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四年，两个哥哥分别是五岁和八岁，而我刚好是能把简单的想法表达出来的年龄，这是我们第一次搬家，搬出村中的老家。
我们在深夜动身，没有路灯的村子黑漆漆一片，沉寂得可怕。二十年前的父亲很精瘦，喜欢穿喇叭牛仔裤，留毛主席发型，眼睛明亮。他一只手抱着我，让我坐在他的手臂上，另一只手摩挲着二哥的脖子，我盯着他的眼睛，懵懂地意识到，他是不愉快的。
半新的家具在晃荡的车上相互碰撞，发出“砰砰”的声响。
从老家搬出来，父母开始寻觅住处。为了方便做买卖，我们住过菜市场，母亲推门就能把蔬菜搬到门外，吆喝叫卖；也曾租借过一个相熟人的房子，那里开阔，有一大片黄土地，大黄狗追着我到处跑；最贫困的时期，我们挤在一间十多平方米的房间里，家具放进去后，剩余的空间连转身都会磕碰。
那时，父亲决定拿着所有钱去外面闯荡。
他离家后，在外颠簸，又极少回来看我们。有一次，他悄无声息地把结婚戒指当掉，才凑够了回家的车费。我记得是在一九九八年，父亲终于打工回来，回到租借的狭窄暗房里，他坐在床边，深深吸了一口烟，“走吧。”
他大手一挥，我们再度搬家。
新的容身处是一幢一层半的小楼房，与我们多次辗转过的地方没什么两样，沙灰色的房子挨着废弃的菜棚，父母相当满意，倒有长期居住的意愿。后来，我们发现这里有个奇特的邻居。
那是和我同年级的男孩，阿亮。
阿亮长得很胖，嘴角斜上方有一颗痣，阿亮很少讲话，也很少笑。他的妈妈康女士，是个奇怪的人，不同于我母亲身上所能见到的妇女模样，她活得相当自娱自乐。
康女士理了一个和阿亮一样的发型，泛黄，泛灰，蓬乱，有跳蚤。我家马路斜对面是垃圾堆，形形色色的气味飘满南方沿海的小城乡，路过时要捏着鼻子与它相会。我们的康女士像拾荒者，每天在垃圾堆翻来翻去，当着众人，神色自若，欣喜地从泥堆里拎起一只死鸡。
“她疯了。”我妈见了嘟囔道，米都忘了洗。
我们原本各不相干，直到阿亮砸开了我脑袋。当时家里只剩我一个人，我热了粥和菜，端着碗站在屋檐下吃。
一瞬间。
我的视线只剩那个打碎的碗，摊开的米水和脏兮兮的鱼干。我的人生仿佛停顿下来，血从头部源源不断地涌出，染花了脸蛋。有人将我抱起，到了诊所，医生把血擦了一遍，又转到大医院推进手术室。
我住院的那些天，康女士只来看过我一次。她和着衣袖擦了擦鼻子说，我没有钱赔。我的伤是她小儿子的杰作，阿亮趁我热饭菜的时候一溜圈跑上我家阳台，从阳台上把红砖头扔了下来。
母亲说：“算了，争这些没意义，就怕你爸找人家麻烦。”
事情虽然过去，但梁子算是结下了。
我父亲生平最厌烦唠叨。从老家出来，在外闯荡不仅生意失败，回来后建筑工地也无法施工，领的钱少，手下又天天在家门口等他出来开饭，尤其烦闷。好巧不巧，康女士不知和谁起了争执，她发起脾气，又唠叨了一上午，反反复复，满道上都是她尖锐的嗓音。
父亲无法忍受，“砰”一声踢开门，顺手捞起一块石子飞扔过去。真准。他178的个子160的体重也不是白长，直直地正中康女士小儿子的额心。
我妈扔下碗盘，满色惊恐，“是不是人家疯了你也要疯啊！”
那一刻，我很害羞。确切说来，是觉得有点羞愧。我一动不动地望着我母亲奔过去，查看阿亮伤势，或许是在那时，我才开始感受到成人世界的复杂。
康女士儿子没我伤得严重，可是母亲每天都会熬汤送到医院，看着阿亮喝下才放心回来。我舅舅曾劝母亲大可不必做到这份上，可她还是像个做错了天大的事的孩子一样小心翼翼，尽心尽力。
窝在这里的几年间，我像看戏一样观摩过追债战役，惶恐过妈妈将膝盖磕破洞的疼痛，体会过倏忽间隐藏的自卑。我开始感觉到，某些东西在变化了。
最明显的变化是，父母开始吵架。
他们的争执内容，追溯到多年前与亲戚的矛盾和怨恨，追溯到家庭败落、贫困潦倒的缘由。
已失掉工作的父亲日复一日地发胖，年轻时的毛式发型开始变得稀疏凌乱。与母亲争执时，管教我们时，眼神充满怨恨和愤懑，甚至显得非常专制。
“既然我不行，那我的孩子必须比我好”，他开始萌生这样的信念，对我们的童年施加控制。
我记得那年六月，阳光下，大哥和父亲对峙的场景。
那是大哥最后的一个儿童节，他六年级了，父亲接三个孩子回家，大哥却迟迟未从学校里出来。我跟在父亲身后，看见他三步并作两步冲进拔河队伍里，扯住大哥瘦弱的胳膊，一下子把他揪了出来。大哥一个趔趄，身子撞到了旁边的树干上，脸色苍白。
“你成绩很好了是吧！哈？整天惦记着玩！”父亲瞪圆了眼睛，烧红的脖子上凸出青筋。
大哥紧紧抿着双唇，身体几乎僵直。他扫了一眼那些围上来看热闹的同学，嘴抽动了一下，什么话也不说，只盯着父亲。那是一种无声的满含控诉、愤怒的目光。
那个年纪的我，没有办法理解这样的对峙。我手里还攥着学校给尖子生发的奖状，但已不能使我快乐。
夜里关灯睡觉时，被窝里传来哥哥低低的哭泣声。
这种变化让我措手不及。
有一天放学，家中家具又少了一半，我四处寻找养了四年的猫咪，却被告知父母用麻袋包起来，扔到野地去了。父亲站在床边，抱着睡了好几年的棉被，他忽然腾出一只手来捏了捏我脖子，我竟被突如其来的亲昵红了双眼。
“是不是又要走了？”
我转身跑出门外，低矮的菜棚边是下垂的电线，这时节，连黄花雀都没有了，我努力将酸涩生生咽了下去。
背着书包，提着简单的行李，一步一步跟在父母身后。我今年十三岁，一米五七，清瘦，身体刚刚显出少女的体态。
在落日的余晖里，我看着我的家人。十年前，我们从家乡逃亡至此，十年后又将继续踏上征途，父亲似乎把一次次迁徙当做一次次的重新开始，他怀揣着理想和动力、羞愧与无奈，逼迫自己担起男人的责任。
“我只想你们不要跟他们一样。”
我和两个哥哥沉默地交换眼神，又别过头去。
“不要跟我一样。”他又补充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