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日本人的几句汉诗触动了那么多中国人？｜讨论
01
这一次武汉疫情，日本捐赠的每一批物资上，都写了一句汉诗，触动了很多中国人。武汉某报一篇评论员逻辑混乱的文章，这种触动几乎到了一个沸点。
这大概是谁都没有想到的，这次的疫情，因为这几首来自日本人的汉诗，在中国引发了一种普遍的感慨，很复杂的情绪。很像当年徐志摩到日本写了一首诗，第一句就是：“我很惭愧来自古文明的乡国”。
其实，日本人在汉文化方面的保留，从近代以来一直让一些中国文化人很感触，只是这一次几乎是全民性的感触，很特别，用时髦的话说，成了一个现象级的事件。
为什么那么多中国人受了触动呢？
很简单，在我看来，人类的共性还是喜欢优美的事物，喜欢优雅的生活，喜欢诗意的表白。只要是人，没有喜欢粗鄙的。但是，很不幸，不知道什么原因，汉语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一直在粗鄙化。
从前，我们的汉语是多么富有诗意，我们汉人的生活就是一种艺术。西方学者说，中国人天生就是诗人。他们说的是从前。现在，到处是写打油诗和喊口号的人。
02
大约是1984年吧，我第一次见到日本人，第一次看到和服，第一次听这位日本同学很流利地背诵《论语》，讲话的时候还夹杂着“蒲柳之质”这样的古代汉语。恍惚间，我觉得她比我更中国。
就是在那个时候，金庸的武侠以盗版的形式流行于大陆街头，我偶然因为无聊买了一本，却一发不可收地收集了几十本。原因只是在金庸的武侠里，终于看到了我们已经失去了很久的古典中国。
很多年后，我到了日本的东京，第一天晚上就去神乐坂，正好盂兰节，很多年轻的女子穿着艳丽的和服，穿行在街巷之间。而在街巷之间的餐厅，真让人好像回到了唐代的长安，或者宋代的杭州。
后来去京都，想起的是周作人先生的话：“我们在日本的感觉，一半是异域，一半却是古昔，而这古昔乃是健全地活在异域的，所以不是梦幻似的虚假，而亦与高丽、安南的优孟衣冠不相同也。”
最让我震惊的是，我们古典文化中的种种，像禅宗，像儒学，在日本，不是一种知识，只是在景区或书里面的，而是在日常的生活里，处处可见。而在我们中国，这些东西近代以来，已经消失了。也许，就像有些学者说的，满清入关之后，就没有了。
03
1924年，诗人徐志摩陪印度的大诗人泰戈尔去日本，写了那首很有名的《沙扬娜拉》：“最是那温柔的一低头，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引发人们关于他和一位日本女子的绮想。但我印象中，好像并没有资料说明徐志摩在日本有什么艳遇，这首诗不过是日本女子的形姿引起他的想象而已。
这一次的日本之旅，徐志摩还留下了另外一首诗《留别日本》，不如写男女之情那么动人，却更有历史的视野：
我惭愧我来自古文明的乡国，
我惭愧我脉管中有古先民的遗血，
我惭愧扬子江的流波如今混浊，
我惭愧－－我面对着富士山的清越！
古唐时的壮健常萦我的梦想：
那时洛邑的月色，那时长安的阳光；
那时蜀道的啼猿，那时巫峡的涛响；
更有那哀怨的琵琶，在深夜的浔阳！
但这千余年的痿痹，千余年的懵懂：
更无从辨认－－当初华族的优美，从容！
催残这生命的艺术，是何处来的狂风？－－
缅念那遍中原的白骨，我不能无恫！
我是一枚飘泊的黄叶，在旋风里飘泊，
回想所从来的巨干，如今枯秃；
我是一颗不幸的水滴，在泥潭里匍匐－－
但这干涸了的涧身，亦曾有水流活泼。
我欲化一阵春风，一阵吹嘘生命的春风，
催促那寂寞的大木，惊破他深长的迷梦；
我要一把倔强的铁锄，铲除淤塞与臃肿，
开放那伟大的潜流，又一度在宇宙间汹涌。
为此我羡慕这岛民依旧保持着往古的风尚，
在朴素的乡间想见古社会的雅驯，清洁，壮旷；
我不敢不祈祷古家邦的重光，但同时我愿望－－
愿东方的朝霞永葆扶桑的优美，优美的扶桑！
04
十多年后，1935年，另一位诗人卞之琳在日本的街头，和徐志摩一样，涌起的是古典中国的怀想，而且是更悲哀的怀想：
象候鸟衔来了异方的种子，
三桅船载来了一枝尺八。
从夕阳里，从海西头，
长安丸载来的海西客。
夜半听楼下醉汉的尺八，
想一个孤馆寄居的番客
听了雁声，动了乡愁，
得了慰藉于邻家的尺八。
次朝在长安市的繁华里
独访取一枝凄凉的竹管……
（为什么年红灯的万花间，
还飘着一缕凄凉的古香？）
归去也，归去也，归去也——
候鸟衔来了异方的种子，
三桅船载来一枝尺八，
尺八乃成了三岛的花草。
（为什么年红灯的万花间，
还飘着一缕凄凉的古香？）
归去也，归去也，归去也——
海西人想带回失去的悲哀吗？”
这首诗写尺八，这种乐器从印度传到中国，从中国传到日本。后来，在中国失传了，但在日本却一直流传到现在。卞之琳写的就是这么一种中国人的感慨。
就好像我一个美国朋友，到京都，看到到处是禅宗的寺庙，很完好地留存着，而且还融入日常生活里。就写了一篇短文，替中国人感慨，起源于中国广东的禅宗，在中国失传了，却在日本一直涓涓流淌着。
卞之琳的诗里讲自己在东京的街头，听一个醉汉的尺八，起了遥远的乡愁。那逝去了很久的我们的故乡。然后想象了在唐朝长安，一个日本人在旅馆起了乡愁，而在邻家的尺八声里得到慰籍。
1935年那样一个时代，卞之琳的诗有很复杂的情愫。尺八声，为他“开启了一个已经忘却了的故乡。”大概也让他想起我们曾经的大唐盛世，我们宋代优美的文化。但现在，山河破碎......卞之琳在《尺八夜》这篇散文里说：
“而此刻无端来了这个哀音，说是盛世的哀音，可以说是预兆未来的乱世吧，也未尝不可，要知道‘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哀音是交替的，或者是同在的，如一物的两面，有哀乐即有生命力。回望故乡，仿佛一般人都没有乐了，而也没有哀了，是哭笑不得，也是日渐麻木。想到这里，虽然明知道自己正和朋友在一起，我感到‘大我’的寂寞，乃说了一句极简单的话：‘我悲哀。’”
05
卞之琳在另一首诗里说：“古代人的悲哀像流水”。
那么，现代人的悲哀呢？
日本诗人石川琢木这样说：说是悲哀也可以说吧，事物的味道，我尝得太早了。
06
说一点题外话，近年来中国一直想在国际上建立中国形象，“讲好中国故事”。
日本在二战以后就在做这件事，日本在国际上建构了这样一些形象符号：武士道、茶道。一直到今天，我们一说起日本，就会想起这些。而这些日本符号，背后的根源都和禅宗有深刻的联系。所以，从文化的角度，禅宗也许是最能代表日本的一个文化根源，同时，也是和中国文化最深的一个连接。
禅宗是中国人的一个伟大创造，是佛教中国化的产物。钱穆曾经说：没有禅宗，不可能有宋明理学。禅宗在宋代达到巅峰，但到满清，就衰败了。却在日本生生不息，并在近代由日本人传播到西方，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化和实际的生活方式。
铃木大拙在《日本的灵性》一书里说：“禅代表了日本的灵性。这并不是说禅在日本人的生活里有深厚的根基，而是说日本人的生活本身就是禅化的。禅的输入为日本的灵性的迸发提供了机会，而彼时日本人本身已经完全准备好了这种迸发。
禅借助着中国思想、文学和艺术的浪潮到达日本，但是日本的灵性绝不会被这些表面事物所迷惑。它与奈良时期的佛教文献和思想的传入完全不同。奈良和平安时期的佛教仅仅在概念上与上层社会相联系，而禅却扎根于日本武士的社会中。它不断被裁培，并且在武士精神的土壤深处萌芽。这些嫩芽不是外来的附加物，而是从日本武士自身的生活中生长起来的。
我刚才说它是扎根，但表达得不是很确切。更精确的说法是，武士的精神正处于即将破土而出的边缘，而禅帮助它清除了前行路上的那层薄土。不久之后，虽然日本的禅宗承认了中国文献的优越性，但日本人的禅式生活却在灵性里开出繁盛的花来。”
越是忙乱的时候，越是要让心安静下来
宅 在 家 也 能 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