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稣坐在橄榄山上，众门徒前来问他，旧世界的末日，新世界的到来以及‘你的降临’，有什么预兆。耶稣答曰，你们将……听到战火连天的消息，但不用惊慌，因为这是必然发生的，但世界末日还没有到。国与国为敌，民与民为仇，整个世界都有饥荒，地震。但这些也不过是灾难的开始……许多人会因此放弃信仰，互相出卖，彼此仇恨。假先知也会出现，迷惑众人。那时世上罪恶滔天，人欲横流，很多人的爱心都冷淡了。”
----《新约·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
挑战陀氏的《罪与罚》，是一场谨谨慎慎的修行，是一次偶尔烦躁、偶尔困顿、偶尔欣喜若狂、偶尔泣涕横流、偶尔天旋地转中自问着冥冥天问的盛典。这个足以挑战欧洲文明乃至人类文明深度的天才，横跨150年跟他幼稚无知、懵懂激情的小学生对话，这是让我永久感动的喜悦。我一直在寻找对待陀氏的态度，我想是“安静”吧。如果我们不安静我们永远无法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天问和解问，永远去习惯于个人主义激情式的赞许或批判，永远习惯于去为了得出安定思考的结论而虚伪的证明。这场盛宴对于我的意义就是永远学会安静，永远暧昧平衡，永远没有终点。
我们没有十足的理由为一个杀人犯开脱，我们可以产生太多肾上腺素的激情去批判一个自大狂妄的、罪大恶极的拉斯柯尼科夫，可是一旦如此我们会在懒惰的思维中“错过”，“错过”属于拉斯柯尼科夫的一切可贵品质，可以说，在这样一个被打上消极标签的渴求权力渴求支配欲的小资产阶级人物的内心，在那些深沉的悲悯和认同感中，我发现了惊人的自我。
一、“有权杀人”的超现实命题
拉斯柯尼科夫的杀人行为是具有一个完备系统的自我哲学，他跟十恶不赦的罪犯、简单直接的报复都几乎没有关联。这一自我哲学发端于外在，培育于内心。外在表现为经济基础和宗教精神的变革：
（一）作品的发表时间为1866年，俄国农奴制改革之后，社会动荡。旧的经济基础逐步崩溃，新的资本主义关系不断确立，陀思妥耶夫斯基用大量的笔墨铺开一张痛的俄国的全景画。包括小公务员马美拉多夫因生活困顿整日酗酒为生，最终横死街头。其女索尼娅用贞操换取生存，养活继母卡捷琳娜·伊凡诺夫娜，可是生活的重创和自身的肺痨病最终把伊凡诺夫娜摧毁成了一个街头卖唱的神经病，吐血而亡。主人公拉斯柯尼科夫的生存环境也没有好到哪去，辍学的他住在一个几平米大的根本不能称得上是房间的窝里，被房东催租，物质条件的匮乏给他逼出了一定程度上的精神恍惚。他的妹妹杜妮亚险些因金钱为卢仁所骗。这种经济状态下，代表旧贵族资产阶级的阿辽娜·伊凡诺夫娜是一个放高利贷的老太婆，苦难的社会下层人士通过抵押物品的方式救急，而老太婆则进行异常残酷进行压榨。马美拉多夫的呼喊非常具有典型性，“你知道无路可走的感受吗？这个社会总得让人有路可走吧？”正是在这样的经济背景（说成生存背景可能更为贴切）下，拉斯柯尼科夫的善于思索的头脑和富有极大同情心的正义感被彻底激发，与其说不能忍受自我困顿的环境，不如说他需要看到的是一个生机勃勃的俄国。也就是说拉斯科尼科夫的观念里是“大我”超越“小我”的，也因这个前提，我也同时否定他的犯罪行为与自我的经济需求有直接的关系，即便他也是一个因饿濒死之徒。他的杀人行为和心理在实践时都是非常慌张的，他对于老太婆的经济掠夺最终埋藏在一块大石头下，审案时的重要细节是，拉斯柯尼科夫根本不能交代这方面的信息，因为他对于钱包里的钱（老太婆压榨穷人的）是连看也没有看过的。
拉斯柯尼科夫的“经济心理”还有另外的角度可以证明，首先是妹妹的婚事。卢仁是资产阶级富豪的代表，但为人恶劣，当母亲欣喜若狂的寄信给拉斯柯尼科夫说女儿即将嫁给一个光明的未来时（当时母女并不十分清楚卢仁的为人），主人公通过信中的含糊不清的表达和为了塑造卢仁美好形象的句子，对这门婚事表现出了义愤填膺的抗拒和“有卢仁没我，有我没卢仁”的绝命反抗。其次就是拉斯柯尼科夫对于苦难穷人的态度和行为（虽然他本人也是这个阶层无疑），他曾经在路上搭救过一个醉酒的少女，在梦中因为一匹被人类肆意欺辱的马而崩溃，而且把自己全部的卢布给了马美拉多夫一家做丧葬，对于索尼娅忍辱负重的人生道路表现出无以复加的同情（这一点与拉斯柯尼科夫的宗教观有相当大的关联）。
因此，我们可以推测，拉斯柯尼科夫深处经济条件水深火热的彼得堡下层民众中，把善的种子以救世般的决心推广给大众，把恶的苗头以超经济的形式对准了大资产阶级。
（二）我并不清楚欧洲的是十九世纪的宗教变革究竟有多深切，多浩荡。但启蒙运动的理性和科学虽然不能马上带来实质意义上的人类理性，毕竟催生了一个充满怀疑和发问的时代。“人们怀疑一切：命定论、天生贵贱、王权、信仰……尼采一声‘上帝死了’，人类从上帝的束缚中挣脱出来，获得了绝对的自由，但同时也陷入了虚无之中。”如果“上帝死了”，我想最大的解构来自于两个方面，一个是“意义”的重构，一个是道德的维系。人活着是需要“意义”的支撑的，这是人类存在以来最大的依赖。而上帝是赋予这个“意义”最好的一种方式，因为有天堂，有地狱，有彼岸。而如果我们失去了这些，就必须通过另一种内容填饱我们的意义。“为了生存，人必须要赋予毫无意义的人生与世界以新的意义，必须制订人们能安身立命于其中的价值体系。”
那么这个“新的价值体系”，尼采制定了“权力意志”观点，“他认为人有上下等之分，不过区分的标准不是道德价值，而是权力意志。有大胆的支配力，敢于大胆地去实现自我主张的人就越伟大，就是上等人、超人。反之，有着牺牲奉献无我的道德宗教精神的人，是颓废的懦弱的奴隶的下等人。”
“权力意志”的观点也来源于生存竞争学说，即“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观点，“这种思想认为达尔文主义，特别是它的核心概念——生存竞争所造成的自然淘汰，在人类社会中也是一种普遍的现象。认为它在人类的进化、发展上起着重要的作用。这种思想常被利用来强调人种差别和阶级存在的合理性以及战争不可避免等。”
拿破仑可以成为以上学说的一个典型例子，人们崇拜拿破仑式的英雄主义，即便他杀人无数，也给予他最大的宽容，因为为了建构伟业在需要的时候他必须跨过尸体和血泊。
上帝之死对道德维系的冲击则显得让人面临更为现世的苦闷，那便是对为所欲为的放纵，因为不再与地狱；对忍辱负重的抗拒，因为从没有救赎。我并不能因此判断拉斯柯尼科夫的杀人行为是因为不信教的为所欲为，但主人公能够在善的综合体中爆发出此般可以有万种理论支持的恶，却与缺乏基督精神有着深刻关联。这也被认为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书写《罪与罚》的最大主题，那就是警示和鞭策世人，让基督精神绝望中的救赎光辉洒满世界。而代表上帝说话的人，代表基督精神的人便是拉斯柯尼科夫最终的爱人索尼娅，她以圣母般的姿态承受着现实的莫大苦难。
（三）我们来看一看受以上环境、思潮所影响的拉斯柯尼科夫的思想体系，他认为：“人一般地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低等人（平凡的人），只是一种繁殖同类的材料，一类是名符其实的人，即具有在他们自己的环境里说出新见解的才能活着禀赋的人。具体来说，第一类人的禀性是保守的，循规蹈矩的，他们在顺从中生活，而且乐于做顺民。他们也应该做顺民，这是他们的本分，对他们来说，这里完全没有什么屈辱。第二类人全部犯法，根据能力大小，他们是破坏者或者倾向于破坏的人。这些人的犯罪行为当然是相对的，而且是多种多样的，他们大多数在形形色色的生命中要求为了美好的未来而破坏现在。但是如果这种人，为了实现他的思想，需要跨过一具尸体，或者涉过血泊，那么，我想，他会在内心中，在良心是，允许自己涉过血泊的。”我特别想注意的是，这一套被拉斯柯尼科夫发表在学术论文上的理论体系上的一些用词。比如，他认为所谓的低等人也可以说是平凡的人，认为“这里完全没有什么屈辱”，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释除他骨子里的阶级差异、等级观念。比如，对于第二种人的理解中，用到“犯罪行为是相对的，多种多样的”。我觉得这个解释非常立体，他把犯罪这一概念明显泛化，甚至是比喻化，那些具有超越意义的挑战在这里都可以理解成犯罪，因为它们是“相对的”，“多种多样”的。再比如，“需要跨过尸体”，这个极端的例子我想是拉斯柯尼科夫最为苦恼和挣扎的。他深切的知道，即便在客观意义上他是第二类人，但是在无数种“犯罪”行为中选择这一种的心理压力无疑是他所难以承受的，（因为我认为他特意举出这一极端情况有为自己释怀的倾向），我否认他是一个在拿破仑英雄主义下沉迷于杀人幻想的理想家（即便他本身具有强烈的理想家属性）。如果我假设拉斯柯尼科夫的行为结局不是挑战世俗一切意义上的“杀人”，而是稍微低一层次的举动（这里我无法举出略低于生命之下，却无限逼近于此的现实例子），那么他是否不会遭到如此猛烈的攻击呢？同时，我也不认为他的思想完全符合社会达尔文主义，因为我看到他骨子里的一种单纯（这也许是我为他开脱的最大局限）。拉斯柯尼科夫根本不具备在挑战英雄情怀上的足够思考，我没有看到他在杀死老太婆之后的任何结构上的规划，没有看到他对于这次行为的经济欲望和权力欲望，他也没有资本去救世，去高人一等，这都是不具有现实性的。
可是他最终是杀了人，其中包括因为恐惧“误杀”了一个毫不相干的女人丽莎维塔（这个行为也为他最终的改变埋下了意味深长的伏笔）。我们可以说他的杀人是情绪爆发到极端的不可遏制，更可以说他深谙“犯罪法则”，却没有选择一种更智慧的“犯罪方式”，还可以说他根本没有到拿破仑对于杀人上的境界、勇气和担当。他以一种既没有选择收敛，又不足以走向英雄的结局，留给了我们长久的浪漫。
二、自我主义者的精神涅槃
我可以判定，在拉斯柯尼科夫的内心世界，在意义层（不是内容和形式层）上我发现了惊人自我的性质。主人公思想之所以能够形成和坚固，是来自于他的自我意识，当然你可以审判其为“极端唯我”。“拉斯柯尼科夫的‘唯我意识’源自于俄罗斯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其浓重的宗教因素。这样的因素使人们更多地倾向于沉思默想，倾向于思想的表达和交流。他离群索居、精神恍惚、整日沉思、孤独自由。”
善于刻画人物心理的天才，陀思妥耶夫斯基当然把这一点演绎到了极致。这个作品可以说就是拉斯柯尼科夫的心理活动和精神独白，非常细腻又非常深邃。而我所谓的涅槃的第一方面，是自我主义的警钟―――极端主义。自我意识与封闭意识有着天然不可分割的联系，晃晃荡荡中自然没有自我。对于拉斯柯尼科夫的“思维能力”来说，自我意识中的他所承受的问题不是简单的封闭，而是复杂的封闭。他的“思维能力”足以支撑他的自我主义思考，而凡是高能的自我主义思维就会产生矛盾，而矛盾解决的需求则加剧了这种思维方式的封闭力。如果我们站在数量和性质的角度将这种难以自控的思维判定为极端的话，其实也并非不可理解。
涅槃的第二个方面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答案：基督精神。这里反应了这部作品乃至作者本人世界观的巨大冲突，一方面我们看到的是代表拉斯柯尼科夫的“合理”的对于落后俄国批判精神，而一方面陀思妥耶夫斯基又将这种不能完成的批判，加上一个宗教的结局，即解决一切矛盾的方式就是基督精神，这也是在上文中“上帝之死”后的“道德重构”中所提及的。“在他心中，只有俄罗斯‘人民的真理’才能拯救犯罪者的灵魂，才能消除社会的罪恶，使人类社会得以发展。‘人民的真理’是什么？就是俄罗斯民族所固有的受苦受难的自我牺牲精神，恭顺仁爱，宽恕容忍的高尚品格，这一切都是千百年来俄国人民从上帝那里得到的神圣教诲。”当然，如果我们按照社会历史的观点，拯救落后的方式是革命，是改革，是资本主义的发展，这种内敛的自我承担似乎难以完成真正的救赎而走向集体苦难。
但我们仍然需要一个杀人犯：拉斯柯尼科夫，需要一个东正教徒：陀思妥耶夫斯基。
这也是我想说的自我主义的第三重涅槃。
在我眼中，我们的社会同时缺少丰满完整的“自我”和恭顺仁爱的“教徒”。
这种对于独立健康的人格和谦卑容忍的品性的鼓励，将有理由成为“圣母索尼娅”的光辉，照耀我们这些上帝的遗子。
王可心 广州新东方学校优能中学事业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