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电子支付、电子货币等快捷方式的推广，新技术正加快支付行业的转变。现实中，现金的使用比率不断下降，我国的非现金支付增速位居全球前列。由于网络经济的快速增长和智能手机用户数量的大幅提升，我国成了新支付技术实践的“热土”。无论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在发达国家，新兴电子支付不仅能够替代纸币的支付功能，而且能够依托支付渠道解决弱势人群的金融需求。
我国电子支付尤其是移动支付业务保持快速增长，第三方支付机构发展势头迅猛。在第三方网络支付交易规模中，互联网支付是最主要的业务类型。当前，我国第三方支付市场发展呈现几个特点：一是用户规模不断扩张，移动支付用户增速更快；二是交易规模仍呈现快速增长，移动支付交易规模增长更为迅速；三是在交易规模结构细分中，个人应用在2016年异军突起，场景不断多元化。
——杨涛
在7月15日于上海举办的一场关于宏观经济形势分析的论坛上，杨涛做了以“从支付清算看经济金融运行”为主题的演讲。在论坛空隙，本报记者特别就我国支付清算发展的现状以及未来的走势等问题专访了杨涛。杨涛表示，随着电子支付、电子货币等快捷方式的推广，新技术正加快推动支付行业转变，将全面影响支付清算基础设施，包括支付工具、交易模式、清结算流程、支付中介与组织、支付账户体系、监管政策等。
我国成新支付技术实践“热土”
杨涛认为，金融市场基础设施是当前最重要且具有挑战性的金融研究领域，支付、清算与结算体系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现阶段，与日益增长的经济金融创新与发展需求相比，我国的金融基础设施有效供给仍然需要进一步加强。
“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关注的对象包括支付系统、中央证券存管、证券结算系统、中央对手方和交易数据库。我国支付体系由中国人民银行直接和间接主导的体系、第三方支付机构体系和证券清结算体系构成。从支付工具视角，可分为现金支付和非现金支付两大类，非现金支付包括票据、银行卡和其他结算业务。电子支付、网络与非现金支付在概念上不同，数据统计时有所交叉和重叠。”杨涛指出，随着电子支付、电子货币等快捷方式的推广，新技术正加快支付行业的转变。现实中，现金的使用比率不断下降，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目前，我国的非现金支付增速位居全球前列。由于网络经济的快速增长和智能手机用户数量的大幅提升，我国成了新支付技术实践的“热土”。
无论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在发达国家，新兴电子支付不仅能够替代纸币的支付功能，还能够依托支付渠道解决弱势人群的金融需求。以非洲国家肯尼亚为例，肯尼亚M—Pesa手机银行的出现，使得移动业务与家庭汇款等基本金融需求得到了密切结合，充分体现出移动支付的高效率和低成本，较好地解决了落后地区的支付需求。
杨涛指出，虽然目前纸币仍然有一定的需求空间，例如在美国，50美元到100美元间的交易仅16%用现金，而1美元以下的交易使用现金的比例高达66%。但在各国政策支持和科技进步的双重驱动下，全球都将不可避免地从现金走向电子支付。“2013年，挪威学者特朗·安德里森就曾指出：‘实物货币的必然消亡只是个时间问题。’当然，这一过程可能仍然是漫长的，因为所谓无现金社会，一方面需要支付习惯的转变，另一方面，也需要电子支付真正地在低成本、便利与安全之间做到极致。”
备付金成为“达摩克利斯之剑”
“总体来说，我国电子支付尤其是移动支付业务保持快速增长，第三方支付机构发展势头迅猛。在第三方网络支付交易规模中，互联网支付是最主要的业务类型。对比商业银行与第三方支付机构的市场份额，银行仍是支付清算主渠道，在大额支付、单位资金结算和跨境支付方面占据主导优势。”杨涛认为，当前，我国第三方支付市场发展呈现几个特点：一是用户规模不断扩张，移动支付用户增速更快；二是交易规模仍呈现快速增长，移动支付交易规模增长更为迅速；三是在交易规模结构细分中，个人应用在2016年异军突起，场景不断多元化。
“与此同时，现阶段第三方支付行业仍面临诸多问题与挑战，包括备付金管理问题、业务管理不规范问题、客户信息使用问题、市场退出机制建设问题等。在未来行业发展趋势上，技术因素、政策与规则因素、生态因素将持续影响市场发展，而增长、转型、并购、小额、创新、规范则成为关键词。”关于备付金，杨涛还指出，近年来，我国第三方支付市场快速发展，备付金起到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备付金作为保障支付过程的预收待付货币资金，也成为支付账户功能拓展和支付机构商业模式创新载体。在此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信息不透明、资金挪用、功能模糊等问题。再加上令人瞠目的规模膨胀，使备付金已成为监管者、支付机构、公众所共同面临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当前，央行推动的备付金集中存管，主要为有效应对两方面的挑战。一方面，虽然自2010年以来央行就不断完善支付市场制度规则，但备付金的‘诱惑’仍使诸多机构铤而走险。2015年8月份，浙江易士成为首个因涉嫌违规挪用备付金被取消支付业务许可证的支付机构。2016年底，受到各种处罚的支付机构多达30多家，这些多数是业务能力、管理水平相对落后的机构，尤其是预付卡机构；另一方面，对于行业领先机构来说，备付金直接挪用风险并不大，但却成为虚拟账户体系的核心，承担了过多的业务功能，或许也使支付服务与事实上的跨行清算服务掺杂在一起。考虑到备付金不属于支付机构自有财产，且具有某种‘准公共性’特征，备付金监管的重点是使其回归保障安全的基本职责。”杨涛认为，备付金集中存管符合当前支付清算体系改革的现实需求。以此作为起点，一方面可以更有效地驱逐市场“劣币”；另一方面能更好地促使“良币”高质量、更合规、更放心地创新与发展。
有效监管保障支付体系健康运行
杨涛还指出，支付清算体系的效率与安全一直就如同跷跷板，要想实现支付清算创新与发展，就需要把握好两者的平衡。“一方面，防风险、促规范、保安全是支付清算基础设施建设的‘安身立命之本’，正如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在其回忆录中写道：‘若是要存心搞垮美国经济，只需摧毁电子支付系统就行了。’虽然近两年欧美也开始更多突出支付市场效率，但其已有多年的严格监管和‘工程质量监督机制’。相比而言，我国则到了需大力抓好金融基础设施‘项目监理’、有效防范风险的时点，当然这一‘跷跷板’将来也是动态变化的。另一方面，持续推动支付清算创新与发展，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只有把支付‘蛋糕’做大做优，提升其‘交通效率’,才能真正实现各方共赢。当然，未来应当引导的创新思路，是从规避型、套利型创新，真正转向效率型、深化型创新。”
杨涛表示，进一步来看，支付监管与政策是支付体系健康运行的重要保障。“我们认为重点包括：一是创新监管方式，实现分类、分层、奖优罚劣；二是短期整治加上长效机制和顶层设计；三是规范与创新政策并重；四是将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作为重中之重；五是充分发挥自律机制的作用；六是积极借鉴国外经验，重点优化支付清算基础设施监管协调机制。”
借助新技术解决诸多难点
谈及支付清算的未来发展，杨涛认为金融科技的新技术将全面影响支付清算基础设施，包括支付工具、交易模式、清结算流程、支付中介与组织、支付账户体系、监管政策等等。
“在工具层面上的创新，包括一般非接触式支付创新、智能穿戴设备支付创新、生物识别技术支付创新等，以及新近出现的‘无支付环节’的虚拟支付方式创新和设想，即融合支付安全和支付效率的综合性支付技术创新。例如，将个人生物特征识别与云计算等技术结合，无需中间环节的个人身份、账户和信用水平等识别，消灭支付载体，直接完成支付，如亚马逊16年底推出的Amazon Go。”杨涛认为在创新路径上有一些共同特征，即围绕支付安全，利用各种网络虚拟技术，开发各种摆脱传统有形的身份、资金认证载体约束的新技术，让支付变得更加安全、便捷和高效，让支付不受外在载体和中介的约束，大大降低支付过程中的交易成本。
杨涛表示，可以借助新技术解决现有支付体系的诸多难点，包括进一步降低复杂性（尤其是涉及到多个参与方的跨行、跨境交易）、改善端到端交易速度和资产可得性、降低多个交易记录持有方的沟通成本、提高交易记录的透明性和不变性、通过改善数据管理提高网络灵活性、降低运营和金融风险。
“在未来，金融科技改变金融体系的一个重要切入点依然是支付清算，即货币的交易媒介职能。金融科技公司能否实现蜕变，关键在于能否构建不可逆的新商业模式。如果收入没有同步增长的话，理论上支付创新不能改变长期消费水平。”他说道。
杨涛表示，从实践角度来看，支付创新形成的商业模式必须不可逆，才有可能固化人们的消费行为模式。而不可逆的商业形态主要取决于消费者的消费偏好和支付偏好、传统商业企业对互联网的接纳程度和对自身经营的改变程度。而支付创新是否能真正让客户和资金脱媒，使金融科技公司转变为新型金融中介，一方面取决于新型商业模式产生的客户依存度，另一方面则取决于金融监管主体对金融科技公司的定位和监管。
杨涛还认为，新支付时代核心竞争力来源于场景建设。对此，无论是银行业还是非银行支付机构，未来在新兴电子支付发展中面临的挑战是趋于相似的，过去无非是第三方支付机构创新的空间和动力更大些，银行类机构创新的空间和动力更小些。不管大还是小，过去在新兴电子支付领域的发展动力，主要来自于供给端，也就是支付技术的演变所带来各种各样令人“脑洞大开”的支付工具创新，尤其体现在移动支付领域。
比较而言，部分支付机构在这方面已经走到了前面，银行业如果固步自封，即便有众多政策与资源优势，也将在未来的激烈竞争中逐渐落后。当然在新的政策思路引导下，也可能出现银行与支付机构的“共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