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历史地位的变迁——西夏、蒙古时期之后
西夏、蒙古时期：
西夏统治敦煌近200年。西夏是名副其实的战斗的民族，从建国到被灭亡，一直在打仗，而且是和周边所有势力打。因此整个社会包括敦煌地区一直动荡，经济衰退人口锐减也是在意料之中。不过佛教在此期间没有受到影响，在敦煌广泛的范围内（包括莫高窟、东西千佛洞等）留存的西夏洞窟超过百数，但佳作不多，多为改建前代洞窟，体现了这一时期文化的衰落。
公元1227年，元太祖忽必烈攻破沙洲，蒙古人在敦煌地区统治145年。在此期间，丝绸之路复通。同期蒙古人在世界范围建立了四大汗国。【注】位于俄罗斯境内的钦察汗国、位于伊拉克、伊朗境内的伊尔汗国，位于中亚的察合台汗国、位于北疆的窝阔台汗国，还有一个就是包括中国、外蒙、南疆的元朝，元朝是四个汗国的宗主国。当时蒙古人共同的国都是现蒙古境内的哈拉和林（在张掖正北八百公里）。忽必烈时期，五个汗国实际上已经各自独立了，并且在中亚地区互相攻伐。由于元朝的实际控制区域的边界在新疆乌鲁木齐南北一线，敦煌失去了边贸重镇的地位。同时北方草原上东西方的的通路由于统一政权的保障也顺畅可行，那条路要更好走，因此敦煌也失去了东西方交通唯一通道的节点地位，仅作为绿洲农垦区存在。期间农业和佛教事业略有发展，然整体上趋于衰落。
明时期：
明代对外的国策产生了重大变化，这一点从敦煌的地位可以得到明确的体现。
明建国与公元1368年，嘉峪关始建于明洪武5年（公元1372年），即建国初期，明就将嘉峪关外300公里的土地抛弃，而改为在河西走廊喇叭口的最窄处建关以自守。内敛的国策从建国初期变已见端倪。敦煌地区沦为回鹘人、蒙古人等游牧民族的放牧地，佛寺和洞窟的建设也告终止，丝绸之路从此作古，莫高窟也逐渐不为人知。
明代放弃丝绸之路的交通也有另一个客观原因，即贸易的另一方阿拉伯人也对陆上丝绸之路失去了兴趣，原因是海上贸易通道打开了。公元十四世纪欧洲开始了文艺复兴运动，西方的科学技术开始得到发展，其中领航者为发源于意大利的热那亚、佛罗伦萨地区的测量术、制图术等，使当时的欧洲人从地中海开始逐步认识了海洋世界。
十四世纪之后，东西方的造船技术、航海技术同时取得了突破性发展，大规模的海上运输得到充分的保障，从另一方面造成了陆上丝绸之路的衰落。
【注】文艺复兴运动一个主要的契机是发生于1096年-1291年期间的十字军东征，欧洲骑士在叙利亚境内的军事活动客观上打开了愚昧的欧洲与先进的中亚文明之间交流的渠道。通过十字军东征，欧洲人从阿拉伯人那里带回了床、地毯、玻璃制品、纸、香料、陶瓷、咖啡等与生活密切相关的物品，这些物品极大的提高了欧洲人的生活质量。之前的欧洲人没有香料，因此冬天只能吃臭肉。没有床和地毯，因此只能在泥地里生活。没有城市排水设施，因此即便是巴黎的大街上也是粪便横流，人们只能靠香水遮盖身上的臭味。这时候的欧洲人只有上帝。通过十字军东征，欧洲人不仅了解了阿拉伯人，也了解了阿拉伯东方的亚洲人，那里盛产香料、陶瓷、丝绸和茶叶。这些东西经阿拉伯人的手价格翻出上千倍，因此文明的生活只属于欧洲的贵族。但是这就形成了社会发展的驱动力。
欧洲人的想法很简单，既然陆地上绕不开阿拉伯人，那就试图从海上绕过去。当他们通过测量术的实践摆脱了沿岸航行的基本航海技术后，欧洲人跳出了狭窄的地中海的束缚，开始走向蓝海（和现在中国的出路是一样的，所以欧洲人虽然在当时落后，但是注定要超过中国人，这不是偶然），欧洲的重心迅速从威尼斯、热那亚转到了里斯本、塞维利亚。葡萄牙人用了几十年的时间，从里斯本开到了开普敦，又从开普敦开到了印尼（即欧洲人所谓的香料群岛），彻底的摆脱了阿拉伯奸商的敲诈。这时候，西班牙人登场了。西班牙人也要从利润丰厚的香料贸易中分一杯羹，于是与葡萄牙人的冲突开始非洲西海岸各地上演。官司一直打到罗马的教皇处，由教皇裁定，本初子午线以东的收益归葡萄牙，以西的收益归西班牙，这是子午线的最初来历。当时的教皇还认为地球是平面的。而西班牙人之所以接受这个条件，是因为他们相信了哥伦布的游说，哥伦布承诺地球是圆的，西班牙人向西方航行也可以到香料群岛。狡猾的西班牙人认为这样既可以不得罪教皇，也可以得到和葡萄牙一样的实际利益。
1492年，哥伦布启程去发现了美洲。随后麦哲伦完成了环球航行。欧洲人从此开始统治这个世界。
公元1405年到1433年，明人郑和七下西洋，早于欧洲人半个世纪就已到达今索马里海岸，然之后明实行海禁，阻断自己的海上贸易。相反，欧洲人却越做越欢，加入的国家也越来越多。为什么东西方对海洋的态度有如此的反差？盖因明时，中国国力太盛，所到之处皆无可取，为彰显国力还得赔钱。而欧洲不同，那时欧洲人来东方，什么东西都比本国的好。麦哲伦环球航海，出发时租了5艘船，途中在南美损失两艘，在菲律宾损失一艘，麦哲伦本人也在菲律宾和土著的冲突中丧生。余下两艘船装满香料返回西班牙，所载货物在欧洲的销售额除赔偿船主的损失外，每个生还的船员都成了富翁。利益还是根本的原因。
清时期：
清时期，在敦煌和西域地区有几件大事值得说说。
其一，从康熙朝开始，便在西域用兵，与盘踞在准格尔盆地的蒙古人准格尔部争夺西域的控制权，至乾隆时期占领西域，命名为新疆，正式将这片土地纳入中国的版图，这是实际的行政管理，而不是前朝的羁縻。【注】准格尔部先祖为瓦剌部，为明土木堡之变时元残部也先的后裔，也先部落西迁至准格尔盆地后形成了四个部落，即准格尔部、杜尔伯特部、和硕特部、土尔扈特部。后四大部落发生矛盾，土尔扈特部和部分和硕特部、杜尔伯特部民众西迁至伏尔加河流域游牧，后受俄罗斯人压迫，土尔扈特部首领渥巴锡率众东归，重回伊犁。文艺创作中很多东归英雄等内容就是依据这段历史而写。东归的土尔扈特人被乾隆大为褒赏，分散安置在北疆。和硕特部剩余的部众离开准格尔盆地后，南迁占领了青藏高原。在康熙末年，十四皇子被任命为大将军王，出征西藏，将蒙古人赶回西域，并将西藏并入版图。准格尔部和剩余的杜尔布特部合并，留在北疆，成为当时蒙古人的政治中心，也可以说是蒙古四大汗国最后的延续。雍正年间，派年羹尧进西域平定准格尔，直至乾隆时期占领全疆。当时的新疆还包括伊犁河下游至巴尔喀什湖（哈萨克斯坦境内）的大片水草丰美的土地，清末被俄罗斯人占领。
其二，嘉庆、道光年间（1796年-1850年），对莫高窟进行大面积修整。可惜，由于这时的敦煌社会与文化少有光彩，故修功德实际上成为大破坏。
其三，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发现藏经洞。
客观的说，如果没有藏经洞的发现，敦煌也只是并列于四大洞窟的其中一个，不会有敦煌学的诞生。如果没有英国人斯坦因买走大部分藏经洞遗物，并将消息传播于欧洲，藏经洞的文物是什么下场也不好说。也许和大部分古代墓穴一样，盗墓者只盗走金银等物，而将墓中的竹简当火把烧了照明。
民国时期：
敦煌在民国时期几件大事，略记如下：
其一，苏联境内的白匪被驱赶至新疆后，又辗转安置在敦煌莫高窟。1921年6月，这批残兵约500人被敦煌当地政府全部安置在距县城50里的莫高窟中，以免威胁敦煌的治安。由此，莫高窟竟成了白军残部的收容所。这些白军官兵在莫高窟驻扎下来，一住就是5个月。这5个月中，莫高窟遭到了灭顶之灾，惨遭蹂躏和破坏。离乡背井、连年征战的白俄，心理极度扭曲。他们将洞窟和门窗、匾对尽行拆卸，刀砍斧劈，当成烧火的木柴。他们还毫不顾惜地在洞窟内架锅、生火、做饭。莫高窟内的很多壁画被烟熏火燎得面目全非，无法辨认。大量泥塑被断手凿目，挖心掏腹，对壁画则胡乱涂抹，乱刻乱描。时至今日，敦煌的工作者主要的任务之一还是清理白匪破坏的痕迹。
其二，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
张大千，四川内江人，祖籍广东省番禺，1899年5月10日出生于四川省内江市中区城郊安良里的一个书香门第的家庭，中国泼墨画家，书法家。20 世纪50年代，张大千游历世界，获得巨大的国际声誉，被西方艺坛赞为“东方之笔”。他与二哥张善子昆仲创立“大风堂派”，是二十世纪中国画坛最具传奇色彩的泼墨画工。特别在山水画方面卓有成就。后旅居海外，画风工写结合，重彩、水墨融为一体，尤其是泼墨与泼彩，开创了新的艺术风格，因其诗、书、画与齐白石、溥心畲齐名，故又并称为“南张北齐”和“南张北溥”，名号多如牛毛。与黄君璧、溥心畲以“渡海三家”齐名。二十多岁便蓄著一把大胡子，成为张大千日后的特有标志。
1941年3月，张大千率领弟子与家人离开成都，远赴敦煌。这一去，到1943年11月才重返成都。在敦煌期间，张大千整理文物，为洞窟编号，临摹壁画276幅。敦煌之行，开拓了张大千的眼界，对他的画艺长进帮助甚大。
在敦煌期间，除临摹之外，张大千还破坏了部分壁画，将外层剥离，目的是为了揭开下层壁画。当然原因总是有的，比如外层破败不堪，故揭去。也有不慎破坏的。当时敦煌壁画的文物价值并未得到社会的认可，张大千此行不是 以文物保护的目的而纯粹是个人的业务修行，存在破坏的现象也不可避免。
1942年12月5日傅斯年、李济给于右任的信中说：……张大千先生欲遍摹各朝代人
之手迹，故先绘最上一层，绘后将其剥去，然后又绘再下一层，渐绘渐剥，冀得各代之画法。冯、郑二君认为张先生此举，对于古物之保存方法，未能计及。盖壁画剥去一层，即毁坏一层，对于张先生个人在艺术上之进展甚大，而对于整个之文化，则为一种无法补偿之损失，盼教育部及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从速去电制止……。
向达致傅斯年书信原文：“张大千以一江湖画家，盘踞此间，已历年余，组合十余人，作临摹工作，任意勾勒原画，以便描摹，损坏画面，毫不顾惜。且以洞窟作为卧室，镇日关锁，游人裹足。尤其令人愤慨者，为擅自剥离壁画。张氏崇拜北魏、隋、唐，遂以为宋以下无一可取，凡属北魏、隋、唐原开而经宋元重修者，辄大刀阔斧，将宋元壁画砍去，以求发见隋、唐作品年号、题识，唯日孜孜，若恐不及。似此更二三年，千佛洞遭罹浩劫，将不知伊于胡底矣！”
除破坏壁画一项外，张大千还带走了数量不明的敦煌文物。据敦煌研究院资深学者贺世哲披露，“据我所知，张大千先生只是把张君义手交给前敦煌艺术研究所，现在还保存在敦煌研究院，其余文物张大千先生都带走了，后来流散到日本天理大学图书馆。”
张大千离开敦煌后，曾在兰州举办过一次画展，反响极大。年底回到成都，又于正月初一举办“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被誉为艺术盛事。此间，他还出版了《大风堂临摹敦煌壁画第一集》，扩大了敦煌艺术的影响。这是其有功处。
张大千此举，与王道士出卖藏经洞文物同出一辙。在当时的社会情况下，敦煌壁画并未作为国家级的文物，社会也无此共识。这是整个社会的问题，归结到个人也有失公允。但作为张大千个人，其个人的文化修养似乎不应作出此事，作为艺术大家，他应该比别人更懂得壁画的珍贵，也应该明白对于文物而言个人的艺术价值观不能凌驾于历史价值观之上。
其三，敦煌研究院成立。
张大千事件之后，在有识之士的呼吁下，于1944年2月，在敦煌莫高窟设立了保管、研究机构--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从此敦煌莫高窟受到了国家的保护。几乎每个研究者都为保护敦煌的文化遗产贡献了自己毕生的精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