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

唐代经历唐太宗“贞观之治”、唐高宗“永徽之治”、武则天的“治宏贞观，政启开元”“贞观遗风”及唐玄宗的“开元盛世”后，成为了一个国富民强的国家。

玄宗开创的开元盛世把大唐帝国推向了极致，执政初期，任用贤才，建设国家，国富民安，是一个明君的好形象。这是一个君臣共治的时代。双方都在小心翼翼地进行磨合和探索，试图在强有力的君主和他的辅臣之间建立一种健康的关系。因此，这也是一个克制的时代。玄宗谨慎而明智地运用着皇权；宰相勤劳国事，同时防止国家进行劳民伤财和野心勃勃的冒险行动，有如帝国的定海神针。 难怪姚崇和宋璟虽为名相，执政期间却并没有多少惊天动地的作为。因为他们的治国方略和时代特征就是这样十六个字：四夷来寇，驱之而已；百姓富饶，税之而已。

唐太宗、唐高宗等在位期间屡次开疆拓土，使唐朝成为一个国境极为辽阔的国家。同时，为了加强中央对边疆的控制、巩固边防和统理异族，唐玄宗于开元十年便于边地设十个兵镇，由九个节度使和一个经略使管理。此等每以数州为一镇的节度使不单管理军事，而且因兼领按察使、安抚使、支度使等职而兼管辖区内的行政、财政、人民户口、土地等大权，拿安禄山来说，一人便兼任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这三地之间地域相连，兵力又于诸镇之中最强，拥兵20万，实力强大。这就使得原来为一方之长的州刺史变为其部属。节度使因而雄踞一方，尾大不掉，成为唐皇室隐忧。

只可惜，大唐的极盛在忧患中生，确也在安乐中死。玄宗荣耀地躺在了自己的功劳簿上，开始了好大喜功，沉迷酒色的昏聩下半生。当杨贵妃走进玄宗的视线，跳起霓裳羽衣舞时，金玉其外的帝国已是岌岌可危。云鬓花颜金步摇，芙蓉帐暖度春宵；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

唐玄宗后期，“口有蜜、腹有剑”的奸相李林甫，把持朝政达十九年之久。他在职期间排斥异己，培植党羽，把持朝政。继他上台的杨贵妃之兄杨国忠，更是一个“不顾天下成败”，只顾循私误国之人，他公行贿赂，妒贤忌能，骄纵跋扈，不可一世。奸臣当道，加深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尤其是杨国忠与安禄山之间争权夺利，成了安史之乱的导火线。

当渔阳的鼙鼓声声敲响，安史的胡骑踏向中原大地，踏向繁华富庶的大唐帝国时，帝国的皇帝正在华清池的温泉里和他的杨贵妃鸳鸯戏水，甚至在接到情报后的他竟然不相信他们所宠爱的禄儿会反！洛阳、潼关失陷后，长安一片混乱，百姓逃散，玄宗携贵妃等仓皇逃往蜀中。玄宗出逃之后，太子在灵武即位，即唐肃宗。直到公元763年，唐朝才打败叛军。

由于发起叛唐者乃是安禄山与史思明二人为主，故事被冠以安史之名，又由于爆发于唐玄宗天宝年间，也称天宝之乱。安史之乱历时七年零三个月，虽然乱事最终得以平定，可是很多后世史家均认为安史之乱不但是唐帝国由盛转衰的转折点，而且对中国后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对外关系的发展均产生极为深远而巨大的影响。

安史之乱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战乱使社会遭到了一次空前浩劫。杜甫有诗曰，“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藜，我里百余家，世乱各东西”。这说明经过战乱，广大人民皆处在无家可归的状态中。

由于战争，造成劳动力严重不足，统治阶级不得不增加税收，使阶级压迫和统治阶级的压榨更加深重。因而促使农民和地方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化，最后迫使农民不得不举兵反叛，形成唐中叶农民叛乱的高潮。其中规模较大的有发生于宝应元年的浙东袁晁之乱，同年的浙西方清之乱，以及同期的苏常一带的张度之乱，舒州杨昭之乱，永泰年间邠州之乱等等。这些叛乱虽说很快就被镇压，但更加削弱了唐朝的力量。

安史之乱，摧毁了统治基础，削弱了封建集权，为封建割据创造了必要条件，使唐王朝自盛而衰，一蹶不振。此后实际上统一的中央王朝对地方的控制力减弱，安史余党在北方形成藩镇割据，各自为政，不服朝廷管理，与唐王朝分庭抗礼直到唐亡，这种现象没有终止。

经过安史之乱，唐王朝也失去了对周边地区少数民族的控制。安禄山乱兵一起，唐王朝将陇右、河西、朔方一带重兵皆调遣内地，造成边防空虚，西边吐蕃人乘机而入，唐王朝从此内忧外患，朝不保夕，更加岌岌可危。

华清池没了杨贵妃的身影，唐明皇也不再指挥《霓裳羽衣曲》。安史之乱终于将充满危机的帝国推向了深渊，虽然出现了短暂的中兴，中外咸理，纪律再张，可惜已不足以挽回下落的颓势，大厦将倾，岂独木可支。

唐朝的衰落源于安史之乱的爆发，唐朝的灭亡是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朋党之争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藩镇长期割据，与中央对抗，严重削弱了中央集权的力量;宦官专权，使皇帝大权旁落，严重破坏了国家正常的统治秩序;朋党之争，瓦解了统治集团的力量，严重动摇了唐朝统治的阶级基础。

最后，“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私盐贩子出身的黄巢，又用农民大起义踹了唐王朝一脚。帝国就像要坠落的残阳，摇摇晃晃地沉入了黑暗，黄巢为帝国掘好了坟墓，朱温则亲手埋葬了李唐。公元907年，二百八十九岁的帝国终究咽了气。

从此后只能梦回盛世大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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