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派园林的发展分期（三）

三、发展期——隋、唐、北宋

       隋朝开凿京杭大运河，运河（浙江段）流经省内5个地级市：嘉兴、湖州、杭州、绍兴和宁波，这些城市作为航运中心经济繁荣，思想、文化与北方的沟通也更为密切。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定都杭州，浙江全境纳入其内，杭州成为全国经济繁荣和文化荟萃之地，佛教兴盛、寺庙林立。这个时期，浙江地区成为全国知名的粮食产区，社会经济发达，生活环境安定，文化底蕴深厚，宗教文化兴盛，浙江园林沿袭魏晋时期的自然山水园进一步发展。

       公共大园林方面，唐代造园大师、园林理论家白居易出任杭州刺史，浚湖筑堤，把西湖分成里湖和外湖，并写下大量吟咏西湖风光的诗篇，对杭州乃至浙江的园林发展影响深远；吴越国王钱镠在位期间，定期挖掘淤泥、芟除葑草、修建水闸、植树造林，美化了西湖及周边环境，湖中白堤绿柳成荫，芳茵遍地；环湖寺庙遍布，梵音不绝；孤山楼宇，一如蓬莱景色，岸马湖船，游人四季不绝。湖畔佛寺建筑和寺庙园林称胜一时，并出现了瑞萼园、西园、浓华园、南果园等名园；宋代文学大家苏轼任杭州知州、湖州知州期间整治西湖，清淤泥以筑苏堤，极大地改变了西湖的景观格局。同时，嘉兴城郊鸳鸯湖在唐代时已成为主要的风景名胜区，湖岸有真如古寺，湖畔有多处园林。唐德宗时名相陆贽，在鸳鸯湖中放鹤洲建宅筑亭，因园中有放鹤亭，故称其为“鹤渚”；唐文宗时，宰相裴休在放鹤洲上建别墅，改名为“裴岛”。此外，浙江境内的公共大园林鉴湖、南湖等都在这一时期逐渐成形，各类私家园林和寺观园林多营建于这些公共大园林的湖畔和周边群山之中，共享自然美景。如唐代嘉兴南湖烟雨楼的兴建，带动了彪湖（今南湖）一带园林的兴建，60余处私家园林多分布在湖周边。

       另外，京杭大运河的开凿催生了一系列新的园林景观。运河沿岸形成了一条亮丽的风景线，这些园林不仅满足了人们游览观赏之需要，同时也利于往来航运之人小驻休憩。嘉兴杉青闸之落帆亭、避邪引航之三塔、横跨运河之北丽桥和西丽桥等诸多景观，皆依运河而建。

       私家园林方面，由于远离政治中心，私家园林造园技艺较之中原地区仍有差距，多分布在城郊山水优美之地，形式较为简单。经古文献的考证，唐代越州（绍兴）私家园林别业可达60来处，多分布于镜湖四周，尤其若耶溪一带，如曲水园、小隐山园、赐荣园等，从当时描写园林别业的诗歌来看，这些园林多重意境，很少写到园林实景，一来可能是隐居多寒士，无力大量经营园林建筑，二是来此隐居者多是看中越中山水，故园林多天然成分。到北宋时期，经济的发展使造园者有能力将私家园林逐渐向城内发展，多择湖畔、山林处营建，规模较小，形式趋于精致。如绍兴城内卧龙山成为了造园布景中心，各园林依卧龙山而建，错落而富有层次。

       这个时期的寺观园林延续魏晋时期的脉络大量兴建，择名山胜景之中，借山水之美，构泉石之妙，因地制宜，巧建屋舍，呈现天人和谐的景象。绍兴的柯岩、羊山和吼山等地历经百年采石后，就是在这个时期通过僧人、匠人的艺术创作与加工，形成了堪称经典的寺观园林。杭州西湖区域，隋唐时的中天竺寺、凤林寺、庆律寺、天竺观音看经院、韬光寺、定慧寺、玉泉寺，吴越国时的南屏净慈寺、孤山智果观音院、报先寺，宝石山下应天院等，这些大型的园林成为灵隐寺之后的又一寺观园林艺术高标，有力地传承了西湖“东南佛国”的美名，奠定了西湖园林发展的基础，也是后世西湖园林发展的动力。同一时期的杰作还有嘉兴的楞严寺、金明寺，乐清雁荡山、宁波普陀山的寺观园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