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入百万的创业者，疫情都在做什么
Anko刘子宸经营着北京两家著名网红餐厅——「客从何处来」和「青山研究所」。追求完美的他，把店铺地段选在了北京繁华的三里屯，室内设计邀请到名工作室进行独立设计，菜品则出重资请到日本国宝级茶道大师飞鸟水月，打造独立甜品。
这样的高投入，需要公司保持着长期稳定、且高效的收入。但现在营业额下滑了80%，整个春节档以及2月份都将面临着颗粒无收的的情况，这使公司的现金流受到很大影响。他在给公司的员工信中写道：“这次疫情我们承受了巨大的损失和打击，如果疫情持续，公司的命运可能危在旦夕。”
在这封信里，他还分享了17年前非典时期发生在他父亲身上的一个故事。那年他14岁，父亲在新疆喀纳斯经营酒店。当时新疆的旅游业因为非典进入冰点，酒店业也迎来重击。
“那时候父亲每天就坐在酒店对面的山坡，一坐就是一整天。他从来没给我去说过什么压力，我也确实不懂，只是很本能地开心——又可以放假玩耍了！现在回头想，才能理解所谓的大人的世界。”Anko感叹道。
就在Anko的父亲做好破产的最坏打算后，非典宣布结束了。第二天，酒店就迎来了第一批团体客人。紧接着，出现了井喷现象，酒店开始供不应求。非典后的中国，呈现出了一种狂欢的气氛，大家像是憋了很久，要在这一刻宣泄出来，一种“报复性消费”直接带动了全年的经济增长。Anko父亲的酒店也因祸得福，短短3个月营业额就超过了几年的收入。
因为父亲的这段往事，Anko觉得心中非常平静：“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到来。”
和Anko同处餐饮业的Lina，面临的现状也不太乐观。
Lina是「一纸糖书」甜品店的创始人。在英国读书时，因为经常被同学邀请做蛋糕DIY而迷上了甜品。毕业回国后，在上海从事奢侈品营销方面的工作，每天循规蹈矩的工作让她产生了创业的想法，两年多前，她辞去了原有的工作，走上了甜点创业路。
刚创业时，她所有事都亲力亲为。一大早到店里，去厨房进行烘焙出品，到了营业点就在前台接待客人，同时还要兼顾微信客服。晚上大家都下班了，她又一头扎进厨房，准备第二天的产品。通宵熬夜，是家常便饭。
“其实并不图挣多少钱，就觉得是在做自己喜欢的事。”
爱是第一生产力。她的甜品生意越来越好，甚至在2019年年底开设了分店，主打苏州的高端市场。但她没有想到的是，疫情的爆发让她两家店面都被迫关闭，并且面临停工整整1个月的情况。
“停业期间人员工资，房租水电都要照付，每月的固定开支在10万左右。一睁眼一闭眼，每天几千块的现金就哗啦啦流走。”Lina无奈地说道。
好在父母给了很多支持、援助，她能有惊无险挺过这个月，可是如果还有下个月、下下个月呢？
现在她每天有大把的休息时间，但她却不敢休息。反而像回到创业初期，把自己塞得满满当当——拍产品、出文案、设计海报，同时运营公众号、推广社交网络。
“感觉自己多投入一点，这个昂贵的假期就不算浪费。”说完，她似乎稍稍舒了口气。
“公司计划采购大量医用口罩、消毒设备等，用于捐赠一线防控人员，有靠谱货源的请联系我。”春节期间，李威发布了这样一条朋友圈。
春节前，他做好了一整年的公司规划，包括在3月举办新品发布会，期待2020年能大干一场。
89年出生的他，在2014年时就把自家产品发展到了国内业界的领先地位，年产量10万多台，还出口60多个国家。他本人也在2018年入选“福布斯30岁以下精英”榜。
即便这样，他一开始也和许多创业者一样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因为复工延后，造成订单延迟交期，外商客户都在催促。在国内，因线下店铺闭店而无法销售，线上的电商订单则由于物流问题，处在停滞状态。“还有计划好的新品发布会要延迟了，这会影响年度战略。”李威说起这次准备已久的新品发布，语气中满是遗憾。
遗憾归遗憾，作为经历过各种风雨的多年创业者，他冷静也乐观。“我没有打算裁员减薪，员工也要生活，也有压力。另外疫情过后，如果再培养新员工成本也会更大。”李威一方面有人情味，一方面也看得清问题的利害。
对于产品本身，他也一点不担心。“因为出行是刚需，而且受疫情心理影响，大家会更倾向于选择私家车和个人交通工具，比如电动自行车。”
李威曾经看过一本书，叫《反脆弱》，讲的是发生突发情况时，怎么在不确定性中创造价值。他对这一点深信不疑。所以他没有过于焦虑的情绪，反而是把注意力放在了“能为疫情做点什么”上。
为了保障一线寻访人员的出勤速度，他捐赠了一批智能电动车；老家郑州展开疫情防控后，他组织员工寻找紧急物资，采购到了300斤84、100斤酒精；又发动自己的海外经销商，在韩国和越南采购到1万只口罩。这些物资他都亲力亲为送到目的地。
“其实我们在做慈善的同时，也是推广了我们自己。”他非常确信地说。
“年初一我就召开电话会议，决定作出捐赠。”王铭豪在家族企业工作，这个春节过得格外忙碌，一直在统筹调度捐献的医疗物资。
“明天一早有些要送去一线的物资，我需要电话催。”因为不能第一时间回复采访问题，他一边抱歉，一边解释。
疫情期间，他通过上海虹口区光彩事业促进会捐款50万元后，向上海市慈善基金会捐款20万元，还向上海市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捐款1万元、捐赠专业医用免洗手消毒液400瓶。后期，还陆陆续续为武汉及武汉周边疫情严重地区提供防护、消毒及生活物资。
他这样的判断力和行动力，都是受到父亲的从小的教育和熏陶。王铭豪的父亲于1983年在上海创建了森信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在他的记忆中，父亲除了教他怎样做生意外，对他最大的教诲就是要行善积德，有钱没钱都应该做善事。
“对我们来说可能是一笔小小的支出，但对受助者来说却可以改变他们很多。”现在的王铭豪，已经把这当做自己的人生信仰之一。
因为员工都放假回家，捐赠物资的种类、数量、物流，他都得亲自上阵盯着。再加上外部的各种不确定因素，他每天都是在打电话确认和打下一个电话确认中度过。有时，物流不通他甚至还会自己开车去“送货”。
“员工大多数在老家过年，想让他们尽量晚点回来。”如果没有疫情，原本公司休息到正月十六上班，而现在延后到3月1日复工了。担心病毒有风险的他，即使一个人已经忙到不可开交，也不想召回员工。
当被问到疫情对公司的影响时，他坦白建筑施工受疫情影响非常大，民营企业架不住。但又安慰地说：“相比疫情对旅游业和出口贸易业的影响，建筑业来说还是轻微的。”
即便这样，王铭豪的公司也面临着各个项目工期将要延迟的状态，以及无奈取消了在建筑之乡南通开展为期3天的线下招聘会，这是公司在春节展开的传统惯例。
楚门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兼制片诗玛，这次和朋友发动了“保卫大武汉”的公益组织，1月23日成立到现在已经有100多人了。
整个春节他们都在为武汉的各个医院筹集、输送物资。因为是制片人，有给电影投融资的经验，所以她在组织中承担起了“财务总管”的角色。不到两天，团队筹到了第一批资金。
“有一位知名制片人看到我们的信息后，辗转找到我捐了1万元，再三嘱咐不要公布姓名；还有一位民营企业老板听闻后，也二话不说匿名捐赠了10万元。”诗玛和大部分捐款者都互不相识，只是凭着信任临时组成一个志愿网络。
诗玛团队最厉害的一点是，在很多物资都没办法送达疫情区的时候，他们团队却找到了通道。
“张怡是看到我在网上写的物资送到武汉，主动联系我说他们车队可以运输，我们没有见过面，但我们非常信任，直接把货交给了他们车队。”诗玛的队友方予回忆说，这支车队后来成了“保卫大武汉”的“飞毛腿”。
此后张怡又陆续帮团队招募了很多志愿者司机，团队物资运输能力一下壮大起来，大家根据每天需要配送的物资将自己分成“萝卜组”、“牛奶组”、“口罩组”，拼时间、拼速度将物资直接输送至一线医护人员手中。
不过她也遇到了不被信任的事。有一个捐赠的小团体，给“保卫大武汉”捐了一笔资金，指定送到某一个医院去。诗玛的团队把物资配送到医院后，收到反馈说，这个物资不是他们能用的。后来捐赠者就找到负责募捐的，要求他退款。
这让诗玛感到很气愤：“首先我不是你的员工，没有拿你一分酬劳在帮你做物资输送；其次你做一个捐款，就是一种价值观的体现，但最后你自己都把自己给推翻了，你怎么去让别人认可你。”
在她看来公益是一种无所求的东西， 如果变成有所求就是作秀了。这也是诗玛和整个“保卫大武汉”组织在追求的——无偿联系、无偿捐助、无偿输送、无偿宣传，只为能帮助武汉度过此次疫情。
谈到疫情给整个影视行业带来的影响时，一方面，她承认影视是一个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会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很大的打击，许多公司会采取裁员行动。
但另一方面，她更坚信这是一次筛选：“某种意义上，我觉得这是一次洗牌，是一个新的开始。因为影视行业是一个鱼龙混杂的地方，什么样的人都有。这次的疫情会把那些浮躁、投机倒把的公司淘汰。而那些真正热爱电影、有才华又努力的人则会笑到最后。”
一飞是在线教育机构「轻轻教育」的公关总监，这家公司成立于2014年，如今有7500名员工，因为疫情，她经历了一个相当难忘的春节：从除夕夜开始紧急加班，截止发稿前，她的连轴转状态还是持续。
在疫情发生前，互联网教育正经历着一段低谷期。18年开始，市场上的快钱没有了，很多教育企业相继倒闭；媒体对在线教育也保持着怀疑态度；政府出台了不少条列来规范互联网教育行业。总的来说，和前几年风风火火的势头不能比。
疫情刚刚有了点苗头, 当普通人还在纠结要不要取消年夜饭时，轻轻团队已敏锐地感知到，这场疫情有可能会给社会和行业带来巨大的问题：民众无法出门，复工延迟，假期延长。
这种情况下，孩子的教育和老师的教学将受到很大影响。怎样让学习不落下，教学不中断，这正是在线教育发挥价值的时候。
小年夜就被拉着开电话会议的一飞，非常理解公司的处境，更是理解这争分夺秒背后的意义，如果公司在此时不作为，无法发挥自身优势，就会被竞争对手抢走先机。
“紧急关头，不仅考验战略眼光，还有整个公司的组织运营能力。想要方案真正落地、突围成功，背后需要员工们敢于舍小我地迎难而上。”
一飞连续熬了几个夜，制定工作计划，制作各项内容、海报、文章、小视频。因为多数同事都回老家了，她不得不自己戴着口罩外出拍摄素材。最后因为剪片子，把自己剪出了腱鞘炎。
但她认为和其他成员比起来，自己算不上是最辛苦的。许多技术和销售的同事，日均工作时间达到18小时以上。许多来自山区或者乡村的基层同事，有些家里连电脑都没有，只能抱着手机工作。有些在山区的，遇到信号不好就要从半山腰跑到山顶去办公。家在北方的小伙伴，因为信号不稳定，只能在雪地里待着回复工作消息，冷了再回屋取取暖。还有老师挂着水还坚持上课……
“在危难面前，人就是靠着共同的目标和信念去克服很多的困难。”春节过完了，现在的一飞和整个轻轻还在加班加点地干活。
除了这些创业者，每一个身处当下中国的人，也都是这次疫情的主角。几天前，摩尔发布了《我和疫情的故事》征集，收获了上千条来自大众的声音。
留守在武汉的樊航，回忆起封城那天的情景，一切都还历历在目。他还记得21号那天，一个好朋友跟别人在争论，武汉不会封城。有人劝这位朋友赶紧离开武汉，但他不听。后来23号凌晨，得知要封城的消息后，他连夜购买了去北京的机票，早上8点离开了武汉。到北京后，也不敢跟别人说自己是武汉人，全国都在歧视抱怨23号这批逃离武汉的人。
武汉人龚尚书则因为封城，而不能回家与家人团聚，一个人留在异地过春节。“年夜饭随便扒拉了几口，就打开手机和在武汉的各个亲戚一一视频，互祝新年好。”视频结束后，他坐在沙发上看起了春晚。电视里的热闹让他感到孤独和落寞。后来不到整点，他就默默睡了。
而奋战在武汉疫情第一线的医护人员宁梦宇，在第一天进入一线病区时，心情坐了一趟过山车。和常人一样，她有着对病毒、死亡的本能恐惧：“我在穿戴好所有防护用品后，紧张了起来。脑子里闪现出无数种可怕的情况，会面临怎样的病患？会不会感染？会不会被患者重伤？”
但到了通往病区的最后一道门时，作为医生的素养战胜了生理上的恐惧：“我是医护人员，他们是病人，我有责任和义务去给他们减轻痛苦。”
在病区度过12小时后，她发现一切没有想象中的可怕。病人自觉配合戴口罩，不随地吐痰。吃过的碗筷，会扔到垃圾桶里。有一次她给一个婆婆抽血，因为血管细，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一着急，呼吸加重，护目镜的镜片全部起雾。当她想把护目镜摘掉时，那个婆婆说：“你不要摘，不要摘，这样会感染的。”这种温暖，坚定了她作为一线医护人员的信念。
截止发稿前，后台还陆陆续续收到许多留言：有医生在准备和未婚妻领证的前夕，被召到了疫情前线；有电视台记者在听闻疫情后，放弃和家人一起过年，奔赴到采编第一线；有民营企业者，动用自己的人脉从海外调度各类医疗资源，送往武汉；还有市场监管从业者，为防止餐饮店聚餐，每天要巡100多家店……
但也有令我们担忧的事情。一位经营美容院的读者透露，年初六他们还收到了新客的预约电话，“看来不是每个人都在家自觉隔离的”。
那些令我们感动的故事，因为篇幅问题，无法一一展开叙述。但我们想表达的是，没有被报道不代表没有发生，也不代表不重要，每个人都是那一点可以燎原的星星之火。
希望屏幕前的你们看完这些故事，也能感受到温暖和勇气。祈愿疫情早日结束，2020年接下来的日子能够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如今才深深感受到这八个字的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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