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完成政治上的自我整合之后，终于有机会释放出，超大规模人口带来的竞争优势。开始在世界经济体系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
从1978年开始，刨去个别年份，中国经济基本上，都能维持8%到10%的经济增长速度。
过去，对这种高速发展的“中国奇迹”，给出这样的解释：劳动力和土地这两种生产要素，非常廉价，中国因此而获得高速增长的动力。在80年代，这个解释也许还有效。
进入21世纪之后，这两项成本大幅提高，发展速度却并没有随之下降。制造业的发展速度，还在继续增加。中国在21世纪初，才变成世界工厂。用价格要素解释中国经济，是不完整的。
有人提出，是因为地方官的晋升机制，推动经济发展，从而带来经济奇迹。这个解释也不算充分，并不是每一个执行发展政策的国家，都能取得和中国的一样的成绩。
中国之所以有条件，最终崛起为世界工厂，是因为在同一时期，发生了两个重要变化。
首先，是因为西方世界进入创新经济时代，大量的制造业外包需求得不到满足。其次，是中国的土地财政政策，用一种非常意外的方式，获得承包外部订单的能力，而且这个能力远远超过其他国家。
在进入创新经济时代之前，大部分人依然处在基本需求，尚未得到满足的阶段。这个基本需求，不仅仅包括吃穿，还包括那些随着技术和生活水平的发展，过去不存在的需求，也会被纳入基本需求行列。
不久之前，移动通话不是基本需求，现如今，移动上网已经是基本需求。在基本需求尚未得到充分满足的时候，流水线上的均质化、廉价商品，具备充足的竞争力。
到了创新经济时代，需求发生变化，制造业的生产形态也跟着改变。在大众化产品时代，在流水线生产效率方面，诺基亚战胜了西门子和摩托罗拉，成为一代霸主。
当大部分人的基本需求，得到充分满足之后，又廉价又耐用的产品，反而不再受到欢迎。大家开始追求新的、有趣的、可以带来新体验的功能。
进入创新经济时代之后，谁能够创新，谁才有机会继续活下去。在智能手机刚刚诞生的时候，诺基亚是唯一一个，自己拥有产品生产线的厂商，创新能力因此被大幅抑制。生产线的调整成本极高，诺基亚被自己的优势，锁死在自己的地盘上。
闯入创新经济领域的公司，必须把生产流程外包。把转型成本全部甩给代工商，才有条件进行创新。
苹果公司就是这方面的典范，它自己完全不生产，只负责创新、负责品牌和渠道的维护，生产流程全部外包。
承包商必须同时满足两个要求：1、生产流程非常高效，不然就接不到活。效率的前提是专业化，高度专业化的结果，是被锁定在特定产品上面。发包方的创意变了，承包方很可能会死掉。2、承包方的生产过程，必须很有弹性，方便迅速转型。弹性的前提，是不能专业化，不专业的代价就是生产效率不高，拿不到订单。
弹性和效率是彼此矛盾的，却又必须同时达成。中国最终成为世界工厂，能够承接大规模外包项目，是因为中国解决了这个问题，实现了弹性和效率的统一。
在中国有一个庞大的供应链网络，把弹性和效率放到两个层次处理。有大量的中小民营企业，单个企业的专业化程度，达到匪夷所思的程度。无数家极度专业化的中小企业，形成一个庞大的供应链网络，彼此之间互相嵌套，而且可以不断重组。
供应链网络自动拆分来自上游的整包任务，互为嵌套、互相支持最终完成任务。承接每一个任务，都会自动打散和重组。
高度专业化的小企业，确保生产效率；小企业动态构成的供应链网络，可以确保弹性。供应链网络可以同时满足弹性和效率需求，是承接大规模外包的重要前提。
这种供应链网络需要在同一时间，快速涌现出足够多、分工足够细的小企业。单个高度专业化分工的企业，不可能率先成立，等待若干年之后，再和其他企业共同协作。
众多企业在同一时期建立起来的前提，需要有很多建设完善、规模庞大、配套齐全的工业开发区，里面又没有相应工业能力的企业入驻。否则供应链网络会因为基础设施不配套，物流成本太高，而无法成长起来。
建立供应链体系的前提，是城市化要先于工业化。而常见的节奏却是工业化拉动城市化。城市对公共服务的要求远高于乡村，对财政的需求远高于乡村。没有足够的工业能力，城市就没有足够的财政能力，进而无法提供必需的公共服务。
1994年财政制度改革，引发土地财政，使得中国的城市化在工业化之前率先发展起来。这次财政改革，被称为分税制改革，在此之前叫做包干制。包干制的特点，是地方政府每年交够公粮之后，剩下的自己说了算，中央政府不管。
分税制改革极大刺激了地方政府的工作积极性，在中央层面遭遇阻力的时候，地方政府会通过各种制度创新，迅速从旧体制当中突围出来。中央政府完全没想到，地方活力如此惊人。发达地区的财政增长速度如此之快，以至于中央财政占全国收入的比例越来越小。
中央收入只占全国收入的两成，中央政府的话也就不太好使了。想支持不发达地区发展经济，手上没钱，有心无力。为了改变这种情况，经过艰苦谈判，在1994年推行分税制改革，由此产生中央税和地方税两种税负。
在改革之后，中央财政收入占比从两成迅速上涨到六成。中央政府从地方收到钱，再往下拨付，以此确保中央对全国经济和社会的调控能力。
在分税制改革之后，官员的晋升考核指标变成经济发展，需要借由各种投资活动实现。投资决策的权利，在中央政府手里，地方官员不得不四处寻找其他资金来源。
营业税划归地方管理，而建筑类企业缴纳的就是营业税。建筑业存在大量的土地需求，与土地增值的税收也归地方所有。地方政府非常乐于鼓励建筑业的发展，进而形成土地财政1.0版。
地方政府很快发现，可以通过拍卖土地使用权，或者通过土地担保，进行融资贷款。开发区把土地炒热之后，周边土地随之升值，可以进行下一轮的拍卖。大量的开发区就在这种情况下被催产出来，中国因此发生城市化早于工业化的现象。
如果没有足够多的企业进驻，这个过程是无法持续的。没有工业经济的税收支持，城市建设的贷款就没办法还清，最后土地财政彻底崩溃，引发可怕的经济危机。
如果只有几个县搞土地财政，市场容量还是可以支撑的。全国都在搞土地财政，基本上不可能会有如此多的企业，可以进驻到开发区。
这曾经是一个非常现实的深层危险，在这个时候，中国迎来一个巨大的历史机遇。在西方国家，突然出现大量的生产流程外包需求。
中国的土地财政正好提供大片的，已经完成开发的、近乎空白的工业开发区。两件事碰到一起，导致中低端制造业快速转移到中国内地。
像富士康这样的大型承包商，对外承接上游企业的发包任务。下游涌现出大量与之配套的、数量庞大的中小规模民营企业。专业化生产各种配件，形成一个庞大的供应链网络。
这些中小型企业及其灵活，基于供应链的需求、分布式生产、分布式决策，获得爆炸性增长速度。中国又在恰当的时机，加入WTO贸易体系。几个因素叠加到一起，让中国的制造业用无法想象的速度崛起，并拉动整体经济高速发展。
中国的经济奇迹，完全依托于世界大势发生。中国的经济崛起，深刻地内在于世界经济发展过程当中。中国的经济崛起，和西方经济的转型，是同一个过程。
我们没办法脱离世界经济秩序，讨论中国的问题。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也无法离开中国的影响力讨论世界经济秩序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