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昏头晕脑地来到了行将住在那里的房间——它看上去像厨房，实际上的确是厨房，不过贴了满墙的壁纸，水池对面放了一张床。
这是我大学毕业后在长春一条叫做“幸福”的街上，租到的第一个属于我自己的房间。那天公司团建喝了酒，我带着满身酒气来到了那里，听房东说每个月五百五十元，包水费和网费，我就住下了。
那间房子大概有五、六个房间，我猜我的那间是最小的，而且外边就是阴面的阳台，冬天暖器不怎么热，只有下午的时候，阳光才能在我的墙上停留一会。
在幸福街上，有许多小吃，我吃过鸡汤米线、老北京馅饼、兰州拉面……兰州拉面那家，有一个漂亮的回族姑娘，所以我经常去。在幸福街的一端，是长春大学食堂，那里饭菜很便宜，夏天吃过晚饭，就走到长大的操场上跑步。
回到房间，要么看球，要么听音乐和读书，有时也写一点东西。每天过得和现在一样快，但初面社会，时常感到事与愿违，虽然现在也是如此，那时的反差更大一些。
那时长春亚泰的主场还在经开，下班约了方领导去看球，回来赶着最后一班轻轨再回来，方领导没地方住，我俩就挤在房间的小床上，头对着脚凑合了一晚；第二天我照常又挤着破旧的、天气热可能会着火的一九三路公交车去上班。之后的夜场比赛，方领导就没来过我那里了，我的房间太小了。
一年后，我从那间房子搬走了，也离开了那座路边刻满了我的故事的城市。那个房间，是现实主义的。
杭州是一个很热的地方。我刚来那天东北的气温在零度左右，杭州已经三十度了。我在宾馆住了三天，然后在下沙租到了一千三百元的房间。羊鹿蝇帮我去超市搬了一些日用品，我走错了路，我们在太阳下饶了一大圈才回到我的房间。
住在我对面那间的哥们，养了一只猫，那只猫喜欢在我开门的时候，探头望着我，我也挺爱望着它的。
躺在床上，能听见外边学校的钟声和公交车路口转弯的语音提示。楼下是沙县小吃，和一家剪头二十五元的理发店，我以为那是不便宜的，后来我再未在杭州遇见三十元以下的理发店；一年后我回到当时的住处，理发店也已经不在了。
我仅在这房间住了一月有余，就搬到滨江去了。这个房间没有太多的故事，但我觉得它能为我带来更多的故事，所以它是理想主义的。
滨江的房间更大一些，除我之外，还有一个哥们住在隔壁，我猜他是程序猿。另外两个房间是房东在住，一间是两个房东每个月轮流住，其中一个房东住的时候，每天在客厅拿着佛经念佛，有些字不认识，还会问我；一间住的是个老太太，大概是房东的长辈，她说的话我从来听不懂，腿脚也不太便利，要依靠拐架，走路就发出“哐、哐”的声音，偶尔在房间里还会“哎呀——”地呻吟几声，我担心她会死去。
走出房间，临着一条小河，吃过饭或者雨后，我常去散步，河边有妇女在洗衣服，石板上有时会看见螃蟹。
小区的另一个房间，廖导曾住在那里，我去他那聊过电影和剧本，没过多久，廖导就离开杭州了，走之前，我们在小区傍边的饭馆喝了两杯酒。
走远些，楼群密集处忽豁然开朗，有一古镇展现在眼前，名为“西兴古镇”。那是有着烟火气而没有一丝商业气息的古镇，街道清静、白墙青瓦，一条古运河贯穿其间，站在桥上望去，居民撒网打渔，怡然自乐，真乃世外桃源也！
春天下着小雨，古镇雾霭蒙蒙，我去过一次，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的、撑着油纸伞的姑娘，可是那里依然寂静如常，恐怕现在的女孩大都向往热闹罢了。冬天飘雪的时候，我又去过一次，相比西湖的拥挤，这里才是值得流连忘返的。
这是我住过最久的一个房间，比在长春的那一间还要长一点。在这里我大多是孤独的，我喜欢这种孤独的感觉，喝点酒、唱唱歌，很有罗曼罗兰的英雄主义。
夏日来临之前，我辞职去了海边，回来后把行李搬到了新公司附近的房间。帮我运完行李的货拉拉大哥，听说我做新媒体，特意祝我多涨粉丝，我挺高兴的。
这个房间有点小，但格调很现代，夏天很少有蚊虫，是目前我住过最舒适的。
在我楼下的草坪上，住着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每天早上，他们在风车前围成一圈，或是站成一排。有天晚上，下了闷热的雨，我回来看见他们的风车倒了，他们一定伤心极了。直到两天后，天空晴朗，太阳升起，他们的风车又重新立起，但风车的扇叶折断了两片。从此至今，白雪公主和一个小矮人就待在风车的屋子里面了，另外的矮人，照常每天早上变换着队形。
孙老板住在我对面的公寓里，她和国际男友在一起的时候，我和住在附近的赵姑娘，去她那吃过两次正宗的美国汉堡和一次小龙虾，每次吃完我们都坐在一起打UNO牌，很晚才回来。
经过楼下的草坪，看看小矮人们在做什么，这段日子是很魔幻主义的。
“离群索居者，不是野兽，便是神灵。”我从人群中回来，亮出迷人的獠牙，冲着镜子中的魂魄一吼，竟唱出了悠扬的梵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