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者｜武汉救助员吴骞：专门护送别人回家的人，再也没能回家

▲医护人员将患者送入武汉体育中心方舱医院（2月12日）。（新华社记者 肖艺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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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骞从1月18日起就住进了宾馆。他当时在朋友圈里写：“做了好事要有运啊”——这条朋友圈的上一条，是他16号出差广州后，与失聪男孩家人的合影。然而好运并没有降临在吴骞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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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法收治意味着做不了核酸检查，而没有检测结果的确认单，社区就没法再向上汇报。他就这样陷入了死循环。在接下来的一周，吴骞成了徘徊在统计数字外的“疑似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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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发于南方周末 未经授权 不得转载

文 | 南方周末记者 刘诗洋 王伟凯

责任编辑 | 张玥

过去一个月，疫情肆虐之下，许多普通人悄悄离开了这个世界。
作为疫情的发源地，武汉发生了最多的死亡，截至2020年2月27日12时，死亡2104人，占全国疫情死亡人数的77%。
37岁的武汉救助管理站调度员吴骞就是其中之一。
没有人能完整地勾画出他们从感染到死亡的真实路径，但应该记得的是，发生在2020年早春这场中国人与新冠肺炎病毒的战斗中，他们曾经的努力和无奈。
1

最后一趟任务

1月16日中午，武汉救助管理站调度员吴骞接到一项任务：护送一名独自坐火车来武汉的失聪男孩回家。
护送别人回家是他的日常工作。吴骞是武汉人，出生于1982年11月，2005年毕业于武汉理工大学艺术设计专业，2010年考入武汉市救助管理站。救助管理站隶属民政系统，原名收容遣送所，于2003年更名。每年春节都是全国各地的救助站最忙的时候，无家可归者们在此时总是更需要帮助。
据吴骞的同事杨晓回忆，因为小男孩的父亲已经在广州等待，单位要求他们当天接到任务10分钟之后就收拾好，赶到汉口火车站。
那时武汉还没有进入紧张状态，车站里几乎没人戴口罩。到了广州，将孩子交还给他父亲，已经入夜。正值春运，回武汉的车票已经售罄，吴骞联系当地的工作站，想办法安排了晚上十点半的站票。一行人挤在餐车里，吴骞把座位让给了同事，自己则坐在车厢过道的地板上吃泡面。
做了十年救助工作的吴骞此时不会想到，他刚刚完成的是自己生命中最后一次任务。
据吴骞的爱人张小璐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出差是吴骞工作的常态。他俩2010年5月登记结婚，6月吴骞就去了救助站工作，他工作认真负责，什么事都抢着干，工作内容最开始是上街巡逻，后来逐渐就变成了出差护送。她知道丈夫对自己很节俭，工作又很拼，总担心他一个人在外，吃不好，住不好。
在单位，吴骞的工作原本是调度，但只要人手不够，其他事情也要顶上去。过去多年，为出差，他俩没少吵过架。
在返程路上，吴骞告诉张小璐，他要17号凌晨3点才能到武汉，决定不回家直接去单位，睡一会就接着上班。
1月17日下午，吴骞像往常一样下班回家，因为前一天没休息好，他和家人聊了会就去睡了。第二天早晨起床，他觉得浑身乏力，一测体温，38.2度。
武汉当时还未笼罩在疫情的阴影之下。吴骞发现自己发烧这天，正是农历小年。在武汉市江岸区百步亭花园社区，4万多个家庭正聚在一起，参加后来闻名全国的“万家宴”。
因为家里有两个女儿，小的才两岁。张小璐担心是流感，怕传染给孩子，就催促吴骞赶快去医院挂针。一个家庭原本的正常生活也在那一刻戛然而止。
2

“希望站里能救救我”

吴骞从1月18日起就住进了宾馆。他当时在朋友圈里写：“做了好事要有运啊”——这条朋友圈的上一条，是他16号出差广州后，与失聪男孩家人的合影。
然而好运并没有降临在吴骞身上。他持续发烧不退，1月20号，吴骞的CT显示肺部有毛玻璃状白影，医生当时告诉他，是病毒性肺炎，但究竟是什么病毒，没有明确答案。
那也是武汉疫情第一次受到全民关注的一天。当天，钟南山院士首次对外肯定新冠肺炎病毒存在人传人，从这一天起，国家卫健委开始每天汇总发布新增病例，北京、上海等城市都相继出现病例。
而在武汉，危机还潜伏在水面之下。人传人公开后，患者在短短几天内就挤满了整个武汉的发热门诊。
1月20号当天，吴骞通过微信向他的直属领导刘勇请假并说明病情，刘勇询问：是否新冠肺炎病毒？吴骞回复，自己办不了住院，呼吸内科都没有床位，而且没有核酸试剂盒，也查不出来，只能先打针看看。
为了尽早做检测，吴骞先后去了社区医院、新华医院、武汉市中心医院和武汉红十字会医院，但始终没能入院治疗。张小璐在家也疯狂给社区打电话，想通过上报病例得到住院机会，但得到的回复总是令人失望——无法收治意味着做不了核酸检查，而没有检测结果的确认单，社区就没法再向上汇报。
他就这样陷入了死循环。在接下来的一周，吴骞成了徘徊在统计数字外的“疑似患者”。
作为相处十年的同事，在刘勇和吴骞的微信聊天记录里，吴骞起初还比较乐观，他似乎并不相信自己感染了新冠肺炎。他曾回复刘勇说，医生建议他在门诊打针，去了医院只会越来越严重。“那个病早就隔离了。”
在吴骞四处求医的那些日子里，张小璐能做的就是不停地打电话，并强烈要求吴骞换一个好一点的酒店。这期间，吴骞的父亲曾陪他去医院排队做检查，两人从早上一直排到傍晚。后来吴骞自己去酒店住下，老人又给他送饭，每次去都想多看他两眼，但为了隔离，吴骞总是躲在厕所里，让父亲把饭放下就走。
但到了除夕那天，他母亲实在想念儿子，就跑去酒店看他。回家后不久便出现发烧的症状。张小璐回忆，婆婆应该就是那天被感染了，但他们当时希望吴骞安心治病，就没有告诉他。
一家人就这样被病情隔绝。随后的日子里，绝望和悲观开始笼罩吴骞，在1月26日和刘勇微信聊天时他说，现在的解决办法，就是在外面熬，熬到不行了医院才收，刘勇将这些情况都汇报给了站里，希望能帮他解决床位的问题，但彼时正赶上武汉疫情最猛烈的时候，在他们通话的当天，仅武汉就有698个新增病例。
直到此时，吴骞仍没有确诊感染新冠肺炎，他也因此而得不到更多治疗。在与刘勇的聊天中，他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说：“希望站里能救救我。”
就这样一直拖到1月28日，吴骞终于住进了汉口医院。但此时他的病情已进入重症，由于武汉当时启动最严格的隔离封闭措施，即便是家人也无法每天获知吴骞的情况。同事杨晓后来回忆，吴骞住院后，有一次她发微信询问病情，吴骞只回了三个字：
“我在熬”。
3

“我要接他回来”

去广州出差的26天后，2月10日，武汉救助员吴骞离开了人世。
直到他去世，也没人能确认吴骞到底是怎么生病的。南方周末记者接触的多位同事和家人，都猜测1月16号那次去广州出差前后，他感染了病毒。但在张小璐看来，1月18号吴骞发烧后没得到有效救治，以及多次去医院可能存在的交叉感染，才是他生病的最主要原因。
和大多数起初都蒙在鼓里的普通武汉市民一样，患者只能依据官方给出的说法，来确定自己的感染路径。在张小璐的记忆里，他们一家都不怎么吃海鲜，也从来都没去过华南海鲜市场。
而刘勇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吴骞肯定是在工作中感染的，除了去广州出差那次，武汉救助管理站在华南海鲜市场旁边就有一个办公点，他们之前都经常要过去。
但整个救助站，却只有吴骞一人生病。与他同去广州出差的杨晓，后来也曾发烧，但吃完药仅过了一天就没事了。
在吴骞去世前一小时，医院曾给张小璐打电话，通知她可能不行了。张小璐让医生帮忙接通视频，要见他最后一面。
视频接通的时候，吴骞7岁的大女儿正在旁边。已经23天没见过爸爸，她一见面就大哭起来，对着手机反复问：“爸爸你怎么了？怎么躺下了？”
当时的吴骞，已经不能讲话。那是一家人最后的告别。张小璐说，她从没见过女儿这样不停地哭。
在同事和家人的印象里，吴骞一直是个乐观而坚强的人。在死亡到来三天前，他还曾期待奇迹，在2月7日QQ空间里，他这样写道：“每天咬牙检查，就是为了身后的她们。期待我的拐点早点到来。”
然而奇迹终究没有发生。现在，张小璐已很少在家提起吴骞。白天，她想尽办法让自己忙起来，照顾两个孩子，料理家里大小事。一直等到夜里孩子们都睡了，她才会推门走进吴骞的书房，悄悄想念自己的丈夫。
提起吴骞，她几乎全程都在哭泣。当南方周末记者问起，那24天里，吴骞说过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话时，她回答：
“他说很对不起我，这段时间（ 指春节 ）不能在家里。我说没事，你要加油。他说等过了这一段，我一定会对你更好的。”
这对结婚10年的夫妇原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他们家去年刚换了新房，张小璐工作不稳定，家庭收入不高，平时大的支出主要靠吴骞应付，他的离开让这个家庭一下子失去了顶梁柱。
武汉救助员吴骞的遗体于2月10日火化。同样患病的母亲至今也未痊愈，她到现在也不知道儿子去世的消息。因为武汉的防疫措施至今仍未解除，家人也没法为吴骞操办后事。
“我现在想的，就是疫情赶快结束，我要接他回来。”张小璐这样说道。
吴骞的同事，对他都很有感情，一位同事在聊起跟他的最后一通电话时，突然泣不成声，挂断了南方周末记者的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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