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着24年中国缘的洋校长说：出国前问题没解决，出国后孩子可能更加危险
看点 1996年，一个美国年轻人为了研究基础教育来到中国。未曾料到，这一来就与中国教育结下了不解之缘，还有了个中文名字，何道明。从英语老师到副校长，再到自己创校，何道明在中国大地上留下的印记，与中国教育发展紧密交织在一起，同时也见证了中国国际教育从无到有的过程。采访中，何道明向外滩君诉说了他眼中的中国教育、他对国际教育的看法，以及他给留学家庭的建议。
文丨陆以沁 编丨Mia
“教育必须是实际的，因为你做的是人的工作，不能做开玩笑的和做梦的东西......”
说这句话的，是一个名叫Donald J. Holder的美国人。和中国结缘24年，他早就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中文名——何道明。
Donald J. Holder
翻开他的简历，你会惊讶于他的命运与中国、与中国教育是如何紧密地交织在一起。
本科就读于美国乔治城大学，国际关系专业，攻读中国与东亚研究；
大学一年级开始学习汉语;
后转学至与中国大学有着百年合作历史的欧柏林文理学院;
1996年来华，担任北大附中英语老师；
五年后，成为北大附中分校副校长；
后就职于深圳中学、香港弘立书院等多所学校，均担任校长、副校长等重要职务；
2016年，合作创办了深圳市厚德书院，出任校长......
90年代以来，何道明还一直担任北京教育学院的客座讲师，参与了中国教改的研究，是中国课程标准改革的推动者之一。
去年年末，何道明刚刚荣获宜校网颁发的宜校国际教育校长奖。
一个土生土长的美国人，由美国教育系统培养出来，却又在中国一待就是二十多年，甚至参与了中国教育改革。何道明是中国教育一位特殊的观察者。
外滩君很好奇，在他眼里，初踏上中国这片土地时，中国教育是什么样的？当下的中国国际教育面临怎样的境遇？出国留学前，每个家庭需要思考哪些现实问题？
春节前夕，外滩君联系上了正在意大利带领学生考察的何道明校长，希望能从他的个人视角，窥探到中国教育发展的一丝脉络。
20年前，中国还完全没有国际教育
1996年，为了研究中国基础教育，何道明向美国基金会申请来华。原计划只在中国停留两年的他，却在机缘巧合下，开启了长达二十多年的中国之旅。
“那时候生活节奏要慢多了，北京地铁只有一号线，都集中在长安街那边。只有三环，还没有四环五环六环。”回忆起初次来到中国的印象，何道明笑着告诉外滩君。
就这样，何道明开始了在北大附中边当英语老师，边开展自己研究的生活。
如今，北大附中已有初高中在校生近3000人，在职教师近400人。而在当时，一个年级还只有4个班。
“那时的学校都比较简单，规模也不大，想要认识所有老师、所有学生都比较容易。现在不行了，现在的学校都是庞大的，很难关注到所有人。”
由于何道明中文流利，学校管理层发现他能够用中文教语法后，就让他独立负责两个班的英语教学。其中一个班是数理化生为强项的竞赛班，文科较弱；而另一个班级，85%的学生所有课不及格。
这些孩子150分的试卷有时只能考十几分，教学进度无法和其他班同步。何道明研究了前五年的英语高考，给他们做三年规划，然后从字母表、最简单的对话开始教。
两年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按计划何道明将回到美国，但一方面学校希望他能留下，另一方面何道明也舍不得这些学生。最终，他还是把这两个班带到了高三毕业。
高考结果是振奋人心的，竞赛班的学生英语最低分达到了125，“最弱的班级”所有学生都考上了本科。到了在中国的第四年，学校开始让何道明做一些管理工作。第五年，何道明成为了北大附中的副校长。
进入21世纪，由于“知识为本位、学科为本位”的问题没有根本改变，素质教育难以落实。2001年，中国正式颁布了“新课程标准”，力图将教育目标，从“灌输知识”，向“培养全面发展的人”转变。
在此之后，何道明就开始参与推广新课标的工作。他在全国各地奔走，通过因地制宜地处理课程与培训老师，帮助学校落地新课程标准。
20多年前何道明在中央电视台给观众“上课”
与此同时，随着自费留学群体的不断扩大，“留学低龄化”的现象也从20世纪末开始发酵。何道明告诉外滩君，刚到中国的时候，国际教育这块还完全没有发展起来。虽然出国读研的已有不少，但是本科留学要到2006年左右才突然爆发。
何道明在北大附中任职六年期间，一共不到5个孩子赴国外就读本科。2002年，何道明担任深圳中学副校长，起初也没有学生提出本科留学的想法。直到两三年后，有两个学生突然找到何校长，希望能帮助他们申请国外大学。
“我那时才知道什么叫‘中介’，但是我不认可他们的工作，忽悠家长的太多，所以我就帮这些孩子做申请。”何道明笑道，“后来这样的学生就多起来，从2个变成8个，8个变成50个、100个，现在深中每年200个孩子到国外读本科。”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本科留学潮”在北上广等一线城市逐步兴起，与稳中有升的硕博留学生一起，汇聚成庞大的中国留学生群体。
2009年，中国首次超越印度，成为了美国第一大生源国。而在之后的十年中，中国留学生人数始终保持高速上升趋势。并且，本科生逐渐成为了留学主力军。
如今的中国国际教育市场
《2019美国门户开放报告》显示，2018-2019年度，中国在美留学生占美国国际留学生总数的33.7%。这是中国连续10年成为美国最大生源国。
其中，40.3%的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就读本科，硕士与博士研究生则总共为36.1%。
随之蓬勃发展的是中国留学行业，尤其是国际学校。与申请海外硕博的大学生相比，计划本科留学的孩子年龄更小，相对更难把握择校、申请、赴国外学习生活等一系列挑战。因此，为了让孩子在国际教育方面取得先发优势，家长们往往会让孩子就读国际学校。
2018年就曾有分析指出，中国国际学校的黄金发展期已经到来。未来五年，国际学校市场可能都将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
然而，何道明却始终认为，如今的中国国际教育市场其实是个泡沫市场。
“我看到现在很多人都投资国际学校，他们认为想要去国外的孩子越多，这个市场就越大。但问题是，有没有想过国外大学在本科阶段到底能录取多少个中国孩子。如果这些孩子出不了国，那这个市场就是泡沫。”
何道明告诉外滩君，由于中国父母非常看重大学排名，所以像美国前50名的大学和文理学院，按国际生比例都已经招满了中国学生，并且不再扩招。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等热门留学国家都是类似情况。虽然英国今年小幅度扩招了一些中国学生，但很难预测未来走向。
何道明从这个角度剖析的中国留学市场现状，值得教育行业每个人以及每位家长和学生的注意与思考。
反观当下雨后春笋般发展的国际学校，何道明表示，首先需要分清两个概念，一个是中国的国际教育，另一个是中国教育国际化。
目前，大多数国际学校做的都是国际教育，即直接教授AP、A-level等国际课程。
何道明认为，这样做没问题，但不必要。中国的课程标准有其优势所在，需要改变的其实是授课模式。通过按照国外的教学要求来授课，帮助学生更早地适应国外教育。
在何道明自己创立的厚德书院，无论是选择本科留学，还是高考方向的学生，学习的同样都是中国教材。去年，藤校布朗大学在深圳录取了两名学生，其中之一就是厚德书院的毕业生。
“如果走高考这条路，那么该背的背，该刷题的刷题，社会实践很重要但比重可能更少一些。而选择本科留学的学生，就不需要刷那么多题，而是可以把精力更多地放在提升英语水平、标化考试和实践研究上。”何道明说得很实在。
相较而言，何道明更希望推进中国教育的国际化发展，即通过研究国外教育的成功案例，按照国情合理实施，逐步完善中国自己的教育。
何道明举例说道：“比如中国目前尤其需要加强的职业教育，就可以学习德国。”
他发现，如今有很多中国企业存在招不到员工的问题，因为这些工作处在一个“本科生不要做，而职业学校或专科毕业的学生又做不了”的尴尬境地。其实，缺少的就是一个提供高水平职业教育的平台。
而德国，就特别重视职业教育，这方面的制度、学校也比较成熟。职业学校的学习难度和大学不相上下，可以满足不同层次工人的工作要求。
一直以来，何道明都非常重视培养学生的全球竞争力，但同时他强调，全球化不是西方化。
中国教育的发展也是如此。无论是政策制定者还是教育工作者，都需要有这样的意识。
摆在每个留学家庭面前的现实问题
而在中国国际教育蓬勃发展的另一面，其实是每一名计划留学的学生，需要面临的激烈竞争。
何道明告诉外滩君，美国的确可以再增加40%的国际学生，但那些大学很可能排名300，甚至400名开外。是否想上这样的大学？值不值得花几百万人民币？
这其实就回到了最核心的一个问题，也是每个家庭在计划留学前，必须要思考的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出国留学？
有人说国外的教育资源更好，也有人说孩子需要出去长长见识，这些理由都有各自的道理。
从心理素质和学习能力的角度来说，90%的孩子在本科阶段留学没有问题，何道明担忧的是那10%。
“我遇到过很多家庭，因为孩子在国内成绩不好，或有行为规范上的问题，所以送出国，这是比较危险的一件事。”
何道明认识一个赴澳留学的学生，花了7年读完本科，非常痛苦。刚出国的几年，由于多门课不及格而被开除，转学数次才最终毕业。
小部分孩子的确能通过换个环境，换种教育方式，自身情况得到改善，但是多数情况下，孩子出国前没有解决的问题，出国后仍然无法解决，甚至面临更大风险。
比如有些孩子存在行为上的问题，在国内受处分，那么这些问题到了国外可能就会更严重。
何道明解释说：“因为在国外没有人照顾他、约束他。从学校的角度来看，这些学生已经成年，培养行为习惯是基础教育的工作，大学的责任更多在于教学研究。所以如果学生有行为上的问题，他们会直接把他开除。”
因此，不能把出国留学，当作一劳永逸的万能药，这是家长和孩子都需要明白的。
而在何道明看来，“为什么要出国留学”，比较科学的理由只有两个。
第一，专业。如果孩子对一些专业特别感兴趣，但这些专业国外相对于国内更加成熟，就可以选择出国。比如想要学习某个西方国家的中世纪历史，可能去到当地学习这个专业就更有竞争力。
第二，职业。如果一个孩子未来要在北美或欧洲发展，那么在这些地方上大学也会更加合适，因为能够尽早接触当地文化、提升语言水平、建立人脉关系。
何道明经常在面对家长的讲座中，提到6种不适合出国的学生。
1.容易想家的孩子
2. 不喜欢变化的孩子
3. 家庭经济能力不足的孩子
4. 成绩不好的孩子
5. 交际能力弱的孩子
6. 语言能力弱的孩子
这些孩子并非完全不能出国，关键在于，要从根本上分析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以免赴国外留学后更加严重。
其中，他认为，在顶尖大学竞争越来越激烈的情况下，家庭经济条件是需要仔细衡量的一点。如果大概率只能被300名之后的学校录取，势必就要重新考虑投资回报的问题。而有些孩子也会因为父母为他付出了大笔资金，而产生心理压力。
何道明建议，这些家庭或许可以考虑非英语国家的大学，比如意大利、法国或德国。首先，这些大学也需要国际学生，第二，相对更加经济。
“意大利最好的大学，一年学费1万3欧元，比美国的一年7万美金要便宜得多。如果孩子学会德语，德国几乎是免费的，用英语授课的也不会特别贵。”
另外，这里的交际能力弱并不一定指内向，而是遇到问题时，孩子不愿意寻求外界帮助。对于一个刚刚成年的孩子来说，海外生活的适应问题、学业压力以及情感上的孤独，都可能是压垮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
这些情况下，如果没有朋友的陪伴劝导，也不主动寻求老师、学校的帮助，这类孩子往往出国就比在国内更加危险。
因此，当留学竞争愈发激烈，每个家庭更需要看清当下局势，谨慎权衡，做出最优选择。
名校出身，如今能够用汉语侃侃而谈的何道明，其实家境并不富裕。父母都是蓝领的他，靠助学金和奖学金才成为了家中的第一代大学生。
何道明始终记得，求学路上每一位支持他的老师，以及帮助他转学直接致电对方学院的院长。正是他们，为何道明教育理念的树立与实践埋下了种子，也让我们看到了教育，跨越山海、薪火相传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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