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1月20日 Lee公子 摘录自《枪炮、病菌与钢铁》第四章
农业化生产方式对比狩猎式生产方式，具有历史的先进性，这种先进性最终以对狩猎文明的侵蚀和对其人种的灭亡而得以体现。本章对于农业化生产方式对人类文明所起的深刻影响做了高屋建瓴、条理清晰的梳理，堪称经典，特此摘录分享。
自从现代人的祖先在大约 700万年前从现在的类人猿的祖先分化出来后，地球上的所有人类大部分时间都是靠猎捕野兽和采集野生植物为生，就像 19世纪黑脚族印第安人仍然在做的那样。只是在过去的 11000年中，有些民族才转向所谓的粮食生产：就是说，驯化野生动植物，以因此而产生的牲畜和农作物为食。今天，地球上的大多数人吃他们自己生产的粮食或别人为他们生产的粮食。按照当前的变化速度，在今后 10年内，剩下来的少数以狩猎采集为生的人群将会放弃他们的生活方式，发生解体或逐渐消失，从而结束我们几百万年来专以狩猎采集为生的生活方式。
不同部族在史前的不同时期学会了粮食生产。有些部族，如澳大利亚土著，却从来没有学会粮食生产。在那些学会粮食生产的部族中，有些(例如古代的中国人)是靠自己独立发展粮食生产的，而另一些(包括古代埃及人)则是从邻近部族学会粮食生产的。但是，我们将会看到，从间接的意义说，粮食生产是枪炮、病菌和钢铁发展的一个先决条件。因此，在不同大陆的族群是否或何时变成农民和牧人方面的地理差异，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他们以后截然不同的命运。在我们把下面 6章专门用来弄清楚粮食生产方面的地理差异是怎样产生的之前，本章将查考一下一些主要的因果关系，因为粮食生产正是通过这种关系带来了所有使皮萨罗俘虏阿塔瓦尔帕和弗雷德·赫希奇的族人剥夺利瓦伊的族人的有利条件。
第一个因果关系是最直接的因果关系：能够获得更多的可消耗的卡路里就意味着会有更多的人。在野生的动植物物种中，只有很少一部分可供人类食用，或值得猎捕或采集。多数动植物是不能用作我们的食物的，这有以下的一些原因：它们有的不能消化(如树皮)，有的有毒(黑脉金斑蝶和鬼笔鹅膏——一种有毒蘑菇)，有的营养价值低(水母)，有的吃起来麻烦(很小的干果)，有的采集起来困难(大多数昆虫的幼虫)，有的猎捕起来危险(犀牛)。陆地上大多数生物量(活的生物物质)都是以木头和叶子的形态而存在的，而这些东西大多数我们都不能消化。
通过对我们能够吃的那几种动植物的选择、饲养和种植，使它们构成每英亩土地上的生物量的 90%而不是 0. 1%，我们就能从每英亩土地获得多得多的来自食物的卡路里。结果，每英亩土地就能养活多得多的牧人和农民——一般要比以狩猎采集为生的人多 10倍到 100倍。这些没有感情的数字所产生的力量，就是生产粮食的部落取得对狩猎采集部落的许多军事优势中的第一个优势。
在饲养驯化动物的人类社会中，牲畜在 4个不同的方面养活了更多的人：提供肉类、奶脂、肥料以及拉犁。最直接的是，家畜代替野生猎物而成为社会主要的动物蛋白来源。例如，今天的美国人通常从奶牛、猪、羊和鸡那里得到他们的大多数动物蛋白，而像鹿肉这样的野味则成了难得的美味佳肴。此外，一些驯化的大型哺乳动物则成了奶和诸如黄油、奶酪和酸奶之类奶制品的来源。产奶的哺乳动物包括母牛、绵羊、山羊、马、驯鹿、水牛、牦牛、阿拉伯单峰骆驼和中亚双峰骆驼，这些哺乳动物由此而产生的卡路里比它们被杀来吃肉所产生的卡路里要多几倍。
驯化的大型哺乳动物还在两个方面和驯化的植物相互作用，以增加农作物的产量。首先，现代的园林工人或农民仍然根据经验知道，用动物的粪便做肥料可以提高作物的产量。即使在现代可以利用化工厂生产的合成肥料，今天大多数社会里作物肥料的主要来源仍然是动物的粪便——尤其是牛的粪便，但也有牦牛和羊的粪便。作为传统社会中的一个燃料来源，动物粪便也有其价值。
此外，最大的驯化哺乳动物与驯化植物相互作用，以增加粮食产量，这表现在它们可以用来拉犁，从而使人们可以去耕种以前如用来耕种则代价太高的土地。这些用来犁地的牲口有牛、马、水牛、巴厘牛以及牦牛和牛的杂交种。这里有一个例子可以用来说明这些牲口的价值：中欧史前期最早的农民，即稍早于公元前 5000年兴起的利尼尔班克拉米克文化，起初都局限于使用手持尖棍来耕作松土。仅仅过了 1000年，由于采用了牛拉犁，这些农民能够把耕种扩大到范围大得多的硬实土壤和难以对付的长满了蔓草的土地上去。同样，北美大平原上的美洲土著农民在河谷种植庄稼，但在广阔高地的难以对付的长满了蔓草的土地上耕种，要等到 19世纪欧洲人和他们的畜拉犁的出现。
所有这些都是由于动植物驯化比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能生产出更多的食物从而导致更稠密人口的一些直接因素。一个比较间接的因素是与粮食生产所要求的定居生活方式的后果直接有关的。许多狩猎采集社会里的人经常跑来跑去寻找野生食物，但农民必须留在他们的田地和果园附近。因此而产生的固定居所由于缩短了生育间隔期而促使人口变得更稠密起来。一个经常变换营地、以狩猎采集为生的母亲只能带一个孩子和很少几件随身物品。在前一个蹒跚学步的孩子能够快步行走，赶上大伙儿而不致成为累赘之前，她是不能生第二个孩子的。事实上，到处流浪的以狩猎采集为生的人通过哺乳期无月经、禁欲、杀婴和堕胎等办法，把孩子出生的间隔安排为大约每 4年一个。相比之下，定居的部族由于没有在迁移途中携带小孩这种问题的限制，他们可以多生多养，只要养得活就行。许多农业部族的生育间隔期是两年左右，为狩猎采集部族的一半。粮食生产者的这种较高的出生率，加上他们按每英亩计算养活更多的人的能力，使他们达到了比狩猎采集部族更大的人口密度。
定居生活的另一个结果是人们可以把多余的粮食贮藏起来，因为如果人们不能留在附近看管贮藏的粮食，那么贮藏就是毫无意义的。虽然有些到处流浪的狩猎采集部族可能偶尔也把几天吃不完的食品收藏起来，但这种富源对他们几乎毫无用处，因为他们不能保护它。但贮藏的粮食对于养活不生产粮食的专门人材是必不可少的，而对于养活全村社的人肯定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到处流浪的狩猎采集社会几乎没有或完全没有这类专职的专门人才，这种人材首先出现在定居社会中。
这种专门人材有两类：国王和官员。狩猎采集社会往往比较平等，它们没有专职的官员和世袭的首领，只有在族群和部落层次上的小规模的行政组织。这是因为所有的身强力壮的从事狩猎采集的人不得不把他们很大一部分时间专门用来获取食物。而一旦有了粮食储备，行政上层人物就可以控制别人生产的粮食，维护征税的权利，无需去养活自己，而以全部时间从事行政活动。因此，中等规模的农业社会通常按酋长辖地来组织，而王国只限于规模很大的农业社会。这些复杂的行政单位比平等主义的猎人群体能更好地发动持久的征服战争。有些狩猎采集部族由于生活在特别富足的环境里，如北美洲太平洋西北海岸和厄瓜多尔海岸，也逐渐形成了定居社会，有了粮食储备和新生的酋长辖地，但他们没有在通往王国的道路上更进一步。
通过税收建立剩余粮食储备，除了养活国王和官员外，还能养活其他专职的专门人材。与征服战争关系最直接的是，剩余粮食储备可以用来养活职业军人。这是不列颠帝国最终打败新西兰武装精良的本土毛利人的决定性因素。虽然毛利人取得了几次惊人的暂时胜利，但他们不能在战场上保持一支常备军，所以到头来还是被 18000人的英国专职军队拖垮了。粮食储备还可以养活为征服战争提供宗教理由的神职人员，养活像制造刀剑、枪炮和发展其他技术的金属加工工人之类的手艺人，以及养活能够保存信息的抄写员，因为他们所记录的信息比人们能够准确记住的信息要多得多。
至此，我已着重指出了作为粮食的农作物和家畜的直接和间接的价值。然而，它们还有其他用途，例如帮我们保暖和向我们提供有价值的材料。农作物和家畜生产出的天然纤维，可以用来做衣服、毯子、网和绳子。大多数重要的植物驯化中心不但培育粮食作物，也培育纤维作物——主要有棉花、亚麻(亚麻布的原料)和大麻。有几种驯化动物则出产动物纤维——特别是绵羊、山羊、美洲驼和羊驼的毛以及蚕丝。驯化动物的骨头是冶金术发明前新石器时代各部族用作人工制品的重要原料。牛皮被用来制革。在美洲许多地方栽培最早的植物之一是为非食用目的而种植的，这就是用作容器的葫芦。
驯化的大型哺乳动物在 19世纪铁路发展起来之前成为我们主要的陆路运输手段，从而进一步使人类社会发生了革命性的剧变。在动物驯化之前，由陆路运输货物和人的唯一手段就是用人来背。大型哺乳动物改变了这种情况：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可能迅速地不但把人而且也把大量沉重的货物从陆路运到很远的地方去。供人骑乘的驯化动物有马、驴、牦牛、驯鹿、阿拉伯单峰驼和中亚双峰驼。这 5种动物和羊驼一样，都被用来背负行囊包裹。牛和马被套上大车，而驯鹿和狗则在北极地区拉雪橇。在欧亚大陆大部分地区，马成了长距离运输的主要手段。 3种驯化骆驼(阿拉伯单峰驼、中亚双峰驼和羊驼)分别在北非地区和阿拉伯半岛、中亚和安第斯山脉地区起着类似的作用。
动植物驯化对征服战争的最直接的贡献是由欧亚大陆的马作出的，它们在军事上的作用，使它成了那个大陆上古代战争中的吉普车和谢尔曼坦克。我在第三章中提到，马使得仅仅率领一小群冒险家的科尔特斯和皮萨罗能够推翻阿兹特克帝国和印加帝国。甚至在早得多的时候(公元前 4000年左右)，尽管那时人们还仍然骑在光马背上，但马可能已成为促使操印欧语的人从乌克兰向西扩张的必不可少的军事要素。这些语言最终取代了除巴斯克语外的所有早期的欧洲语言。当马在后来被套上马车和其他车辆时，马拉战车(公元前 1800年左右发明)开始在近东、地中海地区和中国使战争发生了革命性的剧变。例如，在公元前 1674年，马甚至使外来的希克索斯民族得以征服当时没有马的埃及并短暂地自立为法老。
再往后，在马鞍和马镫发明后，马使来自亚洲大草原的匈奴人和一波接一波的其他民族对罗马帝国和后继国家造成了威胁，最后以蒙古人于公元 13世纪和 14世纪征服亚洲和俄罗斯的许多地方而达到高潮。只是由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采用了卡车和坦克，马的作用才最后被取代，而不再是战争中主要的突击手段和快速运输的工具。阿拉伯骆驼和中亚骆驼也在各自的地理范围内起到了类似的军事作用。在所有这些例子中，驯养马匹(或骆驼)或改进对其利用的民族，在军事上拥有了对没有这些牲口的民族的巨大优势。
在征服战争中同样重要的是在驯养动物的社会中演化的病菌。像天花、麻疹和流行性感冒这类传染病作为人类的专化病菌而出现了，它们原是动物所感染的十分类似的祖代病菌由于突变而衍生出来的(第十一章)。驯养动物的人成了这些新演化出来的病菌的第一个受害者，而这些人接着又逐步形成了对这些新的疾病的强大的抵抗力。当这些有部分免疫力的人与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这种病菌的人接触时，流行病于是产生了，使 99％的以前没有接触过这种病菌的人因之而丧命。从驯养的动物那里通过这一途径而最后获得的病菌，在欧洲人对美洲、澳大利亚、南非和太平洋诸岛的土著的征服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总之，动植物的驯化意味着人类的粮食越来越多，因而也就意味着人口越来越稠密。因此而带来的粮食剩余和(在某些地区)利用畜力运输剩余粮食，成了定居的、行政上集中统一的、社会等级分明的、经济上复杂的、技术上富有革新精神的社会的发展的先决条件。因此，能否利用驯化的动植物，最终说明了为什么帝国、知书识字和钢铁武器在欧亚大陆最早发展起来，而在其他大陆则发展较晚，或根本没有发展起来。在军事上使用马和骆驼以及来自动物的病菌的致命力量，最后就把粮食生产和征服之间的许多重要环节连接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