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讨论叶向明
文/武少宁
讨论叶向明的艺术问题，绕不开人性话题。
乍看，叶向明的作品有点像新达达主义或波普艺术所传递的某些信息。但实际上，在作品形式和内容的双重性之间，艺术家有非常细微和复杂的表达，似乎证明了他内在情绪是多向的，是更大范围的精神探索和思考，同时也显现，他内心有更多忧郁、孤独的情绪在流淌，介于此，我对叶向明在艺术上意图表达的多重情绪产生了兴趣。这里我指的是他从现实和写实主义转型到抽象表现主义风格之后的作品。
毋庸置疑，叶向明在诸多领域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比如，作为馆长，他对广东岭南美术馆产生的学术影响；比如，作为画院院长，他令岭南画院这个地级市的画院受到全国关注。但对我而言，更感兴趣的是叶向明在艺术上的精神价值在向哪个方向延伸的问题，也就是说，我对他当代艺术家身份这件事更为好奇。
我曾于2012年专门拜访过刚刚担任岭南美术馆馆长的叶向明。但遗憾的是，由于时间匆匆，那次的虔诚拜访仅停留在礼节层面，并没有获得深入交流的机会。好在后来在很多我感兴趣的、比较前卫和当代的艺术展会上曾与他多次不期而遇，比如香港的巴塞尔、艺术广东和艺术北京等，但帮我打开通往真实的叶向明之门的人，是佛山著名陶瓷颜料企业家冯小保先生。不要奇怪，冯先生虽然是企业家，可他骨子里却有着对艺术的强烈偏好。由于冯小保曾与叶向明自小为邻，双方的美术情结和艺术追求都深刻的影响过彼此，只是后来冯小保在生意上一路高歌猛进直奔成功而去，而叶向明却走出了另一条浪漫的艺术道路，两种精彩相得益彰。
也正是在热心肠冯小保先生的安排下，叶向明的作品参加了去年艺术广东·当代艺术博览会并深受关注。今年三月，我曾与冯小保一道再赴岭南美术馆，与叶向明进行了一次比较深入的交流。本以为，这样的交流哪怕仅有一次，就能做到对叶向明学术观点的确认。但后来我意识到，研究叶向明是一件很困难的事。诚如他淡定和谨慎的性格那样，他作品中弥散着的所有气息同样是淡然而神秘的。于是，找到一把进入他内心领地的钥匙至关重要。
去问叶向明从什么时候、什么缘由将自我分离，走出艺术风格上的转变之路毫无疑义，因为他已经在令人孤独甚至恐惧的转变过程中经历了历练。但就叶向明眼下已然成形的抽象表现主义风格而言，之前的痛苦转型，已让他对于梦境、人性、欲望、抗争和呐喊等精神的诉求在艺术上获得了强大的表现力。而当这些非具象、非理性、非实非虚的物质散落在画布上并凝练成抽象符号时，灵魂是否飞散？精神是否被碾压？欲望可能被燃烧？情爱变成腐烂的谎言……叶向明的画笔伸向了更深处。
我没有直接将上述意识变成问题推给叶向明让他回答，但我试探着将我看到的东西形容成灵魂的粒子或是精神的碎片时，他并没有否认我的观点，但他更强调的是，在川流不息的生命往复中，情感和精神的向上作用，是向往光明的作用，认识和表达人性的光辉，是艺术家必须直面的问题。
我尝试着从色彩的角度去感受叶向明的情感在各种状态下所呈现的独一无二的奇幻感觉，尽量切身体会他在用特定的色调表达特定情绪后获得的能量。他的《蓝调系列》，正如英文Blu关于忧郁的意思那样，把这种色调的含义对应到绘画表面，便有了与忧郁相遇、在梦境中游离的隐隐约约的伤感的审美形态。
随后发现，获得对叶向明艺术特征的合理性解释，没有第一手的资料做支撑是自欺欺人的做法，于是，决定再约日理万机的叶向明，试图从他性情的根源找到进入他内心领地的那把钥匙。
五月的广东已经炎热难耐，白哗哗却并没有穿透力的光线让人感觉到郁闷的滋味有多么讨厌，令我经常有一种逃离的冲动。刚好，在与叶向明的这次讨论中，他首次提及了关于逃离或者是逃跑的话题，一下子让我似乎找到了他绘画中那种忧郁和茫然的意境来自哪里的答案。
可以肯定，少年时代的叶向明在性格特征上就有了比较鲜明的主观性，虽然他对社会以及周边事物保持着比较理性的认知，但并不能因此认为温文尔雅的叶向明是盲从或人云亦云的人。少年时期，叶向明曾被家长寄予种种厚望，这令他产生了莫名的痛苦。在情绪的挣扎中他选择过逃离，他曾逃离学校，逃离老师的视线。叶向明解释说，这种逃离并非因现实矛盾本身，而是在逃离一种精神试图取代或压制另一种精神的存在而产生的痛苦状态。事实上，直到今天，叶向明依旧为避免精神被压制而在性格上保持着孤独和逃离的状态。
叶向明的抽象艺术，深受蒙德里安和康定斯基两位西方抽象艺术代表人物的影响，后来他又以音乐的象征主义命题对应了这一命题的色彩概念，最终实现了抽象表现主义的自我风格。在与叶向明的交谈中，人类情感的话题逐渐占据了谈话的主题。这时我意识到，叶向明在长达14年对抽象表现主义艺术的研究中，已从抽象的基本概念，升华为自觉的抽象表现主义精神，在他《蓝调系列》作品中不断出现的那些奇怪的符号，那些有形或无形的物质，它们在碰撞、组合、分离、折损中，是对人类共同面对但并不被普遍重视的人类情感问题的关注，包含了友爱、性爱以及艺术和哲学乃至宗教的存在价值。叶向明说，他性格上的忧郁是蓝色和冷峻，是内心对关于天堂与地狱、灵魂与肉体、天使与魔鬼这些话题虽然无法回应却愿意永无止境的探索下去。
叶向明认为，他的所有艺术表达，都是从心里延展出来的情绪，作品中所有的符号与概念，都有不可回避的中国元素，根植于东方文化的基因，令他在最国际的艺术语境里独唱着悠扬与混沌的中国曲调，那些因梦中倾心相爱竟伤情而死，后化为魂魄的人鬼相恋的爱情故事，若有若无、若隐若现、非虚非实、淡出淡入在他的画面里。无论是《蓝调系列》或《梦之旅系列》以及后来细分出来的《游园惊梦》系列，无不是叶向明从情感的角度试图述说灵魂的感受，述说生命遭受压抑后的悲悯的哀叹。
在谈论逃跑或者叫做逃离这个话题时，叶向明会流露出一种明显的羞涩感，让我仿佛看到一大片辽阔的净土就在眼前。这是我与很多艺术家共事十几年来，最明确无误的一次透过艺术家的表情感受到的质朴与真诚。
其实，我们都常常处于逃跑或是逃离状态。但如果这种逃离的下一个目标是为了精神的自由和思想的独立，对于身处巨婴时代的艺术家而言能够逃离扬尘四起的世俗，是一件多么珍贵而奢侈的事。
叶向明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在与我谈到其四年本科生涯时，有一段对于美好事物的描述令我记忆犹新。他说，在他心里一直都在暗暗设想，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他一再强调，是广州美院以及广州美院的图书馆改变了他的人生，对于他的艺术以及人性而言，图书馆就是天堂……
一个把图书馆视为天堂的人，犹如手拿智慧行囊的侠客。叶向明遨游在这样的天堂里，放眼望穿了整个西方美术史，他把如今确立的抽象艺术，看做是人生终结过程中必须跨越的一个又一个哲学的山峰，他试图用抽象的虚幻表达去释怀自己内心对于宇宙从混沌最终走回混沌的苦思冥想。
这次与叶向明较长时间的对话，令我仿佛听到了他思想的声音或者是思考的响动。我看到了身兼学者、领导者和艺术家这些身份给叶向明带来的多重、交错、叠加和相互作用的多维度性格特质，在这些身份的身影中，有揭示灵魂意义的思考，有对现实的理性认知，重要的是，叶向明是以艺术家的身份存在于我的认知体系而并不是别的任何身份。这就证明，他的艺术身份已经远远超越或者是大于了能够和他沾上边的各种身份，在这个问题的研究上，我找到了最大的公约数。
这篇文章，我略去了很多可以写，但已经被不计其数的人描述过的有关叶向明所经历过的事件、人物和故事。其中就包括九九年曾获得广东省首届水彩画展览金奖这件事。也包括叶向明如何建立水彩画反传统的思维体系，当然更包括在反传统的过程中交织回荡的刻骨铭心的心路历程以及就此与导师之间产生的又爱又恨的关系。
写到这里，我觉得这篇文章不能继续了。因为，除了冯小保先生所传递给我的有限信息以及与叶向明直接对话获得的感受外，我对叶向明的种种判断大多基于对他艺术以及艺术履历方面的探知。我甚至不清楚艺术之外叶向明的任何情况，比如，他喜欢什么去哪里玩，身边都有哪些朋友，喝不喝酒，泡不泡妞，除了艺术之外他的个人爱好等等。我很清楚，仅凭少有的素材对某一个我喜欢或不喜欢的艺术家展开评论，不仅对被评论者不够公道，对评论者本身也是一种自虐。还好，对叶向明的更多虽然我并不知道，但我知道他爱读什么样的书。世界美术史以及围绕这些史论而延展出来的各种流派以及代传的故事。他不是说过吗，图书馆的样子就是天堂的样子，而一个人内心和灵魂的样子，大概就是他外在样子的折射。我相信艺术人物的脸谱化是对的，不知道这一点是不是有科学的意义，但叶向明确实具备一幅现代知识分子艺术家淡然、斯文、干练和坦诚的面容，我认为这是他内心和灵魂的气度。
香港巴塞尔，“私奔”下的蛋
文/武少宁
100多年前，英国人管制了香港。反映在香港的整体样貌上是香港的主流文化跟着西方跑了。而这个结果看上去并没有什么不好。香港本土文化是中国儒家文化的一部分，而这个文化的本质是宗法专制，不太能够催生新东西的诞生。这就是香港跟着西方文明私奔了100多年的原因，香港的巴萨尔当代艺术展，就是这种私奔产下的一颗蛋。
在中国，讨论当代艺术是一件困难的事。艺术家们依旧在为当代艺术究竟是个什么鬼东西而吵吵闹闹。可西方人并不在乎中国人你想说什么或者怎么去理解当代艺术。香港巴萨尔当代艺术展，这个由西方人构建、参与、推广和经营的国际艺术展会，除了它的场地设在属于中国领土的香港和有大量各怀心思的中国人蜂拥而至外，似乎并没有更多的中国元素在里面。
无论有多少中国人多么上杆子跑到拥挤闷热的香港看巴萨尔艺术展，西方人并不把它看作是发生在东方的一件事。大量长着白人面孔的人在穿梭于展会场馆内外时，高傲的展示着属于西方艺术语境的自信。可这件事就发生在我们家门口和眼皮子底下，尤其是不少中国买家的大方出手，才使得西方人不好意思不带中国人玩这件事。这时，西方人就像手持教鞭的教书先生，不管你懂还是不懂，他告诉你世界是怎样就该是怎样。在嘈杂鼎沸的人声中，很难有中国人在那里像在国内某些艺术场合那样肆意表达对当代艺术的观点和情绪，胆怯和虚荣的心态令他们欲言又止。
事实上，香港巴萨尔艺术展是一个完全由资本堆积而成的金字塔，有合金钢的质量。但如同繁荣的香港商业文化并不能与真正意义上的人文历史文化相提并论一样，巴萨尔艺术展实际上是一个艺术怪胎，它成功的关键词在于“买卖”二字，疾如旋踵的传播速度有如神话般告诉世界，这里是“卖”的天堂。既然是“卖”的天堂，自然就是以商业利益为第一抓手的画廊主的天堂，对于画廊而言，衡量艺术家的号召力并非唯一拿艺术功力说事，任何能够引起世界关注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外交的、自然灾难等话题反映在艺术品的价值上，都可能导致画廊和推手的关注点的变化。因此，虽然有几百家世界一流画廊参与了香港巴萨尔艺术展并展现了3000多位艺术家的作品，但并不能证明这些艺术品是代表人类最正确精神表达的作品，而用中国人审美的角度理解这件事，更是一道根本就想不明白的思考题。
从另一个角度或更多角度去分析，巴萨尔的成功或者说当代艺术的多元化功能都有它合理存在的意义。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起，艺术就已经开始从神圣的宗教殿堂走向了世俗。佛罗伦萨的梅蒂奇家族从达芬奇、拉斐尔和米开朗基罗手头上定制了大量的艺术品，催化了欧洲文艺的复兴。因此，把社会资本看做润滑剂，而艺术品则是社会这部机器中少不了的零部件，从整体运行的关系上理解，没有金钱，社会机器就会停止运行。如果艺术品永远停滞在所谓的精神层面，远离画廊、缺少市场的推动，艺术就会死掉。
大量买家聚集在香港巴萨尔，一方面缘由巴萨尔固有的品牌效应，另一方面，香港的自由开放度以及为各国画廊免税的政策（进口通关的免税和销售免税），是中国国内艺术展会无法复制甚至难以模仿的重要原因。十几甚至几十万张门票在网络上被早早抢购一空，高密度的人流像长龙一样蜿蜒爬行在几万平米的展厅内。这就是“巴萨尔”。
说走就走的文化“私奔”，事实上是一种多元文化的融汇和贯通的历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