济，海洋贸易是市场经济的一个基础，所以美国的盟友基本上都是能够顺利通达大海的国家。苏联的经济模式是计划经济，计划经济以政治控制为基础，因为政治上控制不了，就没法计划。而要形成政治控制，就不能离开苏联太远，以至于它控制不了，所以苏联的盟友基本上都是它周边的陆地国家。
对美国来说，大陆深处的贸易成本太高，本来它也不大容易与那些地方形成正向经济循环。对苏联来说，海上远方的国家，政治控制成本太高，也没法跟它形成一体的计划经济关系。所以它们的扩展范围也就划定了一种边界，形成了海洋秩序与大陆秩序的对峙。这里的说法都是一般原则，也存在反例，比如古巴就是离苏联十万八千里的岛国，但这毕竟是个别情况，苏联只要豁出去了也还能够支撑得起。
中国在这个时候处在海洋秩序和大陆秩序之间，是一个独立的第三支力量。中国的存在，能对海陆两大秩序构成均衡，在事实上成为世界和平的保卫者。第三世界就是中国的铁杆哥们，所以当时中国也向这些地方有大量的财政资源投放，最有名的就是坦赞铁路了。但是当时中国的经济和世界经济处在半隔绝状态，导致中国没法通过贸易过程再把投出去的钱收回来，于是就成了纯烧钱的事情。这过程里中国当然有很大的政治收获，但是这种收获却不容易持续，因为欠缺经济基础。
后冷战：中国成为世界新秩序的投放者
后冷战时代发生了一个重要的变化，苏联在1991年底瓦解了。大陆世界的秩序主导着不在了，很多地方开始陷入失序状态。有些地方是彻底秩序崩溃了，比如非洲的一些地方，有些地方的秩序很脆弱，比如中亚和中东的一些地方。按理说，苏联崩溃了，美国就应该把自己的秩序扩展到这些失序的地方。问题是，这些地方跟美国都没有正向的经济循环，美国就算想进入，也难以持续。比如，美国出兵推翻了萨达姆和塔利班的统治，以及后来打击卡扎菲等国家，它期待着推翻旧的统治者之后，这些国家的人民就能建立起更好的政治制度。
但是美国明显没有考虑到，这些新政权社会根基不牢，生存都成问题，非常依赖美国输血。美国和这些地方都很难建立起经济循环，长期输血肯定输不起，所以搞了几年之后，美国不得不琢磨撤军了，结果当地就再陷入到动荡之中。也许你会问伊拉克有石油，美国为什么和它没有经济循环呢？战后伊拉克有一半石油都出口到中国，中国公司所掌握的伊拉克石油储量也是最多的，要远高于美国。所以在美国社会有一种舆论是，伊拉克战争的成本都是美国支付的，但是最受益的国家却是中国，美国相当于替中国打仗了。
而美国在这些地方打掉了老的秩序，却没能建立起新的秩序，这让它要推行的价值观受到大陆世界的质疑，让美国自己也感觉丧气，还不如当初冷战的时候理直气壮。苏联没了，美国才发现，大陆世界并不是自己能搞定的。这里的大陆世界首先不是一种地理概念，而是一种国际政治范畴，这些大陆世界的国家无法和西方建立密切的经贸联系，从而获得西方秩序。那么美国能不能不管大陆世界呢？人类的秩序是相互联系的，大陆世界秩序混乱的话，其他地方的日子也别想能过得多么好。最近几年的欧洲难民危机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证，中东乱成一锅粥，欧洲也不得清静。
因此失序的大陆世界必须重建一套秩序，这不仅仅是为了大陆世界，同样是为了人类的普遍秩序。但大陆世界的秩序靠它们自己是搞不定的，如果能搞定，当初也不至于陷入混乱。而海洋世界也没法帮助当地建立秩序，因为欠缺紧密的经济联系，政治方法便没法落地。因此只有和大陆世界贸易往来密切的国家才有能力持续地向这些地方投放秩序，答案就是中国。失序的大陆国家，多一半都是资源丰富的国家，也就是原材料国家。而在中国崛起后，在新的世界经贸结构下，原材料最大的需求方，就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制造业集聚区。
20世纪最后十年，西方经济不错，但西方此时对原材料的需求已经大幅下降，也就没法拉动大陆世界的经济了，因此大陆世界变得混乱不堪。21世纪，很多原材料国家又开始获得不错的经济表现，正是因为中国的庞大需求到来了。此时就可以看到，在后冷战时代，中国几乎是唯一能向大陆世界投放财政资源、从而投放秩序的国家，因为中国可以通过贸易过程，再回收这些投放的财政资源，整件事情便是可持续的。回收的途径很多，简单地说，通过向当地投放资源，使当地获得稳定的政治秩序，从而确保稳定的原材料价格，这对于中国制造业的成本控制是非常重要的。援助这些动荡地区便不能简单地看到我们花出去多少钱，还要看到从中带来了多大的潜在收益。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向大陆世界投放秩序，不仅仅是一种大国的责任，同时也高度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中国与发达国家，也就是海洋世界的第一循环中获得了贸易红利，再通过各种方式，把这些红利在第二循环中投放到大陆世界，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也向大陆世界投放新的秩序。
超大国家的外交姿态：普遍主义
双循环结构，到这就呈现出一种政治意义：中国作为海陆枢纽，也不再仅仅是和平的保卫者，更是全球形成联动发展的必须枢纽。同时在这个过程中，以中国为中介，西方与大陆世界也有可能间接地去形成经贸循环。中国向大陆世界做投资和援助，必须要让当地社会获得财富的普遍分享，形成惠普性的效应，否则不仅不能带来秩序，反倒有可能进一步恶化当地的秩序。那么如何才能形成惠普性效应呢？这需要对各种地方性的传统有比较深入的了解才能知道该如何设计具体的方案安排。
但中国在这方面的知识储备还很不足，需要很长的时间来积累。恰好西方世界的国际组织、NGO、公司、研究机构等等，都在这方面有大量的知识储备。所以，中国和这些西方机构之间存在广阔的合作空间，可以向它们购买咨询服务，甚至是联合行动。这个过程便是中国、西方、失序的大陆世界多方共赢的过程。但这种多方共赢的状态，目前都还仅仅处在一种潜在状态，还没有完全变成现实。它要真的变为现实，需要有各方对于过去的世界秩序观念的深刻调整。
对于中国来说，需要恢复自己在几十年前曾经有过的那种气势磅礴的普世主义视野，不要让自己陷入到民族主义当中。因为中国是超大规模国家，对这种国家来说，它的国家利益绝不来源于民族主义，去对外攫取利益。超大国家的国家利益来源于普遍主义，是一种向外给予的姿态，“将欲取之必先予之”。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可以把国家利益比喻在商场里做生意，民族主义就像摆小摊，普遍主义就像开商场。对中小国家来说，它们相当于在商场里租了一个铺面，它的国家利益就是流水的增加。民族主义就是想各种办法拼命增加流水，这只会带来不同铺面的流水的重新分配，不至于对商场本身造成什么影响。
而对于超大规模国家来说，它不仅仅是在商场里面有一个铺面，同时还是商场的大股东。作为大股东，最大的利益绝不来源于铺面流水的增加，而来源于从所有铺面收租，你自己的铺面得到一个平均利润率就可以了，从别人那里收租才是更大的利益。中小国家永远没有机会成为大股东，只能租铺面，那么人家凭什么愿意到你这来租铺面呢？一定是你提供了好的公共品，比如你所提供的物业服务，你对商场的基本管理规则制定与执行等等，都是足够有竞争力的，才能吸引来租户。这里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大股东对商场规则的制定与执行，必须是对所有的铺面，包括自己的铺面，都具有普遍的约束力，这就是普遍主义。
假如管理规则只用来约束别人，所有的中小铺面都得围绕大股东的利益旋转，那么当不了大股东的国家，就会跑到别的商场做生意了，因为其他商场的大股东是愿意接受规则约束的。可能别的商场的大股东也会搞点小动作，但是如果中小铺面拿着商场的规则指责它，大股东是认账的。所以这样的大股东的行为是可预期的，中小铺面也就愿意在这样的商场做生意。否则中小铺面的收益都不可预期，肯定得跑。因此超大规模国家的利益来源于普遍主义，要想获得更大的利益，就不能只盯着眼前利益，必须放弃民族主义的思考方式，而以普遍主义的方式，以全球为单位来思考自己的外交战略。这就是“将欲取之必先予之”，否则依照民族主义的路数，越是拼命地想要争夺眼前利益，就越是损害真正长远的国家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