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把秘密带到坟墓里

迈尔斯·科普兰在其所著《新谍报学》开篇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二战中美国陆军反谍报队少校伯尼·费德曼被德军俘虏，在双方鏖战正酣之际，能抓获这样级别的情报官员当然是让德国人很高兴的，于是施之以种种的威逼利诱，反复的折腾，费德曼先生都不为所动，以至一位德国审讯员在战后说起费德曼，认为“大概愿意让我们折腾他，这样可以给他机会成为英雄”，如果德国人真把费德曼送上绞架，那么这个英雄就诞生了。德国人的思路很开阔，把费德曼送到一个间谍学校，强迫他每天都听一位德国教官讲授情报网课程，当然，这个德国人是带着日耳曼人的傲慢来授课的，终于有一天，费德曼听不下去那些在他看来是错误的课程内容了，主动讲了美英情报机关是如何组建情报网的情况，还向德国人提出了改进其情报网建设的建议。

费德曼所说的这些，正是德国人通过种种手段而求之不得的东西，但他说出了这些，就注定了他不会成为他所期待的英雄了。一般人理解，像费德曼这样在情报机关浸淫多年的老手，对于保密应该是一种必备的职业操守，为什么费德曼会做出这种让人感到惊诧的举动来呢？从好处说，是他的自尊使然，从坏处说，是他的虚荣心作祟，从心理学上讲，这种人的特征是以告诉他人所不知的东西来寻求自己心理上的满足，在诉说自己秘密的时候，自己能获得极大的快感，正是这种心理机制作用，他们才会泄密。

几乎所有的情报机关对自己的秘密工作人员都有做无名英雄的期许，这既是祝愿他们的身份永不为人所知，也是希望他们能够把秘密都带到坟墓里去，但这两点却都不容易做到。就我们现在所知的那些著名的情报人员，相当多、甚至可以说是大多数人是失手后才为人所知的，不信就掰着手指数数，看看那些谍王、谍后什么的，有多少是没被人揪出来过的，无名英雄有了名，其实是情报机关不愿意看到的。至于希望情报人员把秘密带到坟墓里，这更有点一厢情愿的味道，像费德曼那样的人绝不在少数，洋人里写过《我的反间谍生涯》的平托上校、写过《抓间谍的人》的赖特、包括写《新谍报学》的科普兰，这些人都是难以抵制自己言说欲望的人，当然，我不是说他们在泄密，只是他们去写那么敏感的题材，这至少和他们所从事的情报界的行规有所冲突的，照他们的老东家看来，所有和这个行当有关的东西，都是应该带进坟墓的。

注意一下海峡对岸的情况，跑到台湾最早写回忆录的还得说是徐恩曾，他在1950年代就用英文写出了The Invisible Conflict，其后台湾的《传记文学》、《中外杂志》更是经常性连载一些老特务们的回忆录，陈恭澍、乔家才、魏大铭等辈，发表了相当多的文章，又都分别结集成书，影响深远。前一阵子我在读庞大为所著的《情报札记》，联系到再往前看过的李世杰的《调查局研究》，他们这些带着负面情绪的人来写的回忆录，也不是毫无可观之处的。我们这边的情况更复杂一些，大体而言，是从1980年代开始有回忆文章问世，但还是以1991年1月熊向晖发表《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最为著名，之所以与海峡那边相比晚了这么多年才有局中人的回忆，这既与把秘密带到坟墓里的传统有关，也与只宣传组织、不突出个人、做无名英雄的思维方式有关，甚至在1980年代末期还以“防止由于宣传不当而带来不利的影响和消极作用”为由，加强对有关题材作品的审核管理，这个理由也得说是能说得过去的，毕竟当局者迷，很多亲历者以为已经算不得秘密的事，却实际上还发挥着重要作用，由专业部门来加强管理也是应该的。

从第一线成长起来的情报战线负责人李克农，对于无名英雄是最有感情的，1961年7月，他病休4年后刚恢复健康，即向中央写信，要亲自组建一个班子，专门搜集整理原中央特科的史料，“使过去在斗争中的无名英雄死有所安，老有所归，幼有所寄，鳏寡孤独，各得其所”，他认为这一工作“是很不简单的”，我想，这既是他的一种态度，更是一种感情。惜乎天不假年，来年2月，他即病逝。如果他所提议的这项工作能早些做起来，是不是那段历史就会更清晰一些，就会少了些带进坟墓的秘密呢？只要做就不算晚，所以我也乐于去挖掘史料，期待从坟墓外边截获些秘密。

（2014年10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