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挤车的日子

作为一个资深的上班族，深知一大痛苦的事情，就是被闹钟从甜美的梦乡中唤醒。其实唤醒也没有什么，最痛苦的事情莫过于是从热乎乎的被窝中爬起来，特别是冬天的被窝。那是对意志力的极大考验。而每次与被窝先生打持久战，往往都会输得灰头土脸。

站在冬天的街头等车是另一大痛苦，尤其是吹着凛冽寒风的早晨。此时天还未亮，星星还在探头探脑，躲躲闪闪。路灯也不甚明亮，来来往往的小车都开着车灯，从街边飞驰而过，虽乘奔御风不以疾也。一闪一闪的车灯，刹那间就让汽车有了生命，使得它们就像是一条条在黑色幽暗的深水底快速流动的鱼。

疾驶而过的小车，往往裹挟着一股冷风。于是我缩缩脖子，理理被吹散的头发，再裹紧大衣，继续朝着公交车来的方向张望，等候。亦舒在小说里曾说，在寒风里的公交车站站上四五个小时，再美的美女也是“尘满面，鬓如霜”。《西厢记》里，张生难忘崔莺莺“临去时秋波那一转”，倘若崔小姐是站在这样一个冬日的公交车站街头，风吹乱了她的秀发，满面尘灰烟火色，只怕那“秋波一转”也是如祥林嫂般的“只有那眼珠间或一轮”，张生如何再心生挂念？如何再“至今思君朝与暮”？

中巴车过来，售票员站在敞开的车门口，热情洋溢地招呼站台上的乘客：“青年，关坝，有座位有座位！”——这是几年前，现在早已换为环城无人售票车，这样的招呼声是早已听不到了。不过，这样的“有座位”，就如同黑车司机招呼的“上车就走”一样，当不得真。

大清早出门候车的好处是，人不多，车不挤。运气好，上车真的就有可能有座位。只不过，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有座位，这样的运气是少之又少。

有座位，不仅是因为舒服，可以头仰在椅背上昏昏欲睡，在车上补上没有睡足的觉，更重要的原因是，我这人天生的平衡感狂差，平时站在车上就像个保龄球一样，车一晃就到处乱滚，从车头滚到车尾，狼狈不堪。这我有切肤之痛。

有次，刚站上车，司机一起动，我就像一道抛物线一样朝车头扑去，吓了司机一大跳，以为大清早遇到抢劫。惊魂甫定，继续上路。再次起动，我虽及时抓住扶手，却仍情不自禁来了个托马斯全旋，从钟表12点一下子旋转到9点，身不由己地转了七百二十度，接着脑袋撞在扶手上，天地都倒过来了。有个漂亮的姑娘，坐在座位上，以手扶额，手掌遮住了脸，忍不住掩口胡卢而笑。

其间，一路上看似坦荡如坻的公路，却往往暗藏杀机。车子风驰电掣般过去，一不留神，一个凹处就在那里请君入瓮。此时的汽车，就像波涛中的一叶扁舟，一起一伏，直恨不得高歌：“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这时，才能真正体会到李白的“行路难，多歧路”，可不是随便乱发的感慨，实在是有先见之明。一段路，这壁厢刚修好，那壁厢电力、天然气、水管、光缆等悉数粉墨登场，一一开膛破肚。纵然再精湛的技艺，挖开了再补，也如绳子断了再结上，怎么都有疙瘩。倒不如给公路设计一件拉链衣服，一开一合，什么都解决了，倒也方便。

在这波涛起伏中，满座的乘客看着我抓着扶手，扭臀、跨腰，甩头，踢腿，大跳钢管舞。最主要的是，还不好看。实在难为他们了。

如果再稍晚点出门，抓扶手跳钢管舞也不可能了。因为人太多，挤。鼓囊囊的车子，像个怀胎十月的臃肿孕妇，蹒跚地过来。车门一开，人们奋力发挥雷锋同志的钉子精神：一钻，二挤。难怪有人曾说过，挤公交是包含散打、瑜伽、柔道、平衡木等多种体育和健身项目于一体的综合性运动，此言不差。

这时，驾驶员跟救护车似的，大呼小叫的。他最熟练的问候不是“您好，请投币”，而是“别堵着门，都往里走”。乘客们挪几个足窝儿，又能钉上来十几位。此时最能看出中国人的能屈能伸来。

往里挤一挤，靠一靠，人差点被挤成五香豆腐干，挤车，拼的就是心态和耐力——像《铸剑》里的眉间尺与大王，在油锅里只剩下两个人头也要厮咬到最后。

摩肩接踵，满车的人排列成人海。起步，人海向前倒过去，行车，人海又倒回原状。一浪一浪，一前一后，就是不倒！

倒过来倒过去的结果就是，很容易与旁边的来一个亲密接触。火气都大，先是争论，话不投机，然后争论迅速上升成为人身攻击，然后互相问候对方的身体器官和女性亲属，国骂“三字经”脱口而出。此时，他们自动把自己变成了一尊石猴，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都像忘了自己也是从娘胎里出来的。悟空，你又调皮了！

这时候的我最可怜不过了。挤在窗口边，手紧紧抓在窗口的横杆上，人海前后荡漾时，脸紧贴在肮脏的玻璃上了，连鼻尖都挤成一个三角形的小平面。我自人海向天笑，肩负着千万人的挤压，去留肝胆两昆仑。这可比体育课做俯卧撑辛苦多了。下了车，不由昂首挺胸起来，原来这一俯卧撑，却无形中治好了驼背。再揉揉挤成小平面的鼻子，发现，哦哟，鼻梁一去不复返了。

倒是一大意外。

这样的等啊等，挤啊挤，就像冯唐说的，人人都挤成了焦裕禄：焦急，郁闷，忙碌。

人生也就挤掉了大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