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William Deresiewicz
译文：John_Yu
作者介绍：威廉·德莱塞维茨，在常春藤盟校待了24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了本科，后来又在那里拿到博士学位，并当过5年的研究生导师，后来在耶鲁大学担任10年教职。这篇文章写在他辞去耶鲁教职之际，是对美国顶尖高校的现状的思考。他认为，当前系统培养出来的学生大都聪明，富有天分，而且斗志昂扬，但同时又充满焦虑，胆小怕事，对未来一片茫然，又极度缺乏好奇心和目标感——他们被包裹在一个巨大的特权泡泡里，所有人都在老实巴交地向着同一个方向前进。他们非常擅于解决手头的问题，但却不知道为什么要解决这些问题。
这篇文章是针对美国高校的现状而写的。放在国内，可能不一定完全符合，但文中关于大学意义的讨论是非常值得每个人思考的，不论是学生，教职员，还是父母。
我们最好的大学已经忘记了，它们存在的意义是塑造“灵魂”，而不是培养“职场成功人士”。
---Willian Deresiewicz
直到35岁时，我才开始知晓，我曾经接受的教育可能存在一些漏洞。我买了一个房子，而房子的水管需要维修，所以现在，一个水管工站在我的厨房。他是个敦实，粗壮的人，留着山羊胡子，戴着一顶Red Sox 棒球帽，说话带着一口很浓重的波士顿口音。我猛然发现，对于自己能与他讨论什么，我毫无概念。他的生活，他的价值观，他的口音，都与我相去甚远，难以猜测，甚至有点难以理解。因此，直到他的工作开始，我都没能跟他持续的聊上几分钟。我拥有14年的高等教育经历以及常青藤盟校的学位，却对如何跟我身边的这个人交谈毫无概念，而只能僵硬，笨拙地呆在一旁。“常青藤愚人”，我的一个朋友这样描述我。我能够和来自遥远外国的朋友流利地交谈，但却无法和站在我家里的人说两句话。
对于我花费了这么长时间，才发现自身所受教育的“错位”这一点，我并不感到惊讶，因为精英教育绝对不可能教给我们的是，它自身的官能不全。20多年的耶鲁和哥伦比亚的生涯教会我，名牌学校只会不断地鼓励学生为能到这些地方上学而自豪，不断夸耀名牌大学经历能给他们带来的好处。的确，名牌大学的好处显而易见。你能够确实地学到很多东西，并在各方面都让自己与这社会最吸引人的成功生活建立起联系。在这里，一些机会被创造出来，但同时另一些会被扼杀，某些技能会得到锻炼，但另一些却会永远埋没——这样的做法不仅荒唐，并且难以理解。
我不是在谈论课程设置，文化战争，美国思想的保守或开放，政治正确，教规形成或你拥有的某样东西。我是在说整个教育系统的缺陷。不只是常春藤盟校以及和它配套的“贵族机构”，以及将你我推来这里的外力：那些私立学校和富有的公立“预备校”,野蛮生长的家教机构，成绩至上的课程以及所谓的“成功计划”。整个招生系统变得疯狂，成为一场场上演的悲喜戏剧的漩涡中心。像通常情况一样，信息就是传播媒介，名牌大学的价值观在其之前，现在，还有之后都被不停地灌输给所有人。随着全球化加剧了经济上的不安全性，人们——包括学生，家长，整个社会，都希望能够从优秀教育的体制中获得回报。既然有如此多的资源被投入到精英教育里，如此多的人争夺教育最高一级台阶的有限空间，我们很有必要询问一下，自己在这一切的最后究竟能得到什么，以及我们整体来说得到了什么。更何况，当今的顶级教育，会不知疲倦地灌输给它们的学生一种思想：你们是明天的领导者。
精英教育的第一个劣势是，如同那天我在厨房学到的那样，是使得你失去与迥异于你所在阶层的人交谈的能力。精英教育为自身的多元性感到骄傲，但这种多元性几乎只是局限在种族和肤色的不同。说到阶级，这些精英学校越来越趋同化。如果你参观任何一个精英学校，你会陶醉于白人商贾阶层，专业人士的子女开心地和亚洲裔，黑人，拉丁裔的商贾阶层，专业人士的子女玩耍，学习的美好画面。同时，由于学校主张培养学生自由民主的态度，它们将自己的学生推到了一个矛盾的境地：学生热切地想为工薪阶层代言，但却做不到和他们任何一员进行简单的交流。回想最近的两个民主党总统候选人，Al Gore 和 John Kerry，两者分别毕业自哈佛和耶鲁，都是热情，优雅，聪明的人，但他们根本就不懂得如何同他们所代表的选民沟通。
但问题没有这么简单。我的教育曾使我相信，无论什么肤色，那些没有上过常春藤高校或同等水平高校的人根本就不值得交谈。我被灌输了一个信念，那样的人低我们一等。我们，这些受过精英教育的人们，是“最好的以及最有前途的”，而他们呢，怎么说，是“没那么好，没那么有前途的”。我学会了，当听到别人说他们去了一些没那么好的学校时，用“Oh”表达我的小小的理解和同情（而如果我去的是哈佛，当别人问起时，我会说“在波士顿”——这是哈佛人的贵族道德）。但我没有学到的是，在那些没有去到常春藤盟校读书的人里，也有很多和我们一样的聪明人。它们之所以没有就读常春藤，仅仅只是因为他们的阶层。甚至，我也不知道，实际上有很多聪明的人，连大学都没有读过。
我也没有学到，在聪明人里面，也有不聪明的人。当今世界，智慧的表达形式多种多样这一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但无论精英高校如何炫耀它的某个班里有多少个演员或者小提琴家，他们筛选和培养的永远是一种智慧形式：分析能力。虽然这对于所有大学都是真实存在的情况，但由于顶尖高校的学生（以及机构，管理者）在这方面的智能程度是如此的高，他们就会更容易地忽略其他智慧表达形式的价值。人们夸耀自己最擅长的，最能为自己带来优势的东西，是很自然的。但社会智慧，情感智慧以及创造力这另外三种形式，在高校里却从来不怎么受重视。“最优秀的”就是指头脑最聪明的，这一点只在非常狭窄的意义里才成立。一个人只有确实地脱离精英教育后，才能发现这一点。
那么对于那些在任何意义上都不优秀的人呢？我有个朋友，在结束了在一个普通公立高中的生涯后，她考上了常春藤高校。她说，进入这种学校的其中一个好处，是教会了她如何与不聪明的人相处。有些人拥有着精英高校式的那种聪明，另外有一些在其他方面上聪明，而还有一些人，在各种意义上，都不聪明。如果与他们交谈是认识他们的唯一方式，那么不知道如何和他们交谈会是一件很尴尬的事。精英教育应该提供人文教育，但人文教育的第一个原则就是古罗马戏剧家泰伦斯所说：“跟人相关的东西都与人文有关”。精英教育的首要劣势就是，使得一个人远离了大部分的人性特征。
精英教育的第二个劣势，隐含在我一直所说的话中——精英教育灌输了一种虚假的自我价值感。进入了精英高校，成为精英高校的一份子，在精英高校里继续努力，这一切都涉及了数值的排名：SAT, GPA, GRE 。你会开始基于那些数字评估自己。它们不仅代表了你的命运，还代表了你的身份，不止你的身份，还有你的价值。人们总说这些测验真正考验的仅仅是你的考试技能，即使它们真的考验到了其他一些什么，那也只是你的很少一部分。但问题就出现在学生被鼓励去忘记这个事实，从此，学业的优秀变成了绝对意义上的优秀，在“某一方面的优秀”，变成了绝对意义上的“优秀”。
为自己的聪明才智感到自豪本身没有错误，错误在于，到达家门的那个厚厚的录取通知书，往往带着一股顶尖大学的自我膨胀，自鸣得意的气息。从入学到毕业，有一个明确无疑的信息浸润在每一句话，每一个点头，以及学校每一个旧传统，每一篇出现在学生校报的文章里。这个信息是：你已经到达了，欢迎来到这个（贵族）俱乐部。接下来的必然结果也相当清晰：你值得得到任何你能在这里得到的东西。当人们讨论这里的学生有很强的权利意识，他们的意思是，这些学生认为他们值得得到比其他人更多的东西，因为他们拥有更高的SAT分数。
在耶鲁，毫无疑问在其他地方也是，这个信息被人以令人尴尬的字语来强化。大学的物理形态——四合院式，封闭性的住宅活动区，以及哥特式风格的石头，紧锁的装饰过的铁门，最后还有一个标志性的镶嵌在围墙里的正门。每个人，都带着一个决定你能打开哪个大门的ID卡。门，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种政治上的“管辖”象征——因为大学的社会形态，如同在名牌高校里存在的，就是如此。精英高校由紧锁的大门把守，只有其选民才能进入。学生吸收这个教训的能力体现在他们在校内竖起更多门槛的渴望，以及成立更多排他性的社团——在耶鲁，有最出名的秘密社团，或者说，公开的秘密社团，因为真正意义上的的“秘密”会破环他们的目的。将人排除在外毫无意义，除非他们知道自己被排除在外。
精英教育的一大错误是，它会给你灌输一个思想：智力和学业成就的测量标准是道德上或形而上学意义上的价值评判标准。但是它们不是。精英高校的毕业生并不比愚蠢的人更有价值，或者缺乏才干的人，甚至懒惰的人。他们的痛苦并不比其他人的更痛，灵魂的重量也不比其他人的更重。如果我是虔诚的教徒，我会说，上帝并不更爱他们。这样的政治含义应该明确。如同约翰·拉斯金告诉一个年长的精英教育毕业生，利用你的聪明才智抓住想要的东西，并不比利用拳头的力量更为不邪恶。“必须有人工作”，罗斯金说，“也必须有人成为工头。。。但在成为工头和在工作中牟利之间，差别非常之大。”
精英高校的影响不会就此打住。精英教育不仅引领你进入上层社会，并且还会训练你适应那里的生活。我之前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直到我对比我和我学生，甚至我的一个在克利夫兰州立大学的朋友的生活，我才开始明白。在耶鲁这样的地方，有交作业的预定日期和出勤要求，但鲜有人认真对待这种事。延期上交是非常容易的一件事，只要你开口请求就行；即便缺课，也很少会有扣除学分的威胁。换句话说，在耶鲁这种地方的学生，会有数不清的第二次机会。但并不是每个地方都会这样，比如克利夫兰州立大学。我的一个朋友因为她当天服务员值日的原因，本来可以得到A的一门功课，到最后只能得到D，只因为论文迟交了一个小时。
这可能是个极端的例子，因为在名牌大学里，这是不可想象的。但同样不可思议的是，她没有任何人可申诉。在克利夫兰州立大学这种学校的的学生，并不像耶鲁学生一样，能够有一个排的辅导员，导师和院长帮忙写作业晚交的理由，并在学生需要的时候，给予相应的帮助，或在他们跌倒时，能将他们扶起来。他们从一个冷漠的官僚机构那里得到教育，而不是由微笑的职员单独包装，定身制作。另外，在他们之中，很少有机会，能像我在耶鲁经常看到的——学生能够和来访的政治掮客热情交谈，和上流权贵共进晚餐。他们也没有，但在耶鲁里非常充沛的，各种各样的捐款：旅行津贴，研究奖学金、绩效拨款。每一年，我所在的系就都会颁发几十个现金奖赏，覆盖范围从新生的文章到高年级学生的论文。今年，这些奖赏金额已经达到$90,000——这仅仅是一个系而已。
在克利夫兰州立大学的学生可不能仅仅因为做了工作就能得到优。已经有了相当多的文章在讨论分数膨胀问题，这是个丑闻。但最丑陋的还是，它的不平衡。四十年前，公立和私立大学的平均GPA约为2.6，仍然接近传统的B -/ C +曲线。从那时开始，它在任何地方都开始上升，但并不是每个地方上涨幅度都一样。公立大学的平均GPA现在大约是3.0，相当于B；在私立大学，大约是3.3，仅仅是B+。而在大多数常春藤盟校，接近3.4。在大学里，总有一些学生不努力学习，或是去上一些跟自己所学专业相去甚远的课程（不管是为了好玩或是完成学分），或是从一开始就不符合入学标准（运动员、校友子女）。但在耶鲁这样的学校，只要来上课和学习努力，就能期望得到A-或以上。而在大部分时间，他们都能得到。
简而言之，学生在大学被对待的方式训练了他们毕业后在社会地位的对待方式。在克利夫兰州立大学这样的学校，学生被培训成，在毕业后，处在社会阶层的中层，或者在政府机关的底层。在生活里，他们没有什么二次机会，没有什么可能性，极少的支持，狭窄的机会——过着服从、被监督和被控制的生活，依据期限，而不是内心的指导方针而活。但在耶鲁这样的地方，当然，情况恰恰相反。精英们认为自己属于”精英“，但这样的定义实在非常局限。进入精英阶层的大门是非常困难的，但是一旦你进去了，几乎任何事情都不会把你踢出来。最卑鄙的学术丑闻不会，最恶劣的抄袭行为不会，甚至用身体伤害来恐吓一个新生也不会——我三者都听到过，但没有一个当事人曾被开除过。这听起来的感受就是，天啊，这感觉好不公平——换句话说，这是一个老旧陈腐系统的自我保护机制，即使现在它是一个无性别偏袒的保护机制。精英学校一直在培养优秀人才，但也培养我所知道的一个耶鲁毕业生所说的“有资格的平庸人”。A代表杰出，A-代表有资格的平庸。这是另一个隐喻，而不仅仅是一个分数的承诺。这就好像是说，不用担心，我们会关照你，你可能没那么好，但已经足够好。
在这里，大学也反映了成人世界的工作方式（除非我们考虑的是其他的方面）。对于精英来说，事情总可以有”可能性“——各种援助，不追究，免责，名誉可恢复等——有大量的关系网和薪俸——来自乡间俱乐部，会议，年终奖，分红。如果阿尔·戈尔和John Kerry代表精英教育的特色产品之一，那小布什就代表另一种典型。我们当今的总统，有资格的平庸者的的顶端人物，并不是由于碰巧才去了耶鲁。有资格的平庸确实是当今政府的行事原则，但正如安然、世通和其他网络公司爆出的丑闻所证明的那样，这也是美国公司的经营原则。分配给一事无成的CEOs丰厚薪水就是成人版的A-的体现。任何人要是记得感到委屈的伪善者 Kenneth Lay ，就会明白这其中涉及到的心态，当他应该为他的行为负责时，他却说，一旦进入了这个俱乐部，你就有了永远留在这里的权利。但你不需要记得Kenneth Lay ，因为同样的戏剧故事在去年发生在了一个人身上，斯库特·利比，另一个耶鲁人。
如果精英教育的一个缺点是它给平庸的诱惑，另一个是它提供给安全的诱惑。当父母解释说为什么他们如此拼命工作以让自己的孩子获得最好的教育，他们总是说因为精英教育所代表的机会无穷无尽。但从另一个角度讲，这种教育关闭了什么机会呢？精英教育会给予你发财的机会——这毕竟是我们一直关注的东西——但同时，他剥夺了你不发财的机会。不发财的机会实际上是每个年轻的美国人所能获得的最伟大的机会了。我们活在一个如此富裕的社会，其富裕程度甚至能够让其他活在贫穷边缘，或至少，活的不体面的的国家的整个阶层的人民都过上体面的生活。在美国，你可以很舒适地生活，作为一名教师，或社区组织者，或公民权利律师，或艺术家——以任何合理定义的舒适。或许，你可能只能住在一个普通的房子，而不是曼哈顿或在L.A.大厦的公寓；你要开的是本田而不是宝马或悍马；你的度假会在佛罗里达州而不是在巴巴多斯或巴黎，但这些损失如果和你每天能够从事合适你的工作，你热爱的工作相比，又算得了什么？
然而精英教育夺走的正是这种机会。我怎么能成为一名教师呢？这难道不是浪费我昂贵的教育吗？难道我不是在浪费父母辛苦工作提供的机会吗？我的朋友会怎么想？在我们的第二十次聚会上，当他们都是富有的律师或纽约的重要人物时，我将如何面对我的同学？这一切背后的问题是：这不是委屈了我吗？因此，整个宇宙的可能性都关闭了，你错过了你内心真正的呼唤。
这并不是说精英学院的学生毕业后从不追求风险更大或收益较低的职业，但问题是，即使他们这样做，他们也会比其他人更快放弃。（让我们甚至不考虑那些来自特权阶级的孩子从来不上大学，或者推迟入学好几年的情况，即使，无论这样的机会（入学）是多么合适及时，我们刻板的教育已经将他们都排斥到了可能性以外的世界——而这正是为什么如此多的学子进入大学，却如梦游般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的原因。）这似乎不太合情理，因为精英学校的学生毕业时，更倾向于背负更少的债务以及能够依靠家庭的援助支撑一段时间。我本来没有留意到这个情况，直到我从几个住在我所在公寓的毕业生处得知这种情况，他们一个来自耶鲁，一个来自哈佛。他们在谈论尝试写诗，可是他们的大学朋友却建议他们在一到两年内放弃诗歌，而据他们所知，那些名气不大的学校里的学生却仍然在坚持。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精英高校的学生都渴望成功，并立刻成功。从定义上看，他们从没经历过其他东西，他们的自尊是建立在自己完成事情的能力上的。不成功的想法使他们感到恐慌，使他们迷失，击溃了他们。他们的人生一直被对失败的恐惧驱动着——其实一开始，是被他们父母对失败的恐惧驱动着。第一次搞砸了考试的时候，我走出教室，感觉天都塌了。第二次，好受多了。然后我开始学会，失败并不是世界末日。
但是如果你害怕失败，害怕冒险，这就解释了精英教育最终和最强烈的不足之处：它在本质上是反智的。这似乎违反直觉。精英学校里的孩子不是最聪明的吗？至少在狭义的学术意义上？难道他们不是比任何人都更努力，甚至比上一代更努力吗？的确，他们是。但是做一个知识分子和做一个聪明人是不一样的。做一名知识分子不仅仅意味着完成家庭作业。
这么多的孩子上到大学但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这不稀奇。他们只是一个系统的产品而已，这个系统永远不会督促他们去思考比“下一个任务”具有更大意义的东西。该系统忘记了教育他们，在沿着道路进入名牌高校和找到薪酬诱人的工作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成就不能用一封推荐信、一个分数或一个校名来衡量。它忘记了教育的真正目的是塑造灵魂，而不是培养就业能力。
成为一个知识分子，首先，要对思想充满热情——而不仅仅是在一个学期里，为得到老师的欣赏，或者获得好成绩而努力。一位在康涅狄格大学教书的朋友曾经向我抱怨说，他的学生从不会为自己思考。但我也想说，耶鲁的学生会为自己思考，但仅仅是因为他们知道我们希望他们这样做。我曾经在耶鲁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有过许多优秀的学生，他们无一例外聪明、有思想、有创造力，任何人都很乐意与他们交谈学习。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似乎满足于他们所受的教育所规定的范围之内。只有少数人认为他们的教育是一个更大的知识之旅的一部分，并以一种朝圣者的姿态开展他们的工作。这些人往往觉得自己与周围人格格不入，因为他们从大学得到的支持太少了。正如他们其中一个对我说的，像耶鲁这样的地方，并不适合进行思想的探索。
像耶鲁这样的地方根本不是能帮助学生提出大问题的地方。我认为美国大学里根本就没出现过智慧主义的黄金岁月，但在19世纪，至少在校园里遍地开花的教堂或文学社团和辩论俱乐部里，能听到提出这些大问题的声音。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候，随着人文主义在美国高校的成长，学生或许能够在具有强烈教学使命感的教授课堂里听到这些问题。这样的老师依然在这个国家存在，但野蛮生长的学术专业化诉求使得他们几乎在顶尖大学里绝迹。顶尖研究型大学的教授只根据他们的学术成就来衡量他们的价值；花在教学上面的时间简直就是一种浪费。如果学生想要有对话的经验，他们最好在文科学院学习。
当精英大学吹嘘他们教学生如何思考时，他们的意思是教给他们在法律、医学、科学或商业领域取得成功所必需的分析能力和修辞技巧。但是人文教育的含义不止于此——现今大学对此的认知还很模糊。所以当新生来到学校时，他们会听到几个引导他们去思考大问题的讲座，当他们毕业时，他们又会听到几个呼吁他们思考大问题的讲座。在这中间，学生会花四年的时间在各种各样的课程上面，接受如何提出小问题的教育——由专业化的教授对专业化的学生讲解专业化的课程。尽管知识广度的概念是文科教育里的隐含本质，但录取过程越来越倾向于选择那些已经开始用专业化术语思考问题的学生——比如初级记者、崭露头角的天文学家、语言天才。即使在精英高校，我们的教育也已经陷入了大肆夸耀的职业教育的泥潭。
事实上，这正是这些高校所希望看到的结果。精英高校一直呼吁培养领导者，而不是思考者——即权力的顶端，而不是权力的子民，是有理由的。一个独立思考的脑袋是不会跟“忠诚”扯上关系的，但精英高校，其预算的一大部分来自校友的捐赠，所以会不遗余力地培养学生对学校的忠诚。我的另一个朋友，来自一个三代耶鲁人的家庭，曾说，耶鲁大学的目的就是培养耶鲁校友。当然，为了能让系统运转，耶鲁校友必须能生产金钱。所以长期以来，学校对主修人文学和基础科学的学生逐渐转移方向到一些更实用的专业（比如计算机科学和经济学）一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大学职业办公室对那些对法律、医学或商业不感兴趣的学生几乎漠不关心，同时也不会采取任何措施来减弱大部分学生毕业后想涌进华尔街的热情。相反，它们正在指明这条道路。文科大学正在成为企业大学，它的重心已经转向技术领域，学术专长能够成功地转换成有利可图的商业机会。
难怪那些对思想感兴趣的学生会感到自己孤立和困惑。去年，我和他们其中一个人交谈过，他对德国浪漫主义思想中关于灵魂的建立与成长的理论很感兴趣。但他说——他已经是个高年级学生了——去塑造自己的灵魂非常困难，尤其当你旁边的人都在考虑如何推销它。
但思想生活有一个维度在思想的热情之上，尽管我们的文化已经消毒的如此彻底——以至于我们的最警惕的学生都发现不了。自从知识分子的思想在十八世纪出现以来，它的核心就是对社会变革的承诺。成为一个知识分子意味着你要朝着美好社会的远景方向思考，然后通过对当权者说真话来实现这一愿景。它意味着进入精神放逐。这意味着放弃自己对神，对国家、对耶鲁的忠诚，享受孤独的自由。这不仅仅需要智慧，还需要想象力和勇气。“我不惧怕会犯错误，”斯蒂芬·迪德勒斯说，“即使这是个非常糟糕的错误，一生的错误，甚至是永远的错误，我都一样镇定。”
成为一个知识分子开始于跳出自己的假设以及造成这一切的体制之外思考。但是能够进入精英高校的学生可是最擅长在这个体制内工作的人，想要他们超越这个体制看问题几乎是不可能的，甚至他们都不知道有这个体制的存在。远在他们没进入大学前，他们已经将他们塑造成世界一流的俯首称臣，乖巧听话的老师眼中的好学生，他们能够在所有课程里得A，无论这个课程的老师或这个课程本身是多么的无聊；并像在竞赛一样参加8到10个课外活动，即使他们有其他想要做的事情。矛盾的是，这种情况在二流大学反而更好些，尤其是，同样，文科学院比大部分最著名的大学都更好些。有些来到二流大学的学生其实跟在哈佛，耶鲁的学生非常相像，只是没有那么好的天赋和驱动力。但其他来到二流大学的学生，仅仅是因为他们有一个更自由的灵魂。他们没有在所有课程得到A，仅仅是因为他们懒得在自己不感兴趣的学科努力。他们把精力集中在那些对他们最有意义的事情上，或者集中在一个自己有强烈兴趣的的课外活动上，或者是那些与学校无关，甚至无助于大学申请的项目上。也有可能，他们仅仅是坐在他们的房间，阅读书籍，写他们的日记而已。这些都是一些，很有可能，一旦进入大学，对人的精神生活的兴趣更甚于学校精神，并且会思考离开学校会带着的问题，而不是一份简历的内容的孩子。
在耶鲁的时光里，我被困在一个问题里：所有人看上去都是一样的。你几乎看不到任何嬉皮士，朋克或艺术学院的打扮，以及，曾作为80年代大名鼎鼎的同性恋常春藤联盟高校，现在只有很少的蕾丝边，一个人妖都没有。极客看起来不再那么“极客范”；时髦的孩子都只热衷简朴的高雅打扮。这感觉就像是，雪糕有三十二种口味，但无一例外是香草味的。大部分的顶尖大学已经变成了思想狭窄，令人窒息的王国。每个人都感受到一份伴随成功而来，需要保持美好外在形象的压力（衣着要体现成功，药物治疗也是为了成功）我从长期的咨询经验中确知，并不是所有的耶鲁学生都能适应这种压力，而真正让我感到担心的是每个人都表现得一模一样，毫无问题。在日常生活的表象之下，他们的内心冲突一定非常沉重和暴烈。其中一个后果就是，那些跟不上节奏的学子们（他们一般来自贫穷背景）走向了极端，表现出极度的自我否定和自我毁灭行为。但另一个结果，跟剩下的能跟上步骤的大部分学生有关。
几年前我教过一门关于友谊的文学课。有一天，我们在讨论弗吉尼亚·伍尔芙的小说《海浪》，它讲述了一群从童年到中年的朋友。在高中时，其中一个男孩爱上了另一个男孩。这个男孩想，“我能向谁倾吐我的热情？。。。没有人——这些灰色的大拱门，鸣叫的飞鸽，欢快的游戏，传统习俗与竞赛，这一切都在巧妙而有组织地避开孤独。”这是对名牌大学生活的极佳描述，包含了高校不允许你感到孤独的部分。我很想知道我的学生对这会有什么想法？在一个你永远不会感到孤独的大学里生活究竟意味着什么？其中一个人说，如果让我自己一个人待在我的房间，我会感到浑身不自在。即使我要写一篇论文，我也会在我朋友的宿舍写。而碰巧在那天，另一个学生做了一个爱默生论友谊的文章的介绍。他汇报说，友谊的其中一个目标是，使得自己获得独处的能力。当我问我的学生，这对于他们有什么含义时，他们其中一个打断了我，问，为什么我们需要将独处放在第一位？有什么事情是我们一个人能做却不能跟朋友一起做的？
所以这就是他们的现状了：一个年轻人失去了独处的能力，而另一个压根看不到重点在哪里。对隐私丧失的讨论有很多，但同样可怕的是它的必然结果，孤独能力的丧失。从前是指有时候你无法做到一直和你的朋友待在一起，即使你想要这样做。而现在是学生能随时随地进行电子通信，找到对方毫不费力，但这种强迫性的社交行为似乎不能让我们发展出深刻的友谊关系。“我能向谁展示我内心的热情？”：我的学生在她朋友的房间里写了一篇论文，但却没法和朋友做到心对心的交流——她朋友可能都没有时间；事实上，其他学生告诉我，他们发现他们的同龄人太忙了，以至于难以发展处出一段深刻的亲密关系。
当繁忙和社交活动使得独处没有了一点空间会发生什么？自省的能力。我在那天告诉了我的学生，反思能力是过上精神生活的先决条件，而独处，是反思的前提。他们沉默了一些时间，然后其中一个人说，带着一种自我意识的曙光，“那么你的意思是，我们都只是优秀的绵羊吗？”好吧，我不知道。但我确实知道，心灵的生命只会在这种心灵中绽放：独立的，敢于怀疑的，反叛的。培养这种心灵的最好场所不是这样一个教育系统——其真正目的是复制一个阶层系统。
产生了John Kerry和乔治·布什的世界正在培养我们下一代的领导人。在高中时就已经进修了大学课程或者编辑着三种大学出版物同时还拥有双学位的学生，那些每个学校都想要，但每个上课教室都不想要的学生，那些忙得连呼气都没有多余的时间，更不用说静下来思考的学生，他们很快就会掌管一个公司，一个机构，甚至一个政府。他们会收获很多成就，但经历匮乏，会获得巨大成功，但眼界狭窄。精英教育的劣势是，过去现在的精英都是一个样。
原文链接：http://isites.harvard.edu/fs/docs/icb.topic1301701.files/Education%20Essays/Disadvantages%20of%20Higher%20Ed.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