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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前北大教授沈阳被爆涉嫌性侵学生高岩，导致高岩自杀身亡。这段风波让我想起去年4月离世的台湾作家林奕含。
2017年4月27日，凌晨3点，林奕含在家里自缢身亡。
自杀前，她给大学好友发了一条信息，里面写：I wish so much that I was killed the first time I got raped。她希望自己在第一次被强奸的时候，就已经死了。
林奕含第一次被补习教师陈星强奸的时候，尚未成年。和世人预想的常情不同，当暴力和伤害发生后，这个自尊又敏感的少女，因为自尊而选择沉默，因为敏感而痛苦记录。她试图选择一条最陡峭的道路来把老师对她的侵害合理化——爱上他。
后来，在根据自己真实经历改编的小说《房思琪的初恋乐园》里，林奕含写道：“想了这几天，我想出唯一的解决之道了，我不能只喜欢老师，我要爱上他。你爱的人要对你做什么都可以，不是吗？我要爱老师，否则我太痛苦了。”
当然，她在这部小说里也写：“从十三岁到十八岁，五年，两千个晚上，一模一样的梦。”少女爱上强奸犯，林奕含后来在受访时说，这个噩梦般的故事，折磨、摧毁了她的一生。
仅仅26岁的一生。
林奕含一度结婚，又协议离婚。
她有一篇叫《石头之爱》的文章，里面有一段提到丈夫B：“我当然有脚，我与B的家也绝非300平米，但我总说：‘帮我倒杯水水。’不是白开水，是水水，噘嘴飞吻似的叠字。B的驼背拉弓，大脚两步。倒太满是要我学狗舔水，倒太浅是小气。那两步，是我生命最壮丽的时光。”
这是我听过最苍凉也最悲伤的壮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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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叫《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其实，初恋即畸恋。
13岁那年，房思琪被补习教师李国华侵犯。从此，房思琪常常不回家，即便回到家里，也是一个劲地哭，把脸埋在枕头里尖叫。她在日记里写：“我必须写下来，墨水会稀释我的感觉，否则我会发疯的。”
这是一个早慧而细腻的少女面对命运的重锤，能做的为数不多的挣扎。
施害者李国华当然是罪无可赦的。在小说里，林奕含这样描述他的心理：
李国华在思考。数了几个女生，他发现奸污一个崇拜你的小女生是让她离不开他最快的途径。而且她愈黏甩了她愈痛。他喜欢在一个女生面前练习对未来下一个女生的甜言蜜语，这种永生感很美，而且有一种环保的感觉。
而李国华之所以敢对房思琪下手，是因为对少女的心思了如指掌：
一个如此精致的小孩是不会说出去的，因为这太脏了。自尊心往往是一根伤人伤己的针，但是在这里，自尊心会缝起她的嘴。
当李国华在侵犯房思琪的时候，他还要对着天花板说：
这是老师爱你的方式，你懂吗？……这是两个互相喜欢的人能做的最极致的事情，你不可以生我的气。你不知道我花了多大的勇气才走到这一步。
但令人恶心和绝望的，并不是恶魔的嘴脸和爪牙。那是人生中非恒定的偶然。真正叫我透不过气的，是房思琪所有试图传递的求救，都被无情的拒收了。
在饭桌上，房思琪试探着问妈妈：“我们的家教好像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性教育。”妈妈诧异地看着她：“什么性教育？性教育是给那些需要性的人。所谓教育不就是这样吗？”思琪一时间明白了，在这个故事中父母将永远缺席，他们旷课了，却自以为是还没开学。
情同双胞胎的朋友怡婷，想象不到思琪的痛苦，还暗自怨责她独占了两人都崇拜的老师。得知她和老师保持关系后，怡婷因为误解，还觉得思琪脏。
作为底线的法律，也无法从实际意义上给施害者任何的惩戒。在思琪发疯之后，怡婷去找律师求助。那一段是这样的：
律师说：“没办法的，要证据，没有证据，你们只会被反咬妨害名誉，而且是他会胜诉。”“什么叫证据？”“保险套卫生纸那类的。”怡婷觉得她快要吐了。
而在现实中，的确有遭遇性侵的受害者对疑犯提出诉讼。因为证据不足无法定罪的是多数，其中大量受害者，会遭遇疑犯配偶以通奸罪反诉。换句话说，我受到性侵，还可能被判刑。
房思琪，或者说林奕含或多或少地理解了：任何的性侵害，表面上是个体对个体施加的暴力，但无形中却是整个社会一起完成的。
她别无选择。只能自我欺骗：我是爱他的，两个相爱的人发生关系，仿佛就没那么难以接受。稍微清醒一点的时候，又这样想：如果先把丢弃了，那别人就没法再丢弃一次。
林奕含通过房思琪的口吻说：“在这爱里她找不到自己。她的孤独不是一个人的孤独，是根本没有人的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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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别人读《房思琪的初恋乐园》是怎样的感受。但我强烈地体会到，林奕含笔触越冷静，姿态越抽离，她的痛苦就越深。任意翻开一页，不论是细节描述还是情绪抒发，都清晰地传递出一种信号：她不想再活在这样的人世。
而这封小说形态的“遗书”，不过是为了劝慰或者告诫我们这些苟活的人：我放弃了，我离开了，我没有得到自己的救赎。人生就是有很多旁人难以同情的苦难，人生就是有很多不能和解的曲折。如果谁能幸免于难，一定要好好地活，有尊严地活，尽可能不加伤害地活。
如果遇到类似的性侵犯，至少不要不动脑子地说：“谁让你穿那么骚？”“别人怎么好好的，怎么就瞄上你了？”
如果身边有受害者，至少不要迫使他/她沉默：“这种事让别人知道你以后还怎么做人？”
如果有机会呼吁法律和制度的完善，至少不要袖手冷眼地旁观：“总有人会管的，和我有什么关系？”
据报道，林奕含过世之后，台湾在行动。《人物》杂志的文章这样记录：
对补习教师陈星的调查开始了，不利于性侵受害者的法条废除了，防狼师的新制度制定了。像是某种暗合，一场轰轰烈烈的#MeToo运动，从西到东，唤醒无数行走于幽暗岁月的女性。亲历者受到舔舐与安慰，围观者长出理解与宽情。
即便黑暗的故事没有光明的结局，至少，为了我们自己，为了我们的孩子，为了还活着的人，不要再对无处不在的性暴力表露出惯性的冷漠。
在小说里，李国华发现，“社会对性的禁忌感太方便了，强暴一个女生，全世界都觉得是她自己的错，连她都觉得是自己的错。”
而林奕含则说：“忍耐不是美德，把忍耐当成美德是这个伪善的世界维持它扭曲的秩序的方式。”这是多么令人心痛的领悟。
很多时候，这个社会病了。有理性和良知的人，应该把自己从集体无意识的病态之中摘出来，再诉诸行动。
在小说的后记里，林奕含写了这样一段话：
我怕消费任何一个房思琪。我不愿伤害她们。不愿猎奇。不愿煽情。我每天写八个小时，写的过程中痛苦不堪，泪流满面。写完以后再看，最可怕的就是：我所写的、最可怕的事，竟然是真实发生过的事。而我能做的只有写。女孩子被伤害了。女孩子在读者读到这段对话的当下也正在被伤害。而恶人还高高挂在招牌上。我恨透了自己只会写字。
我看了之后，当即像挨了一记闷棍。然后，身为青春与命运的幸存者，我对自己说，不要退缩。
希望你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