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没有当下的新冠疫情,此时此刻,我应该正在电影资料馆和电影节的小伙伴们一起疯狂加班,为北影节展映单元的筹备工作而全力冲刺。
现实情况是,随着原定于3月的香港国际电影节宣布延期至暑假举行,亚洲地区的电影活动一如预期降至冰点。
作为每年第二季度携手打头阵的我们真正的同城“友展”——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暨北京老百姓普遍更熟悉的“春季车展”,也在日前发布了延期声明。
这说明,城市解冻还需要一段时日。
不过请大家放心,我们对北京展映的筹备步伐:一刻都没有停止。
给各位影迷吃颗定心丸
北影节的口号是:“春天,来北京看世界最好的电影。”
我现在愿意把它理解成一个流动的概念。我们自然前所未有地期盼寒冬结束,春暖花开,但是我更大胆地希望:
有电影节的地方,就是春天。
醉生梦死,惊蛰肯定是喝不上了
香港有多年经营的夏日国际电影节稳住阵脚,所以一口气从初春改到炎夏这个动作,或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伤筋动骨。
但是放眼国内电影节,是否有这个能力、实力,影响力去做到紧急调整档期而泰然自若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一系列凌驾于电影节之上的先决条件尘埃落定。我相信随着近期疫情逐渐得到控制,情况很快会明朗的。
成也档期,败也档期。
就电影节目前的筹备情况来看,诸多重磅策划项目的海内外合作方状态稳固坚定,而手握新片的各大版权方普遍积极观望。
实话实说,展映单元的节目单为了保证新鲜度,具有很强的时效性。档期调整带来的内容方面必然的更新,对任何一个电影节来说,恐怕都不啻一次换血的过程。这个时候,更加需要行业力量团结起来,一起为影片把握亮相的先机。
无差别居家看片的这些日子,事实上是将“电影院VS流媒体”旷日持久的论战悄然付诸于社会实验。
网站、演播室、小程序、微信群等等同场竞技。当设备、环境、网速、会员等障碍基本得以扫除,互联网是否真成了电影院的有效替代?在看电影这个活动上,电影院乃至电影节展能够被互联网真正去实体化吗?
未来,或许会有数据告诉我们一种答案。但基于目前的观察和体验,在这里,恐怕还是要给上面的问题保留大大的问号(尤其是在耳濡目染了互联网生活插班生——“网课”的迅猛普及和成长之后。参考教育界同行,电影界的互联网之路真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啊……)。
穿越荆棘,刚刚起步
结合当下的每日体验,不禁遥想由马丁·斯科塞斯的言论而引发的关于“主题乐园式电影”和“真正的电影”的那场热议,恰恰是将电影院观影的不可替代性,从两个方向进行了强调。
那就是——无论是期待视听刺激和奇观体验的大众,还是追求艺术革新和审美价值的精英,都在企图获得满足的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察觉到了家庭影院效果与电影院效果之间的差异。
而这还仅仅是针对看电影的“内容”范畴。在此之外,还有围绕内容的产业范畴、社交范畴……
身体到底还是诚实。我观察到周围越来越多的人,正在进入一个对走进电影院产生前所未有的生理渴望的阶段。当互联网仍是一个只在多选题中才会出现的选项时,电影院依然是人们看电影的不二选择。
期待一切恢复平静,出街尬舞
届时,电影院之外,电影节展映势必要肩负起满足大家积蓄已久的观影欲望的责任。这场计划外的冬眠,其实给了包括北京国际电影节在内的大小节展一个宝贵的盘整机会。
尤其是北京这样年轻的电影节,更加需要充分利用这段蛰伏期,和这座中国(乃至亚洲)的影视核心城市一起,进一步明确自己的定位,凭借优势,修炼内功,为来日的重装亮相做好准备。
放眼欧洲,年届70的柏林电影节已经近在咫尺。
从大刀阔斧地对单元设置进行改革,到宣布暂停颁发阿尔弗雷德·鲍尔奖,设立第70届柏林银熊奖,一系列操作可谓审时度势,雷厉风行。
而在不久之前,49岁了仍然青春果敢的鹿特丹国际电影节落下帷幕。鹿特丹在保持先锋定位的同时面向电影人、行业、观众等方面展露的服务意识,就十分值得国内影节研究学习。
幕味儿前线作者、英国圣安德鲁斯大学的佩泽同学对今年鹿特丹电影节做了系统的观察梳理,深入分析了一个电影节活力的源泉。因为内容较长,我们将分成两部分和大家分享。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学习,就是为了反观自身,想想我们自己的目标是什么,还缺什么,如何借鉴,如何调整。
我坚定地相信,当封锁解除,属于电影院和电影节的春天,一定会来临,而且比往常更加汹涌。
2020鹿特丹国际电影节报告(上)
作者 |佩泽,英国圣安德鲁斯大学,电影策展方向
自20世纪二十年代,关于电影美学的终极方向,出现了两个分歧—— 一个分支主张电影应当无限的追求呈现真实,如我们在“black box”电影院中看到的艺术电影,另一个分支主张电影应该成为纯粹的电影艺术,也就是我们常常在“white cube”艺术馆中看到的艺术家电影。
这两个分歧在后来也体现在了二战前后出现的早期的电影节展之中。在纽约电影节和戛纳电影节的早期,艺术家制作的电影往往不能够在电影节的主屏幕被展映,并且常常引起电影评论家的两极争议。
早期关注实验电影和艺术家电影的电影节展,也看不到主流艺术电影的身影。
但是这一切,在鹿特丹国际电影节,却实现了交汇和碰撞。
这使得它,一个没有红地毯的星光璀璨加持(唯独使用黑地毯,且不在乎大明星长裙)的电影节,成为国际电影节圈之中一个同时容纳全球艺术电影及艺术家电影的大港湾。
在Art Direction单元中的展映影片中,能够看到装置艺术和艺术家电影。而在Voice,Bright Future,Perspective和 Deep Focus 这四个展映单元中,不仅可以看到艺术电影,还可以看到实验短片和中长度的影片(50min+)以及长片。
鹿特丹国际电影节在电影形式上倾向包容创新,从老虎奖获奖情况和影节的创投项目的历年风格,它格外倾向于走出西欧支持全世界的独立电影。
“Art Direction”容纳了不能在电影院里被放映的“电影”。它不仅在美学上容纳了艺术家和先锋电影,它吸引不同类型的观众:喜爱奇观的游客,先锋和实验电影爱好者,艺术家和装置艺术爱好者
在整个全球电影节环(Global Film Festival Circuit)中,电影节往往有电影文化传播功能上的差异,如荷兰电影节研究教授Marijke de Valck所解释,鹿特丹国际电影节在电影节环中,是第二层的电影节。
简单说,第一层的世界上最核心的电影节会选出一批年度最佳的影片,而第二层以及第三层和第四层的电影节会为第一层中选出的最佳电影提供各种首映的机会。(这样的首映对促进影片的各国院线发行非常重要,因为很多的电影买家和其他策展人会在这些首映看到这些第一层电影节中选出的电影,然后把这些第一层影节的佳片带到世界各地与全球观众见面。)
第一层的电影节的例子有戛纳、柏林、威尼斯、多伦多和釜山等;而第二层的电影节则类似于翠贝卡和圣丹斯电影节。
每年一月份召开的鹿特丹国际电影节在整个一年的电影节日历中,冲在时间前线的前锋,于圣丹斯电影节之后和柏林电影节之前举办。
鹿特丹国际电影节的总体的选片风格,避开了与欧洲三大电影节(柏林,戛纳,威尼斯)的重复消耗,呈现出跳出定义与主流的动势,以及对电影美学和形式创新的推崇——鹿特丹国际电影节以发掘风格奇特甚至古怪打破传统的影片,以及发现和支持创作极具独创性的导演而为世界瞩目。
它的老虎奖和对新导演和新风格极其敏锐。以这样较为先锋的方式,鹿特丹国际电影节不断地贡献于推进电影创作的形式创新和多样性;其创投项目,如电影节主席Bero Beyer在Pro Competition颁奖典礼所说,鹿特丹国际电影节格外支持Small Cinema (小规模电影产业中制作的影片)和 Independent Cinema。
从新人导演参赛片到世界首映的大师和知名导演作品,影片的展映规模很大。以本文作者自己的体验,在鹿特丹国际电影节选择要观看的电影,犹如自己再做一次影节选片人。
鹿特丹国际电影节的展映影片一般在500部左右,2020年共展出574部电影,其中174部电影是国际首映影片。这样的大体量也体现在鹿特丹的展映影院大银幕排片——七家影院,29个屏幕,从1月23日到2月1日早9点到晚12点持续放映。
这样的展映规模成为电影爱好者(Cinephiles)和参与电影节专业人士的狂欢,我在影展期间参加的观众放映场,大多座无虚席。
虽然展映的影片数量庞大,使得很多影片时间放映对于观影者有了冲突,但是鹿特丹特别以线上电影图书馆的方式,为媒体和影评人快速高效的发布影节新闻及影评。
2020年,300-400个记者在鹿特丹参与和宣传了影节影片和活动,其中就包括了很多在社交媒体上很有影响力的“网红”,强调和放大了观众评审的影响力,这是最有力的互动
虽然展映规模庞大,但是鹿特丹并没拥有像柏林和戛纳的大型电影市场。这里的CineMart不是一个开放的市场,而是由鹿特丹国际电影节直接选择项目,然后帮助被选项目寻找合作资金的合拍片市场。
它的CineMart的空间位置是镶嵌在主场De Doelen建筑中的一层楼中,没有展架和宣传材料,只有桌椅咖啡,用于参与CineMart所选的电影主创人员与鹿特丹国际电影节选择的合作制片公司、基金、买片人、发行公司和电视台等的专业人士一对一面谈。
一方面,鹿特丹国际电影节一直给自己的品牌定位是“电影不是商品而是艺术”,所以它避开与时间相邻的柏林电影节市场的消耗竞争,建立了鹿特丹国际电影节国际合拍片市场CineMart。
CineMart2020年一共由鹿特丹国际电影节选出了30部需要进一步资金投入的项目。
与大型的电影节市场区别开来,通过电影节的项目筛选过程,鹿特丹国际电影节为自己市场中的影片加注了一层来自鹿特丹的“品质认证”。在这个CineMart市场当中,有电影节安排的、服务业内人士的专门场次见面和讨论活动。
比如,制片人工坊,荷兰电影项目活动,VR项目活动,导演项目活动等。
Bright Future单元展映的短片
但另一方面,虽然它认为电影不是商品,鹿特丹国际电影节确实搭起了平台,让真金白银的资金在支持全球的独立电影。
比如1988年建立的Hubert Bals Fund就是专门绕开北美和西欧的一项只面向于非洲、亚洲、拉丁美洲、中东和东欧地区,用以支持具有导演天赋的杰出新作品的基金。其中Bright Future是面向新导演的资金,而Voices是面向更有资历的导演。
正因为鹿特丹国际电影节这样的定位,我认为,对于华语地区的新人电影创作者来说,无论是冲奖项还是冲创投,在类似影节中,影片投送到鹿特丹国际电影节而不是圣丹斯电影节是更有优势的选择。
这里已经实打实地成为了华语电影的福地。自蔡成杰《北方一片苍茫》之后,连续三届最佳影片都被华语电影拿下。此外,去年邢健《冬去冬又来》,今年高鸣《回南天》、周洲《花这样红》都选择在这里初试啼声。明天,我们将继续讨论鹿特丹竞赛、华语电影的参与,以及对我们电影节展发展的启示,欢迎大家继续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