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人于野
（中国青年报，2015年6月8日，报纸版有删节，标题是《美国“衡水中学”：穷孩子如何不当考试机器》）
现在有很多人认为教育是一种服务：你能出得起什么样的价钱，就配得上什么水平的教育。不过哪怕是在今天，也仍然有些理想主义者认为教育是一种社会责任 — 不管这个孩子有钱没钱，我们都有义务把他培养成一个优秀的人。这些人的理想真的可行吗？
认为教育是服务的人可能都盯着美国私立高中。然而有点出乎意料的是，哪怕你是个理想主义者，认为优质教育也应该为穷人服务，甚至应该向穷人倾斜，你也可以向美国学习。
穷人与教育
美国四口之家的贫困线标准是年收入两万多美元，表面上比中国家庭收入中位数还高很多，但光看收入数字会被误导。事实上，美国穷人家庭孩子面临的挑战比普通的中国孩子大得多。
如果不幸生在美国的贫困家庭，你可能很难成为一个正常人。想要做个正常人，你只需要满足三个条件：第一，先结婚后生孩子；第二，从高中毕业；第三，有份全职工作。有统计研究证明[1]，在美国只要你能做到这三点，你就有98%的可能性不会陷入贫困。可是美国穷人恰恰做不到！
美国有超过三分之二的贫困儿童生活在单亲家庭之中，家长疲于奔命根本没时间管孩子。这使得他们很难得到足够的监督和管教，从而缺少自控能力。他们中的很多人没有从高中毕业 — 不是因为高中文凭很难拿，也不是因为生活所迫要挣钱养家，而是因为沉溺于毒品和聚会，连每天按时上学都做不到。
即便混到了高中毕业，贫困学生也很难考进大学，他们可能去社区学院，相当于中国的大专。而在社区学院，差不多有一半的学生曾经怀孕，或者曾经使别人怀孕。
如果你连个正经工作都没有，怀孕不是个好消息。可我以前看过一个报道，说有个黑人女高中生跟记者说她很自豪，因为她是她家族里第一个到了十六岁还既没有怀孕，也没有让别人怀孕的人！
想要不怀孕，需要一点自控力。自控，是一个非常基本和可贵的素质。一个中国学生在最差的情况下也只不过是指望用抄袭和作弊的方法混过考试，而一个美国“差生”，则可能直接忘了参加考试。他们连申请大学助学金的表格都懒得填。他们甚至可能会忘了约好的工作面试。如果他们真去面试了而且找到了工作，他们可能随时因为一点小事而辞职不干。
美国没有种族隔离制度，但“正常人”和穷人不会住同一个社区。一户贫困黑人的周围邻居，也都是贫困黑人。而作为黑人孩子，就算自己天生有自控能力，想上进，都没法上进 — 因为他的黑人朋友们会嘲笑他想当个白人！
所以美国穷人跟“正常人”之间最根本的，不是能力差异、不是经济差异，而是文化差异。黑人贫困儿童最应该抱怨的不是政府和学校，而是他们的父母、邻居和同学。这跟中国贫困儿童面临的局面完全不同。
现在有很多研究表明，贫困，其实是一个复杂系统中多种因素联合造成的结果，你很难简单地使用某个单一办法 — 帮助就业、直接发钱、或者让他去更好的学校读书 — 来让一个人摆脱贫困，你必须多管齐下才行。想要帮助一个贫困的黑人学生成为“正常人”，学校能做的非常有限，家庭和环境的影响实在太厉害了。
所以教育扶贫的难度，可能会超出一些理想主义者的想象。这就难怪有人抱怨说，现代社会干什么都需要资格认证，唯独当家长这个最需要资格的工作，不需要资格认证！
网上有种声音认为穷人就是垃圾人口，应该限制生育，或者干脆不要管，有多远躲多远。而大多数有点良知的人则认为社会亏欠穷人的，应该给穷人补偿。
但事实证明美国针对少数族裔的“平权法案”和种种福利制度并没有真正帮助穷人消除贫困。而与此同时贫困群体则心安理得地享受着社会福利，也不追求上进，他们唯一爱做的，就是要求更多的福利。
如此说来美国穷人还有没有希望了？希望不是很大，但美国的确有一股进步力量。这股力量既不指望用什么法案对穷人孩子降分录取，也不谋求给穷人直接发福利。他们试图使用科学方法来解决贫困问题。
他们搞教育创新。
宪章学校
1993年，青年教师Mike Feinberg和Dave Levin因为不满当时公立学校的落后局面，痛恨这个系统的官僚主义，决定利用刚刚通过的宪章学校法案创立自己的学校系统，这就是KIPP (Knowledge Is Power Program)。
所谓宪章学校，仍然算公立学校，仍然拿政府的教育经费，仍然对学生免收学费，但是其运营方式有非常大的自主性。你可以选择自己的教学大纲和教法，自己招聘老师，接受社会捐款，乃至在各地开分校。
KIPP最初以五年级到八年级的中学（相当于中国初中）为主，后来有了小学和高中，现在在遍布全国的几十个学校中有超过两万名学生[2]。
这是给穷人准备的学校。KIPP专门在各地最差的学区办学。学生中90%是黑人和墨西哥裔，87%来自贫困家庭。
Feinberg和Levin借鉴了当时各学校最好的教学方法，招到一帮志同道合的老师，在KIPP尝试各种教学手段。他们要求学生家长必须配合参与教育活动，他们给老师有定期培训。他们判断这些手段好不好使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是否有利于让这些贫困家庭的孩子考上大学。
这些手段几乎从一开始就取得了显著的成功。被媒体广泛报道之后，KIPP获得了大笔私人捐款，这使得他们能够创办更多分校。
如果你想创办这么一个中学，用最好的条件给穷人机会，你会给哪些穷人机会呢？为公平起见，你是否应该像中国的重点中学那样搞一个入学考试，把机会留给那些原本学习成绩最好的孩子？但KIPP对公平的理解却不是优先录取好学生，而是给所有人平等机会。所以录取不看学生之前的成绩，而是采取抽签的形式。
这可能是那些学生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机会，能不能抽中简直是天壤之别。美国贫困家庭孩子能考上大学的只有8%。而KIPP的毕业生，则有80%的人上了大学。
正因为入学没有选拔，KIPP取得的成就才更令人敬畏。KIPP的学生们在五年级入学的时候，其数学和英文水平普遍比同龄人落后的不是一点半点，而是落后一到两个学年！而到他们八年级的时候，他们的成绩100%超过平均水平。KIPP在其所在的整个城市内，比如纽约市，的所有学校中名列前茅。
使用什么样的教学法，才能取得这样的成就？
他们第一个办法非常简单：不是家庭和环境因素不好解决吗？那就干脆让学生每天在学校多呆几小时！一般美国中小学都是早上八点多开始，下午三点结束，而KIPP则是早上7点25开始，下午四点半结束。这意味着学生要在早上五六点钟起床，晚上五六点钟才能回到家里，累了一天，估计写完作业就得直接睡觉了。这样他们的确没有多少时间接受家长的文化熏陶，或者跟邻居家孩子一起出去混。不但如此，KIPP还在星期六上半天课。他们的暑假也比别人短。
但最重要的是，孩子们在KIPP所领教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文化。
努力是可以学的
KIPP的理念，可以用“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来概括。
一个中心，就是一定要考上大学。“大学”，是KIPP学校里最常出现的词汇。老师跟学生说的话，跟家长说的话，学校里的各种口号，处处体现上大学这个中心目标 — 哪怕他们只不过是初中生。孩子们很小就被领着去大学访问，去接触从KIPP出来并成功考上大学的校友，树立自己有朝一日也要上大学的意识。KIPP的班级按照毕业上大学的年份命名，KIPP的教室用各个大学的名字命名。每一个KIPP的学生，都有自己心仪的大学。
两个基本点，叫做“work hard, be nice” — 努力学习，好好做人。这两句听起来很俗的话绝对不是随便说着玩的，在KIPP看来，这是为考上大学所必备的两个手段。
除了更长的在学校时间，KIPP的学生每天还有有两个小时的家庭作业。老师都得把自己的电话号码告诉学生，学生哪怕晚上在家里写作业遇到问题，也可以立即打电话问老师。在美国学校普遍鼓励合作和讨论的情况下，KIPP的学生每天早上做数学题的自习时间必须绝对安静。
前段时间有报道说英国首相卡梅伦不知道9乘8等于多少，给人印象似乎西方国家的教育并不强调背诵乘法表。而在KIPP，学生们必须大声背诵乘法口诀，而且是声情并茂地打着节拍背。
像某些中国中学一样，KIPP爱让学生喊各种励志口号，而且是在教室里由老师领着喊，比如一边拍桌子一边喊“Read baby read!（读书啊宝宝读书！）”[3]
其中有一句口号是“There are no shortcuts（没有捷径）。”KIPP不相信任何投机取巧的学习方法，他们让学生完全理解学习不是闹着玩的。在第一堂数学课上，KIPP老师会播放星球大战的音乐，告诉学生这将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旅程。
提高学习强度，加强精神鼓励，这两条措施简直深得中国学校的真传。而KIPP对“努力学习”的理解还不止于此，他们还有一套物质奖励系统！
学生入学第一天是没有桌椅的，只能坐在地上，因为在KIPP，一切东西都必须是努力“挣”来的。谁表现好，谁才可以得到桌椅。
这似乎有点极端，但近年来有好几个经济学家做实验发现，如果根据学习成绩和平时表现给学生发奖金 — 真金白银直接发钱 — 的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成绩和毕业率，似乎相当好使[4]。不过这种做法很有争议，远远没有大面积推广。然而KIPP早就有了一套非常成熟详尽的奖励制度。
这套奖励制度[5]却不是按照学习成绩，给“好学生”发钱。它的核心思想在于让学生通过做好自己本来就应该能做好的事情去挣得奖励，以此来引导他们养成良好习惯，慢慢习惯成自然。比如一个学生如果能做到按时到校，他就可以据此“挣钱”— 这些“钱”能用于在校内换得物品；能在课堂上积极参与发言讨论，可以挣钱；能保持正能量的态度，挣钱。学生在学校的一举一动，都是对他们的考验。
KIPP做了大量的实验去发现和总结哪些奖励好使，哪些不好使。其中一个重要发现是奖励跟惩罚一样，一定要给的快！这显然完全符合“刻意练习”的精神，得有即时的反馈：该表扬立即表扬，该批评立即批评……KIPP每周给学生结算一次“奖金”。另一项发现是不同年龄段学生对奖励的需求不同。五年级小学生用几根铅笔就能打发，而高中生更想要的则是自由 — 如果你表现好，你就可以获得在吃午饭的时候戴个耳机听音乐的特权 — 没错，KIPP连怎么吃午饭都管。
素质，怎么教育
如果这种奖励制度使你联想到监狱，我要说的就是KIPP没准真的借鉴了一些监狱的管理方法。这绝对不是一个崇尚自由的学校。
怎么走路，怎么坐，走路的时候怎么拿东西，甚至上厕所之后怎么洗手，洗手之后用几张纸擦手，都有严格规定。
课堂上别的同学发言的时候，全班同学按规定动作看着他。在教室里，学生必须学会使用两种统一的音量说话，根据具体情况决定使用哪种音量。如果哪个同学在课堂上有小动作，老师会立即停止上课，然后全班讨论怎么“帮助”他克服这个坏毛病[6]。
这些规定，就是KIPP所谓的“be nice”。对KIPP来说，“好好做人”绝非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一系列详尽的行为准则。而这套准则并非是领导层拍脑袋想出来的，其背后有科研结果的支持。
光把人培养到能考上大学的程度，作为一个简单的考试机器，似乎也不能叫成功的教育。KIPP的创始人之一，David Levin，曾经对KIPP毕业生进行了跟踪分析，他想知道哪些学生最终不但能考上大学，而且能在大学成功完成学业。结果他获得了一条非常宝贵的经验[7]。
Levin发现，那些最终在大学取得成功的学生，并非一定是KIPP学校里成绩最好的学生，而往往是那些拥有某些优良品格的人，比如说乐观、适应能力强、善于社交。他意识到自己此前犯了个错误！KIPP在学业上的教育非常成功，但是在品格方面的教育却不够好。
其实像这样的问题，要求学生德才兼备也好，呼吁素质教育也好，我们中国的教育工作者们每天都在强调，根本不新鲜。Levin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不是坐在那里瞎说，而是用自己学校毕业生的数据证明了这一点。更关键的是，Levin并没有停留在感叹和呼吁上，他直径采取了行动[8]。
你要怎么做，才算把素质教育落到实处呢？
当时有两个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心理学家，Martin Seligman和Christopher Peterson，搞了个理论，说人类有些品质是超越文化差异的，是全世界所有人都尊重的美德，比如说智慧、自控、幽默感等等。他们一共总结了24条这样的品质。
Levin很喜欢这个理论，他决心让KIPP的学生拥有这些美德。Levin直接找到Seligman和Peterson，说你这24条实在太多不好操作，能不能给我们精简一下。于是心理学家最终给KIPP准备了七个目标品质：坚毅、自控、热忱、社交、感恩、乐观和好奇。这些品质跟上大学有什么关系？比如社交能力就跟能不能完成大学学业很有关系：有个研究说，能顺利从大学毕业的关键一条是，至少有一个教授能叫出你的名字。
这七个品质成了KIPP的“核心价值观”。就好像中国学校宣传自己的校训一样，KIPP用铺天盖地的标语口号往学生的脑子里灌输这七个品质。不过KIPP的口号可能比中国式宣传稍微高级一点，其并不是生硬地要求学生记住这七个名词都是什么，而是采用更加灵活多变的方式去潜移默化这些品质。
比如我们都听说过有个“斯坦福棉花糖实验”，说那些能坚持不吃第一块棉花糖，一直等到实验人员拿来第二块棉花糖再吃，表现出强硬自控能力的孩子，最后都有出息。显然KIPP的每个学生都知道这个典故，因为学校给他们的T恤衫上印的不是“自控”这个名词，而是“别吃那个棉花糖！”
KIPP的品行教育还不仅仅停留在口头上。学校居然给每个学生发卡片，让学生随时记录身边同学做出的符合“核心价值观”的行为！比如其中一条记录是“Jasmine发现William一个符合‘热忱’的行为：他在数学课上对老师的每个提问都积极举手。”
更有甚者，KIPP还搞了一个CPA（Character Point Average，品格平均绩点），与一般学校常用的GPA（Grade Point Average，成绩平均绩点）并列，就好像我们呼吁的“绿色GDP”一样。老师根据表现给学生在这七个品质方面打分，像评估足球运动员的技术特点一样评估每个学生的品行特点。一旦发现短板，就进行个别谈话，而且还会通知家长，共同研究怎么改进。
不光是思想灌输，而且用一系列制度去逼着你这么做 — 这背后的逻辑是，性格不是完全天生的，后天可以培养。而心理学家同意这一点。
KIPP水平的礼貌
很早就有人注意到，穷人家孩子和中产阶级家孩子的一个显著区别是平时的待人接物。得体的言谈举止和基本的礼貌对人的品格锻炼非常重要。对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来说，基本社交礼仪通常都是跟着父母潜移默化地就会了，而穷人家孩子可能就不懂这些。所以KIPP就干脆连这些都教。
KIPP有非常严格的礼貌教育。如果一个姓Ali的老师跟你说“早上好”，你的回答不能也是“早上好”，而必须是“早上好，Ali老师！（Good morning, Ms. Ali.）”如果老师在课堂上问全班同学“明白吗？（Is that clear？）”，或者简单地说“Clear?”你既不能回答“yes”，也不能回答“clear”，而必须是“Crystal（水晶）”— 意思是“crystal clear”，非常明白。
KIPP的老师们在教学中摸索出来一套叫做SLANT[9]的课堂规定。SLANT是要求学生必须执行五个规定动作的缩写：Sit up，Listen，Ask and Answer questions，Nod，Track the speaker。这五个动作的意思是坐直。坐得笔直，才能体现一种良好的精神状态，同时也是尊重别人。不论是上课还是其它场合，KIPP都要求学生坐直。
倾听。听是比读更重要的学习方法，不管是老师还是同学说话，你必须仔细听。只有这样才能促进更复杂的对话交流。
提问与回答。学生必须敢于提问并且能回答问题。如果不敢提问，老师就不知道你掌握的如何 — 这对老师来说是最关键的信息。KIPP的中学生像中国的小学生一样热切地举手回答问题，每次提问都有如林的手臂高举起来。
点头。你要是理解对方在说什么，你就要点头。这不是什么仪式，而是一种非语言的信息传递。
眼睛盯着说话的人看。一方面是表示尊重，一方面是为了加强信息传递。
一般人如果到KIPP访问，有机会找个学生交谈的话，他可能会有一种受宠若惊的不适应感。这个学生会非常谦逊地注视你，用心地倾听你的话，一边听还一边点头。在这些彬彬有礼的学生中间，你可能会在一瞬间有一种自己突然变成了一个了不起的人物的感觉。
但真正了不起的是KIPP的师生。努力学习，做个好人 — 这两条其实说的都是自控力，前者是学习中的自控，后者是人际交往中的自控。
自控，是一种反人性的行为。它要求我们做“该做”的事，而不是“想做”的事。为什么KIPP最喜欢自控力？现在有句流行的话说“以一般人的努力程度之低，根本谈不上拼天赋”，其实是有道理的。一个有自控力的人生活再差也差不到哪去，自控力是比想象力更为基本和行之有效的个人素质，是摆脱贫困的关键一步。中国的教育基础比美国好，可能恰恰得益于中国文化中从小就强调自控。
当年我上小学，老师要求上课必须坐直并且还得把手背在身后。我稍微长大一点就对此嗤之以鼻。我认为人应该怎么舒服怎么坐，我的价值观是自由，而不是纪律。
可是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也不经意地坐直了一点。
[1] 参见David Brooks, The Social Animal 一书。
[2] Rod PAIGE and Elaine WITTY, The Black-White Achievement Gap: Why Closing It Is the Greatest Civil Rights Issue of Our Time, 2009.
[3] 如果你想体会一下这个口号是怎么喊的，YouTube上有段视频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ADvu0cPHYA
[4] 关于用奖金鼓励孩子学习，以及本文后面有关“刻意练习”的一系列研究，和关于自控的研究，在我的《万万没想到：用理工科思维理解世界》一书中有更详细的讨论。
[5] 时代周刊，Thursday, Apr. 08, 2010， Should Kids Be Bribed to Do Well in School? By Amanda Ripley
[6] 见于The Talent Code一书，作者Daniel Coyle.
[7] 见于How Children Succeed: Grit, Curiosity, and the Hidden Power of Character一书，作者Paul Tough。
[8] Dave Levin有个演讲，可以在网上看到。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AsSdyb6YMY
[9] 来自一位KIPP老师的文章。http://blogs.edweek.org/edweek/Bridging-Differences/2013/04/slant_and_the_golden_rule.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