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天音乐厅有音乐会，是你们中国人。”Jussi说着将手中的《赫尔辛基日报》，递给了我。报纸头版上，一个熟悉的中国面孔，右边一行大字，“朗朗，2016.9.1”。
朗朗音乐会的举办地，在芬兰音乐厅。这是一座玻璃结构的现代建筑，在芬兰地亚大厦和基亚斯玛当代艺术博物馆之间，与芬兰议会大厦相望。
音乐厅的入口，黑色石材的大型雕塑，抽象现代。雕塑四周以水面围合，水的流动，衬托出雕塑的深沉。如果说高耸的黑色雕塑，象征的音符里的低音，那镜面便是它的高音，轻盈的，灵动的。音乐是流动的建筑，建筑是凝固的音乐，这里的建筑似乎在守望着建筑，也像是它的守护。
进入音乐厅，顶面上的巨大抽象雕塑，打破了空间的秩序，让人一眼可见。不锈钢材质，不规则形状，充满了金属感的摇滚风。灯光拂过后，光影映至墙面，组成了一幅光与影的抽象画，随时间变化，带着音乐的流动感。二楼休息空间，顶面下垂的金属线形灯，轻盈飘逸，与下方一组造型现代感的椅子，呼应互望，像是一段轻与重、密与疏的对话。临近演出，进入音乐厅者，陆续多了，男士西装革履，女士身着黑裙，简洁优雅。
音乐厅的演奏厅，空间很大，可容纳1700余观众。在整个建筑中，还有5个可容纳140～400人不等的小厅。芬兰广播交响乐团和赫尔辛基城市乐团的，都将这里作为主场音乐厅，西贝柳斯音乐学院，也会经常在此排练，举行学生音乐会。音乐厅的服务区，放满了印有朗朗头像的画册，上面写着“2016.9.1，朗朗”。朗朗钢琴曲的CD唱片，也一同摆放着。如今，CD唱片已基本在中国消失，可芬兰却还保留着听唱片的习惯，没有扔进历史的故纸堆。
室内音乐环绕，室外也一样热闹。音乐厅外的草坪上，巨大的电子大屏幕，画面滚动，欢快的音乐声在草坪上荡漾。正好赶上周末，草坪上聚集的人越来越多，管理者早早便开始发放隔离垫，泡沫做成的，上面印有音乐厅的LOGO，可以垫在身下，防止受潮。
随着演出的开始，草地上渐渐安静，人们各自坐下。人群里有呀呀学语的孩子，站还不稳，却已随着音乐，左右晃动；还有大一些的，坐在父母边，随音乐手舞足蹈。
大屏幕上，朗朗挥舞着指尖，在钢琴上起起落落，身体也随之律动。可以看到他时而欢快，时而振奋，时而温柔舒缓，时而又眉头微锁的表情，音乐在指尖的滑动中，流淌着。《茉莉花》《黄河大合唱》《梁祝》，他让数首中国人们熟悉的旋律，在赫尔辛基音乐厅里回荡。
赫尔辛基的音乐气氛，绝不只在高雅殿堂。即便在市中心的街心公园、步行街，一样有街头音乐者的舞动的足迹。
从海边码头到市政厅，有一条笔直的林荫大道，法国梧桐树，像是夹道士兵，林立两旁。一段乐曲随风而来，在树木间隐烁着，忽远忽近，飘于耳中。随声走去，街心花园的一尊青铜雕像下，有位表演者，正拉着小提琴。只见他身着燕尾服，头戴礼帽，标准的绅士着装。“莫扎特的协奏曲”从他的指尖缓缓划出，悠扬婉转，又略有忧郁。他的身体随节奏起伏摇摆，陶醉在音乐中。不少路过者，停下脚步，一同感受着，音乐带来的情感。
距离不远的曼特海姆大街，在Stockman购物中心前，有一片空地，每到夏季，这里常搭起“露天咖啡”，以鲜花绿植围出一个咖啡区。可以看到悠闲的人们，坐在散座上，端着咖啡，看着来往行人。这里常有音乐声飘入，原来不远处的空地上，常有乐队演奏。一次路过时，看到四个年轻人，正演奏着他们的作品。赫尔辛基的个人乐队很多，而市中心的步行街，是他们施展才华的自由舞台。打击乐队、重金属乐队，很多“玩音乐”者，都在这里，给这座北方城市，一种听觉上的丰富。
芬兰是个喜欢摇滚的国家，不大的城市，却有很多重金属乐队。夏季的赫尔辛基，几乎天天都有音乐节，爵士音乐节、摇滚音乐节，这里拥有最多的重金属门派分类，可以细分到家庭金属、魅力金属、儿童金属、死亡金属、加速金属等。
喜欢思考又话不多的芬兰人，常觉音乐的好处是无需说话，便能沟通。而另一面，当人长时间被寒冷和黑暗包围，便很容易出现抑郁。芬兰的抑郁症病人数量，一直排在世界前列。一直以来，为了战胜这片寒冷的土地，为了在此生活得更好，也为了缓解潜于心中的情绪，芬兰人在寻找各种方式，战胜抑郁。
而音乐，尤其是金属音乐，成了很多芬兰人释放阴郁的方式。金属音乐有着特殊的穿透力，自由富有张力，表现力十足。这片土地上的音乐世界，不同于世界任何一个国家。
上天给了芬兰人冬的沉默，也给了他们夏的狂欢。芬兰的夏季，充斥着各种节日，而音乐，也成了节日中必备的装扮。8月底的“海盗节”，到了晚上，人们拎着啤酒，来到海边，一同庆祝。在赫尔辛基海边的一处空地上，一辆房车被四壁打开，成了小舞台。金属音乐的演奏者，正在“舞台”上，唱着它的摇滚乐，金属乐器震荡声，动力十足，让人狂热释放。“舞台”下围合了很多人，他们在音乐中感染着，自由摇摆，将压抑了一冬的情绪，尽情释放。
音乐常是艺术家们的灵感来源。在芬兰Kasima现代艺术博物馆，很多艺术家的艺术作品，都可以看到音乐的影子。不锈钢、塑料、金属，甚至是易拉罐瓶、报纸等，都是艺术家手中的“画笔”，任其在空间的画布上自由挥洒。这些艺术作品，有了音乐的参与，便给人了一种视觉之外的感官体验。声觉、触觉，甚至嗅觉等，都可被放入作品。而音乐，总以它触及情感的一面，被用作营造氛围，将人有了情感上的带入感。
芬兰的抽象艺术，遍布人们的生活。街头巷尾的抽象雕塑，张力与夸大感，很容易让人与重金属音乐相联系。抽象艺术与当代音乐是相通的，它总能让人在似懂非懂间，有所琢磨，有所思考。作者把想表达的，用一种概括的语言，加以提炼抽象，而非直白表述。现代音乐是同样的手法，甚至现代舞中，也是一样。不同是古典舞的各自界定标准，而更加注重表达的自由性，更多以肢体语言表达情感，讲述故事。
文字作为语言，除了记载历史，更是人们交流的工具。可文字差异的限制，让很多国家的文化，难以被其他国家所了解。而艺术却没有国界，它通过人的感官，可以直接将情感传入人的内心，不像文字，总需大脑做中转。站在画家梵高的《向日葵》前，强烈色彩与变形笔触间的张力，让人感受到，一种巨大的情感力量；而作曲家比才的《卡门序曲》，曲调的欢快激昂，瞬间将人带入斗牛场的场景。好的作品总有一种穿透力，越过大脑，直入内心。
哲学家叔本华曾说过，“多一门语言，便多一种人生”。芬兰语是小语种，全世界使用者主要都在芬兰人。500万人口的芬兰，人口不足北京的1/4，这让芬兰语很难像汉语一样，因14亿人口的使用规模，而能吸引不同国家的人。通常文字不占优势的民族，常会慢慢渐长其他方面，作为文字语言的补充，而艺术，这时便成了最主要的补充方式。即便语言不通，却仍可通过一幅画、一首乐曲，交流思想，艺术里的世界是相通的。
在芬兰人眼里，他们将不善言辞背后的内心丰富，都放在了音乐里。音乐诉说着他们的情感，讲述着他们的故事。像提到法国、意大利，人们便想起他们的时尚文化；提到非洲，想到rap与街舞；提到日本，想到风靡世界的动漫文化，而提到芬兰，这里的“音乐”与这里的“设计”一样，已经成为芬兰人行走世界，记忆国家的一张名片。
芬兰是个音乐国度，是世界上唯一以“重金属”为主流的国家。芬兰人均金属乐团数量世界第一，每100个芬兰人中，玩重金属者便超过50人。这里的管弦乐团的分布密度也是世界第一，几乎每个城镇都有自己的管弦乐团，除专业合唱团外,还有大量的业余合唱团。
有着“重金属之都”之称的赫尔辛基，是芬兰最大的音乐中心，也是全球重金属界的核心。从1950年起，每年6月赫尔辛基都会举办“西贝柳斯音乐节”，之后改为“赫尔辛基音乐节”,是一场全国的音乐盛宴，每年都在吸引着世界各地的音乐家，还有大量的金属音乐爱好者。
对于重金属音乐，喜欢者痴狂迷恋，不喜欢者觉得那是噪音。芬兰音乐，即便是金属音乐，也总多少带着些忧郁。寒冷与黑夜所导致的，潜在骨子里的悲悯，挥之不去，而积攒到一定程度，又会迸发出巨大能量，比如在音乐中。如果说Merimekko品牌的鲜艳色彩，给人们内心注入一抹艳丽；那重金属音乐的张力与喧嚣，则让人们释放出缺少阳光后的那份压抑。
芬兰的自杀率一直在世界前列，高于其他北欧国家。不过据《赫尔辛基时报》报道，自近30年来，芬兰男性自杀率下降了48%，很多人将其原因归为重金属乐队的增多。人们将音乐，当作一种游戏，在“玩”音乐中，表达情感。哲学家尼采曾说，“人们跳出现有生活有两种方式，一是逃往哲学之乡，一是逃往艺术之乡”。而重金属音乐作为艺术的一种，对人内心的治愈，对抑郁情绪的宣泄，像冬日的阳光，像亮丽的色彩，都可修复人内心的阴影。
提到芬兰音乐，不能不提到《芬兰颂》与西贝柳斯。《芬兰颂》对于芬兰人，就像是《黄河大合唱》对于中国人。《黄河大合唱》里黄河在咆哮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觉醒，是人民凝聚一起的力量。而《芬兰颂》也是一样，它以成为芬兰人心中的民族精神。
《芬兰颂》有着一种不屈的战斗基调，也有着传统民歌的“悲调”。虽称悲调,可却非仅仅表达悲伤,而是表现着更为丰富的情感，有感恩和追思，也有出征送别的不舍。
音乐一开始，铜管合奏粗犷、强烈而沉重，酝酿着一种反抗殖民的声音。随后以木管模仿管风琴，以弦乐为呼应，喃喃细语间，像是一种心中诉说，对自由生活的向往。铜管乐器和定音鼓的突然出现，短促有力，打破平静，将听者推进一种紧张的节奏，似战场中的策马奔腾，达到整个曲子的高潮。之后，小号以一个反复节奏，寓意向人们发起了号召，民族情绪更为高涨。最后颂歌曲调响起，曲调渐为舒缓，相同旋律的反复出现，还有持续低音的反复，减弱远去中，意境回荡。若干主题构成的曲目，将芬兰挣脱沙俄统治的艰辛，为独立而战的民族精神，淋漓尽现。它也由此一直被誉为，芬兰的“第二国歌”。
记得多年前，我参加一个大合唱演出。排练时，导演的一句话，“唱歌要有画面感”，直到今日，总能让我想起。想着“画面感”，唱歌时，才不会只是声音器官的共鸣，大脑里同步映出画面时，唱出的声音，也才能有更多的立体感。而《芬兰颂》，以音乐描绘出了一幅画面，有奋勇者的悲壮，有劳苦人民的挣扎，有乡间的田园牧牛，有战场上的不屈抗争。而这一些，都在旋律形成的画面中，跃于眼前，像是一部音乐版的“芬兰史诗”。
《芬兰颂》的作曲者西贝柳斯，随这首曲子的扬名，名扬世界。这位作曲家，除了留下 7部交响曲，还有交响诗、室内乐、器乐独奏和声乐作品。他的音乐创作于俄国统治时期，那时民族意识开始觉醒，独立解放的呼声此起彼伏。他以音乐为“武器”，吹响民族独立的号角，这也让他成为芬兰民族精神的化身。在芬兰人眼里，西贝柳斯就像中国人眼中的鲁迅，以文字唤醒人民，激励着国家的士志。
为了纪念这位音乐斗士，赫尔辛基修建了“西贝柳斯公园”。如今，公园已成为城市地标，是各国旅游者的必备打卡地。慕名而来者，可以一睹两个雕塑：一是由600根钢管组成的酷似管风琴抽象雕塑，另一是西贝柳斯头像雕塑。
当年修建公园的计划一确定，芬兰政府便开始公开征集方案。最终，女雕塑家艾拉·希尔图宁的方案入选，以600根钢管做成抽象雕像，以此来表现西贝柳斯的音乐。高度提炼的抽象设计，充满未来感，可这对当时芬兰的接受度，的确是个不小的挑战。主办方感觉方案充满创意，可又担心它过于超前，大众无法接受，因而要求雕塑家再创作一个西贝柳斯头像雕塑。而在雕塑家眼里，钢管雕像足以反映西贝柳斯的音乐，不过最终她还是完成了头像雕塑，在1967年西贝柳斯逝世十周年时，安放在了主雕塑旁边。
民族史诗《卡勒瓦拉》，是西贝柳斯创作的主要来源，也是芬兰民间音乐的歌词来源，可以说是芬兰民族文化的根基。史诗包括叙事史诗、抒情诗和宗教故事等，人们以吟唱的方式，表达心中夙愿。
诗歌给了音乐无限的创作灵感，它有节奏，有韵律，有一种空间上的变化，是高度精简提炼后的语言。而音乐的快慢、高低，时间上的变化，与诗歌空间上的变化，吻合重叠，这也让各国的民间音乐，都与诗歌有着千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的《诗经》，多采集民间民谣，之后再交给负责音乐之官谱曲，富有韵律，朗朗上口。而之后的很多民间小调，歌词也多来自《诗经》。“绿草萋萋，白雾茫茫，有位佳人，在水一方。”很多人认识《诗经》里的这句词，是从邓丽君的那首《在水一方》开始。一段音乐，一首诗词，勾勒出一幅画面，让人随着音乐，看到一个充满诗意的地方。
进入现代社会，传统的芬兰民谣、民间歌曲，也曾经有过一段时期，被年轻人所遗忘。可后来，新一代的芬兰音乐者，从传统民谣音乐里走出了一条新路,他们寻找着传统与现代的连接，维护文化之根，让传统民间音乐，以一种新的模样，在新时代仍能吸引年轻人。也继续向下扎根,为今天的时尚现代，带来无限源泉。
任何艺术都无法像音乐，瞬间让人或欢快热烈，或是低沉哀伤。历史上很多名人大家，都是音乐的精通者。物理学家爱因斯坦，也是为出色的小提琴家，他视音乐为“融化在他的血液里”，伴随他一生。从小的音乐浸泡，无形激发着内心的创造力，它们像是一粒粒种子，在心中发芽，直到有一天，爆发力惊人。
数学与音乐的相通，毋庸置疑。它们都以数字组成，有着内在逻辑，有序列、规律与韵律。一段听上去悦耳的音乐，一定有着某种数列的和谐；而一幅看上去悦目的画作，背后也定是符合某种的数学规律，如黄金分割比、等序排列等。音乐，揭示着一种内部精神世界的和谐；而数学，则在探索外部世界的未知与和谐。
数学常被称为“思维的体操”，很多学生喜欢边数学题做边听音乐，音乐不但不会干扰做数学题，反而还会调动脑细胞，共同参与数学思维。可学语文、英语时就不同了，若也听着音乐，注意力便被很容易被音乐带走。
音乐是人与生俱来的。摇篮里的婴儿，在听到一段欢快音乐时，也会自然地手舞足道；而听到悲哀的曲子，也常会哇哇哭叫。以前听音乐会，常觉仅靠耳朵，视觉单调，很容易走神，后来慢慢对音乐了解多了，才明白从眼睛转到耳朵，一样需要“磨”。流行音乐接近生活，易懂，易于共鸣；可交响乐，像是书面语、文言文，有章法，有规则。文盲不是不会说话者，而是不会写。若要走进音乐殿堂，对音乐的学习，是必要的。
芬兰的音乐教育，小学时便开始重视。即便是普通综合学校，也一样具备高质量的音乐教学水平。学校里有专门针对9～15岁学生的音乐课程，古典、爵士、摇滚、实验、民俗音乐,音乐教育更多是在“玩”中启发孩子们的创意。
音乐课上，音乐老师并不只是教孩子们唱歌，更多是从听音乐开始，带着孩子们从到模仿演奏，到玩各种乐器，听见什么便开始即兴表演。几个小学生，三五成组，便可将一首熟悉的曲子，改编成不同合奏的乐曲。弹流行歌曲、重金属摇滚、民俗音乐，只要觉得“好玩”，便都可以去“玩”。老师们会鼓励孩子，自己创作音乐，用音乐来表达自我。
音乐可以看作兴趣，看作技能，看作艺术审美的熏陶，不过它也是认知世界的一种方式。学校中可能会产生未来的大音乐家，不过更多是培养一批懂得音乐的大众。他们可以走进殿堂，静心听一场音乐会；也可以在街头停下脚步，看一段乐队的即兴表演。
今天，芬兰已拥有150多所音乐学校，学生人数近5万。多私立音乐学校中，音乐幼儿园遍布各地。高等音乐学校有11所，西贝柳斯音乐学院，是其中最高级别的。而同时，线上教学十分受欢迎，音乐网络学校覆盖全国，这里培养了一批有鉴赏能力的听众。全方位的音乐教育，让这一不大的国家，有了“音乐国度”之称。
除了教育外，国家也有大量投入。芬兰的“艺术补贴”制度，可以说是全世界的典范。自20世纪60年代起，芬兰便已形成了国家补贴方式，为那些创作者和表演艺术者，提供一定的生活补贴。从事音乐者，可以申请国家补贴；稍有名气的作曲者，便可享受一年、三年、五年不等的免税艺术补贴，按月领取，补贴基本生活。各种表演艺术者，也享受同样的补贴。在生存问题解决，无后顾之忧后，艺术家便可专心创作。
除了国家补贴外，各地的音乐学院、公共音乐图书馆、交响乐团和音乐节，也常会举办音乐活动，让作曲家、演奏家走进大众。各种普及类音乐会，门票经济，这让很多人，都有走进音乐厅的可能。
近20年，芬兰人对音乐的喜爱度大大提升，这或许是国家富裕后，人们有更多时间放入休闲。在中国也是同样，这些年，学习钢琴的孩子越来越多，很多孩子走进音乐，多是从学习一门乐器开始的。家长常想，即便孩子以后不走专业路线，也能熏陶些艺术气质。可学了一段时间下来，却发现坚持很难，美丽的背后，是艰辛，是日复一日的刻意训练。“优雅自如”是“别人家的孩子”，而轮到自己孩子，却成了各种抵触。
“一万小时定律”有它的道理，以时间界定，量变产生质变；可似乎又并不严谨，无法一概而论。有些事，不用一万小时，便已资深；而有些，即便一万小时，也还远远不够。在重复练习前，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可如何培养出兴趣，如何不抵触，常是另家长们头疼的。很多时候，“艺术”不是学出来的，是熏出来的。那些常听音乐、画画的父母，更容易传递给孩子。这也是父母从事艺术工作，孩子也更容易得到继承的原因。平日里的耳濡目染，已经映在大脑里，成为习惯。而孩子对音乐的认知，也在无形中增长着。
在《傅雷家书》一书中，作家傅雷常与儿子傅聪聊起音乐。他多次说道，“要解决技巧,先要解决对音乐的理解。”若是不知道自己想表现什么思想，那技法再好，也没有了灵魂。“弹奏一段乐曲，若对所弹的曲目，没有深刻的体会,便不知道自己要表现什么，例如清淡的音与浓厚的音，飘逸的音与沉着的音，柔婉的音与刚强的音，明朗的音与模糊的音，凄厉的音与恬静的音，都需要各自不同的技巧，但这些技巧常常因人而异”。
一首乐曲，也很像一本小说、一部电影，打动人的，往往不在精致的文法、华丽的修辞、超炫的技术，而在那些看似不起眼，甚至常被人忽略的细节处。意境、感情和思想，都在细微处可见。而让人不被反复练习的枯燥所退却的，常是对它的认知，了解得越多，感知的越多，打动的越多，便越会接受它的另一面。
一颗柔软敏感的心，常是音乐给人的最好礼物。提到内心的敏感，常有人觉得那是多愁善感，觉得没有粗线条，畅快淋漓。可生活中，若心失去了敏感，失去了感知力，那便想饮吃饭时，“味蕾”不再敏感。现代城市的喧嚣，将人们推离了自然，自然在今天对生命对抚慰，早已无法与古时相比。听不到雨打芭蕉的滴答声，也鲜能静静看一棵树的四季轮转。生活在钢筋混凝土里，奔波在忙碌生活中，快速高效，让心渐渐麻木，失去了感知生活、感知幸福的能力。
“幸福力”已成为今天的一种能力，而这种能力，是需要培养的。音乐，有着一种“魔力”，跳动的音符间，能拨动内心的琴弦，让心渐渐柔软，唤起内心深入的感受。它是心灵的催化剂，直接与心对话。
“音乐疗法”，常是心理治疗一种方法。精神疾病患者，能在舒缓的音乐中，褪去狂躁，渐渐平静；一些疾病康复，都将音乐作为康复疗法之一。现代社会中，亚健康者众多，音乐也是自我调理的好方法。睡眠不佳者，睡前听些舒缓音乐，有助于帮助入睡；常感焦虑者，听些舒缓小夜曲，能让心渐渐放松。
无论东西方，音乐自古代起，便是行军作战中的“无形语言”，冲锋、撤退，常以音乐为示令。到了现代，各国更是创作出大量的进行曲。“前进，前进，再前进”，音乐一放，便让人斗志昂扬。短促有力的节拍，是一种力量的象征。各国的阅兵仪式，阅兵方队，如何做到整齐划一，音乐是代替口令的最好方式。一段曲子，多长时间，阅兵者每分钟走多少步数，都可划分到点。人人按此来做，再多人的方队，也能看似一人。这便是音乐特有的“时间与空间”。
源自西方的交响乐，一直是各种音乐会的主角。它是一种大型的管弦乐队，通过各种乐器，产生一种合力，塑造更为丰富的音乐表现力，也给了人们更多时间与空间的体验。古典交响乐通常有四个乐章，一为快板，二为慢板，三为常用小步舞曲或谐谑曲，四为乐章（多采用舞曲性格的急板）。到了19世纪后，交响乐队更加编制庞大，乐章曲目也开始数目不定，一、二、五、六、七乐章都可组成。而到今日，又有更多的新元素，融入交响乐。
交响乐队一般包括五个乐器组，弦乐组、木管组、铜管组、打击乐组和色彩乐器组。每组都有高、低、中音，各自分工，各尽其职。交响乐队很像一个阅兵队伍，海、陆、空三军演习，缺少哪个，都是不足。阅兵中的“仪仗队”，类似交响乐队里的“主旋律部分”，而阅兵中，天空飞过的各种战斗机，像是交响乐里的“配乐部分”。长笛、竖笛，虽时间短，却常是曲目中的华彩，给人留下记忆。
弦乐组中，提琴是主力。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以高、中、低音划分，常扮演着交响曲中的“主旋律”。小提琴音域广，表现力强，可独奏，也可作为交响乐队中的高音。中国经典曲目《梁祝》，便可通过小提琴完美表现。整首曲子情感丰富，从最初的欢快悠扬，到中间部分的冲突与斗争，再到结尾处“化蝶”时的凄美悲凉，小提琴的丰富音域，将曲子的情感，一一呈现。
小号属于铜管组，被誉为各种乐曲中难度级别最高的。它只有三个键，可却要吹出抑扬顿挫、声音变化，对演奏者的气息要求，还有技法控制力，都提出了不小挑战。在所有铜管乐器中，小号的音高是最高的，常作为曲子中的华彩。而提到它的另一个名字，“小喇叭”，或许很多人就更熟悉了。在中国民间，逢传统节日、婚嫁娶亲，各种欢快喜庆的乐曲中，主旋律是高音时，小号便常成了主角。
单簧管在木管家族中，应用最广泛。它又称黑管，有管弦乐中的“演说家”之称，也被成为“木管组”中的戏剧高音。单簧管高音嘹亮，中音富于表情，低音浑厚饱满。也正因为它的音域广阔，表现力丰富，让它与小提琴一样，可以独奏表现《梁祝》。
相对于高音，大提琴、大号、低音单簧管等，都属于交响乐里的低音。乐曲里的深沉厚重，都靠它们来表现。就像一幅照片里的暗部，远看阴影，漆黑一片，可近看却层次丰富，房屋、树木，各个分明。有了低音的存在，高音才显得更加明亮，就像阴影于光明。
中国自古便重视音乐，认为是贵族礼仪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最早的 “六经”，《诗》《书》《礼》《易》《乐》《春秋》，乐便排在其中。而在汉字中，“乐”为多音字，“快乐”与“音乐”，同音而不同义。或许可以看出，古人造字时，对音乐的理解，便是“音乐使人快乐”。
而繁体字中的“药”与“乐”，两字同源，只不过“药”字，多出一个草字头。或许可以推测古人对“药”的理解：草字头，代表草本植物，繁体字的“乐”，代表快乐，组合在一起，便是“一种可以使人快乐的草木”。不同于英文中的抽象字母。汉字的造字结构，便已藏着古人的智慧。
唱歌爱跑调者，常被说成“五音不全”。因为在中国古代，最早只有五音，即“官、商、角、徽、羽”，音调相当于今天的“1、2、3、5、6”。今天的“4与7”，在古代都为半音，不是全音。中国的最早的弦乐漆、器“古琴”，一共五根弦，代表五音，而之后的古筝，也是从此上发展出的。
中国古代的音乐，西洋交响乐不同的体系。与《易经》有关，有着区域性。陕西在中国西部，西为金，金为肺。听秦腔时，一个感觉是声音高昂，总有在提气之意；还一个感觉是节拍持续时间，尾音长，加上气息的颤动，有一种悲悲切切之感。而到了广东，音乐风格却截然不同，广东名曲《步步高》，几个段落音阶渐渐变高，音乐中的节节升高，给人以欢快喜庆感，也有节节攀高之意，因而总是节日庆典的常选曲目。广东在中国南方，南为火，火本身便有渐高的特性。广东音乐里，欢快短促的小调，便很多，这也成了广东民乐的特点。
中国传统文化中，民乐也好，中医也好，建筑也好，均都多少与《易经》有关。有人十分推崇，觉得“易”为道，囊括一切，收之万物，都可放入“天人合一”的大口袋；有人却态度否定，认为不够科学，大而化之，缺少精准。可很多时候，中西文化本身就是两种思维、两种体系。西医纵然神通广大，可对付“脚气”，都没有特效药物，口服药杀死真菌，可会有损伤肝脏的风险。治疗癌症，更是“简单粗暴”，放疗、化疗，好坏细胞，一同歼灭。而中医不同，不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而是全身调理，寻找身体平衡破坏的原因，再让身体恢复平衡。中医、西医就像中、西文化，都有各自擅长，也有各自死角。
2019年，在北京奥林匹克公园音乐季，芬兰民族乐曲《芬兰颂》，在中国交响乐团的演奏中，让一幅芬兰人为独立而斗争的画面场景，跃入眼前。小提琴、大提琴、双簧管、鼓、长号、竖琴、横笛等，在音乐中对话，讲述芬兰民族的斗争精神。而世界的另一端，2019年圣诞节之际，赫尔辛基音乐厅上演着中国民乐名曲《梁祝》，由芬兰交响乐团演奏。以西方乐器演奏中国曲目，上演着一幕东方遇见西方的景象。
音乐，这一没有国界的语言，产生于不同之地，却会像磁铁，从两个不同方向，慢慢趋中靠近。或许音乐也就像是中西方文化，两种体系，两种思维，曾经的平行向前，或许到了今日，殊途同归的背影，是它们一同走向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