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Q的节日——圣诞篇

冬至刚刚过去两天，便是耶稣降临的圣诞日，没有作者安排，阿Q自然得不到过“洋节”的机会。

网上资料显示，早在万历十四年（1586年）外国传教士便开始在绍兴传教；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开始买房、设堂，之后规模逐渐扩大。辛亥革命前，当地天主教堂曾向接受洗礼的教友凭票每人发放大米5斤，于是，受洗礼者日众；后取消，锐减。

如此看来，基督教在绍兴的鼎盛期和阿Q的年龄接近。

如果鲁迅先生对基督教有保留、或试图就国人对宗教信仰的现实主义态度作出勾画，可以借用家乡的这个案例。没有让阿Q涉及宗教，是不是认为宗教与国民性的关系不大？

（绍兴市天主教大圣若瑟堂。）

诗人闻一多先生说，每个中国人的灵魂里都住着三个人，一个是儒家，一个是道家，还有一个是土匪。儒家代表入世，道家代表出世，土匪是谁？

曾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的王学泰先生撰写的《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中，把土匪和游民划上等号。

按照王先生的定义，流民与游民的区别主要是精神状态，前者虽然居无定所，但他们大多渴望过上稳定的生活，后者却是主动选择了不务正业。

看不出任何宗教倾向的阿Q，却成为在国人灵魂中常住的三个人之一！

游民的特点是称兄道弟、拉帮结派，低下的社会地位令他们讲“义气”求“平等”，使他们本能地随时加入反抗的行列。不要说一身豪气李逵等绿林好汉，就连麻木不仁的阿Q，一听到“革命”二个字，也会忍不住想象“来了一阵白盔白甲的革命党，都拿着板刀、钢鞭、炸弹、洋炮、三尖两刃刀、钩镰枪，走过土谷祠，叫道，阿Q！同去同去！”

旅美学者夏至清在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文本序中说：“中国传统小说，其宗教信仰逃不出“因果报应”，“万恶淫为首”这类粗浅的观念。凭这些观念要写出索、莎、托、杜四翁作品里超逗人深思的道德问题来，实在是难上加难。”

鲁迅在夏至清评论的中国现代作家中居首位，他特别摘引《药》中的一段：”微风早经停息了，枯草支支直立，有如铜丝，一如发抖的声音，在空气中越显越细，细到没有。周围便都是死一般寂静。两人站在枯草丛里，仰面看着那乌鸦，那乌鸦也在笔直的树枝间缩着头。铸铁一般站着。”

夏先生认为：“这一幕凄凉的景象，配乌鸦的戏剧讽刺性，可说是中国小说创作的一个高峰。“

不仅是现代文学，夏至清的看法是：中国文学传统里并没有一个正视人生的宗教观，中国人的宗教不是迷信就是逃避，或者是王维式怡然自得的个人享受。

另，不久前《人民日报海外版》的一篇说，距阿Q家乡不远的宁波雪窦山脚下的有一尊弥勒大佛，这尊佛常被人们阐释为“知足常乐”，民间信仰认为只有摸到了弥勒的脚，才知道“知足”两字的分量。

疑，这尊金铜色弥勒佛高达56.74米，如何摸到？

有趣的是，除去此地，弥勒大佛云南有，辽宁有，贵州、福建……都有。

不过与本文的主题无关，相信阿Q也从未摸过，只是顺带一说。

（宁波弥勒大佛。 互联网图片）

又及，得容力贤弟、H&M小妹留言提示，眼前浮現虛幻一幕：正试图触摸大佛脚面的阿Q听到同伴：“阿Q，同去同去”的召喚，回應说：“莫急，就到就到！”

远处观望的赵举人哼了一声，冷言道：“阿Q，你也配摸佛脚？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