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突然想起初三时和李哲比体重的事。那时他体重70公斤，一顿饭吃俩二大碗米饭，再加上三盘子菜。而我一顿只能吃一碗半二大碗饭，再加上一盘菜，体重只有60公斤。
现在想来，对于比赛体重和食量，李哲似乎很不关心。他每次吃饭总是只吃到饱为止，而我则总是要吃撑才行。
我那时非常想胖。这个念头非常深，以至于初三的那段时间，我总是很努力的在吃。早上要吃三屉包子，中午吃两碗饭，晚上还要吃两碗。我总是对李哲说，我的目标是一百四十斤。但可惜的是，这个目标直到大学毕业前才刚好达到。
那时我曾怀疑体重是种奇怪的东西。因为大学毕业前，我的体重似乎很稳定，李哲的也是。而且不管我怎么宅，怎么饿，怎么吃或者怎样运动，体重就在那里，不胖不瘦的一百二十斤。每年回家，我见李哲时总要询问他的体重。而他总是说，一百四。我于是便哈哈笑说我们都还没有变。
毕业后我曾一度希望我的体重达到一百六十斤，为此我也努力的吃过许多肉。可不知是因为缺乏对手，还是因为年龄增长，吃也变得乏味和枯燥。有段时间我从睡梦中醒来，看着远去的夕阳，只咽得下几粒米饭。
不过庆幸的是，那段时间过去后，我的体重没有变化。
但如今，我竟然到了一百六十斤，只是没有怎样吃，全凭岁月。于是，我竟又怀念起一百二十斤的时光。
毕竟那时的胖是快乐的。
二
几年前途径沈阳，和单治聊起关于空气的味道。那时沈阳正值寒冬，干冷的风不时吹透羽绒服，打在胃上让我疼痛。
我说，这空气有过年的味道。
单治点点头，说他走过的许多城市的味道都并不相同，而只有回到东北才有家乡的味道。
我们聊了许多关于空气味道的记忆。让气味联通我们的记忆，使我们想起每一年踏雪时耳畔的红肿，鼻涕的清冽，还有脚底的吱嘎声。
时值三月的北京没有雨，也没有雪。隔着雾霾，还是有几许春的味道。仿佛旧日里背着装满作业的书包，迈过尚存浮冰的涧流，从新发嫩芽的一棵棵树边走过一样。
一阵风吹过，气味将记忆中蔓延的白渐染成绿，平淡的告诉我，春天来了。
三
突然想起小时候看的一部日本电影。一个人去探望战友的遗孀，并买了玩具火车送给战友的儿子。但是战友的妻儿已不知去向，留在原地的是不认识的一对母子。
孩子看到了玩具火车，非常想要。那个人犹豫了许久终于把火车给了那个孩子，孩子视其为珍宝，可玩不多时火车便坏了。
看这部电影时我大概还在上小学，具体的情节已经不清楚了，但那火车坏掉的一幕竟至今留在脑中。
四
人生若只如初见，大概是最自私的想法。
每个人留下的第一印象，往往是其他人依据成长积累的社会经验而建立的。你为了迎合他的口味而静心梳妆，他看见的却未必是你。
又，谁可以凭借一次简短的见面而被另一个人了解他的一生？可以做到的，大概只有面对无变化无味的人生的人吧。
而那些相信自己眼力和社会经验的人，大概也是不知变通狂妄自大的人吧？
如此看来，秋风何曾悲画扇？
五
老太太穿着蓝色的冲锋衣，深棕色的裤子，一双加厚底的棉鞋踩在地上毫无声响。如果换一处场所，大概没人会注意到她的存在。但此刻的她正从我的身旁斜插入排队打饭的队伍，让我不得不小心。
可虽然我叫她老太太，但她究竟有多大我并不知。她的头发黑多白少，她的脸容平和整洁。我想，如果我认识她，大概总要恭维到四十多岁。可惜我并不认识她，只会因她乱而且直的头发否定她的青春，认为她即将死去，
我对此深感抱歉。但让我感到更加内疚的是我不仅认为她老，还认为她是个疯子。尤其是那时她冲撞了队伍里的所有人挤到打饭的窗口，用奇怪而又茫然的语言说：“我要吃饭，我要吃饭。”
在国图的食堂，打饭的师傅从未给我打过一模一样的两碗饭，我曾疑心他们是有意为之。可此刻那曾经只给我稀稀松松一碗饭的师傅却面带笑意的对那老太太讲解起如何打饭和菜。
“我要吃肉，我要吃肉。”老太太自言自语般念着，忽然将面前盛在单独碟子中的菜向自己的饭上扣去。
“唉！那可不行。”师傅连忙阻止她，并告诉她去隔壁的窗口打肉菜。可她似乎仍没搞清楚如何打菜，当我打饭时，仍然可以听到她在不远处咕咕哝哝的说着什么。那时的我便开始觉得她有些奇怪，不可理喻，或许是个疯子。而当我打完饭菜去交钱时，我便认定她是疯子了。
我见她匆匆的走向了饭桌，一路上仍然咕噜着什么话，好像忘记了她应该为她的饭菜付出金钱，好像没有看到走过的路旁收银员的背影。
我看着老太太走过收银员，几步走去打了免费的粥，又几步走到饭桌将餐盘放在饭桌上。
“当！”也许是她放得快，餐盘和桌子发出响声。她于是像受了惊的鹿，伸长了脖子慌张的四处望去。
终于她望见了我——拿着餐盘站立不动的我。
我想我当时一定是奇怪的，站在食堂的空地，拿着餐盘，显得不饥饿。
她恶狠狠的瞪了我，头偏向一边发出轻微的哼声后，安心的坐下来开始吃饭。
六
吃饭时发现饭卡没有钱是糟糕的事，充饭卡时遇到排队是更糟糕的事，即使我的前面只有两个人。
充饭卡的窗口只有一扇蓝色的隔断，没有玻璃墙壁，里面的工作人员不是很熟练的一边操作一边问正在窗口的人：“你叫什么名字？”
我想窗口的人大概是在办理新卡，这样的话就需要等待久一些了。想到还要再过段时间才能吃饭，我的肚子不禁轻声吵了起来。
“唉，这窗口怎么换人了。”身后同样等待的人尖着嗓子道。
“是啊，这新来的人业务能熟练吗，这不是浪费我们时间么？”与她同来的人在我的前面没有回头就同样尖锐的说。
“哟哟哟，这是办新卡呢吧？”
“看起来像，你看，你看，他字都打不利索呢！”
两个女人的声音一前一后在我的耳膜上跳着芭蕾，不断地将身体高高跳起，脚尖着地。我看着窗口工作人员不敢望向窗口的尴尬，感到天鹅湖的冰碎裂了。
“好了，下一位。”工作人员终于弄好了一切。
“我是xx部门的，你把单子给我，充四百。”我前面的女人在窗口递过饭卡，没有掏钱。
工作人员找出一个本子，那女人于是在上面签了名，拿了饭卡便扬长而去。
七
北京今天稀稀落落的下了一天的雨，晚上从单位出来，早晨闷而阴沉的天终于彻底凉下来，像极了家乡的秋。
据说北京过去不是这样的，那个在我所生活和工作的地方还是旷野的时候。我于是想起大学在校园徒步一个小时所经过的那片矮丘。教学楼在那里是远处森林中的一小片树叶，而我只在那时才会感受到大学的自由。
只可惜自由总要付出不自由的代价。
多年后我在旷野形成的城市中工作和生活，寻找不到过去呐喊。甚至对呐喊怀疑——不论它是否来自我的过去。
八
如果可以选择，我定然不会在公交或者地铁中看任何书。太嘈杂，太拥挤，且太不稳定，唯一不变的只有不安。不安在心里，是时刻关心着广播的报站，不安在耳，则是时刻关心着他人口中的故事。
在我眼中，中国人大多是些奇怪的人。比如夜晚不拉窗帘，进屋不敲门，叫嚷着吃饭，肆无忌惮的吸烟和吐痰。
我初以为这是缘因中国人与人之间的亲近，譬如父子，譬如亲友，譬如同事。一群人天天相见，光屁股一起长大的，吃过一个碗里的饭粒，只不过搬去了另一栋楼，只不过住在另一条街。大家都彼此太亲密，所以无所顾忌也是正常。
但最近我的这种想法却动摇了。原因之一便是这越来越漫长的地铁旅途。
从晨起至最末的一班车，车和车中人的故事不曾停歇。
老公出轨的有说，子女婚恋的有说，谈恋爱中玩弄心机的有说，甚至公司的章程业绩也是有说的。两个人或者一部手机，叨唠一路，满车里堆积满好奇的眼和耳。只不知这一路听下，是否有出色的演员在每个人的脑中演戏。
若是有，大概你会错觉，觉得讲述的人分外的亲切。犹如胡同口买十几年早点的大妈，站在你面前一边和旁人说话，一边亲切的看你，直等你问好。
只是可惜，你这时若真是亲切的望着他了，等待你的大概就只有白眼了。
喏，你连他老公出过几次轨，他儿子谈过几次恋爱，他公司下一步生产计划都知道了，他还不认识你哩！
九
据说今天是很冷的，所以我穿了秋裤，但出了门又觉得不如报道中的冷，秋裤对于我大概仍旧是多余的。
时间不到七点，公交转乘地铁的路上却已布满了人。嚷着晚了的奔跑者有之，悠闲得攥了手机和包子发呆的有之，提着笨重的行李箱不知赶赴何方的亦有之，只是他们或者行走匆匆，或者背对于我，让我不得知他们的表情。
不过对于我，这几日的上班的路倒是痛苦的。先是打断了懒觉的梦，后是几日肌肉排泄的酸钻进了脑，让我尤其盼望这漫长的路途中能得到一个座位。只可惜，谁不是如此盼望的呢。
这不，站台的管理员对着等车的人群正大喊着“请站到黄线后面！请站到黄线后面！你们这是要自杀吗！请站到黄线后面！”
八点半上班，算起来七点左右登上一号线我就不会迟到。而这一段足够漫长的时间里，只要我足够的耐心就可以等到一个座位。便如今天一样，只是我将它让给了一位大娘。
如果早十年，我恐怕是要称这位大娘老奶奶的。毕竟她如今已满头白发，颤巍巍佝偻了腰。她矮且小，在其他人的身影中仿佛被岁月迫低了头。我见她从人群中钻入车厢，紧紧抓着手里提着的布口袋，如老鼠一般躲避着身边仍在变动位置的人。我于是向她招手，示意她与我兑换位置。她没有说什么，看了我一眼便低着她的头坐下了，只有一双手把口袋的绳子抓得更紧了。
我心想着还有两三站地就可抵达终点，早已将大娘忘记。可过了刚刚一站，突然一只枯瘦的手紧紧的抓住了我的衣角。睁开眼，只见大娘另一只手正按住身旁刚刚出现的空位。我连忙摆手，心中充满了莫名的感动。
突然觉得这里的桥段写得像小学的作文，每天都在给口渴的人送水，每天都在给丢钱的人找钱，把好事写在作业中，为了上交，为了不被找麻烦，为了正常的度过六年寒暑。佛家说做好事要如禽兽般发自内心，但若好事成为一种作业，似乎也不是一件坏事。
十
上地铁时让座给刚刚上车的一对母女。但小萝莉对我让出的座位却毫无兴趣，只围着车厢中央的铁柱子绕。那位母亲一边和几岁大的孩子说，这样危险、你这样会妨碍到别人、你再这样警察会把你带走、以后再不带你去姥姥家了……一边无奈的看着女儿坐在地上，最后甚至又把口袋放到女儿的屁股下。最终，车厢里就要填满人时，那位母亲用正在腹中生长的另一位孩子终于成功的吸引了萝莉的注意力，让女孩站在了她的身前。
可萝莉并未安稳，一边说妹妹欺负了她，一边向妈妈索要车座。那母亲站起了身，她又不想坐下了。
她的妈妈，刚要坐下，旁边的乘客下了车。于是萝莉又决定躺在座位上，甚至在座位上跳了起来。任凭她的母亲厉声责备，萝莉却只用一个“不”字就轻易化解了母亲的攻势和原则。
这位母亲把孩子当做大人般平等对待，这是我生长的年代所看不到的教育方式。这也是我一向认为正确的教育方式。只是，我此时却担心起这位母亲的毫无底线的妥协会毁了这样美好的教育。
可任性终究是孩子的天性之一，也许萝莉长大了，也就不会再如此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