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人民的名义》早已播完，我在旅途和工作间隙补看多集。难得好片，内容很深，也很浅。作为一名从体制内下海创业的商人，感触良多。
剧中，一个民营企业家蔡成功的股权纠纷，不仅牵扯到了利用政治资本起家的企业家高晓琴和赵瑞龙，更揭开了一个官商勾结的腐败窝案。
蔡成功之所以成为腐化腐败分子的人，原因在于蔡成功的服装厂很难在五大国有银行或者其他股份制银行（比如招商银行、兴业银行等）得到贷款，国有大银行和股份银行不会轻易给这类民营企业放贷。
蔡成功面临企业死路，他只能在城市银行或者农村信用社申请贷款，然而作为副行长的欧阳菁有权决定是否放款给他，并且在他寻求农村信用社贷款时，欧阳菁一个电话以“风险控制部门未批准”为由，成功断绝了蔡成功的贷款渠道。
其实，高小琴和赵瑞龙这样的民营企业家，实际只是祁同伟这样的腐败分子的白手套，而真正的民营企业家蔡成功面临的却是找不到贷款，只有两家地方银行会考虑给民营企业贷款，而且需要行贿才能拿到资格。这何尝不是目前我们国家所有中小型民营企业面临的困境，大银行看不上不给贷款，小银行挑刺多，滋生民间放高利贷者众多。
有评论称：民企老板高小琴、蔡成功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在中国，有个危险的职业：老板。“中国的企业家不是在监狱，就是在通往监狱的路上”剧中角色王大路一语成箴。
做企业不易为官亦难。《人民的名义》看似是一部反腐败斗争剧，其实该剧始终贯穿一个话题：扭曲的政商关系。剧中，区长、副市长、省市公检法领导干部、省委常委、乃至副国级领导人，无一不牵扯到蔡成功的股权纠纷案中。
从中国传统政治到现代政治发展的历程来看，无论是宏观层面还是微观角度，政商关系涵盖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权力与资本、官员与商人等多个维度，渗透在中国政治发展进程的始终。一方面，政商关系的演化促成了改革的加快；另一方面，在政商关系发展偏离轨道之后，则反过来阻碍改革的发展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
当前，巨大的社会变革，对官员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面对物欲横流、各种诱惑增多的花花世界，要当焦裕禄、孔繁森、牛玉儒、杨善洲式让群众拥护、领导满意的好官、清官，比过去更不易了。
剧中主要反映了两种类型的政商关系：一是钱物型，主要是通过金钱和礼物建立的一种政商关系，实际上是钱权交易，具有时效性、不确定性和犯罪性，如刘清泉、肖钢玉之流；二是利益捆绑型，将企业生产经营的收益与管理部门官员的收益相挂钩，让官员也参与到企业利益分享中，由此形成一种同盟的政商关系，如“干股”“搭股”“合伙开办企业”等，如祁同伟入股山水集团，这种关系将企业家与地方官员之间不对等的依附关系变成利益同盟和合作者的关系，以期为企业获得持久和稳定的政治上的庇护，争取更为宽松的经营环境。
树欲静却风不止，江湖之身难作主。剧中侯亮平局长的精神，其实每个官员身上都有，只是时隐时现、飘忽不定。如何保持住身上的这股“正气”不被“邪气”压制，唯有心中要有敬畏，知道什么是高压线，想都不要想，一触即跳，才能守得住底线。
不管是锒铛入狱的赵瑞龙、高晓琴、蔡成功，还是饮弹自杀的祁同伟，或是接受组织调查的高育良、赵立春，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无惧无畏，一再触碰底线。那么，什么样的底线碰不得？那就是国家制度与法律法规！
作为武汉市政协委员和武汉市侨联副主席，我认为，从政府方面来看，要把权力彻底关进制度和法律的笼子，要消除“没有原则的政治”，进一步加快简政放权，加强依法行政，让权力运行机制相互制约，让政府和企业透明的打交道。
同时，我作为华人集团董事局主席和湖北省企业家联合发展促进会会长，从企业方面来说，当前是全面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关键期，要消除“没有道德的商业”，企业首先必须从和政府拉关系搞圈子的“畸形心态”中摆脱出来，把发展的精力放在科研和创新上，既是企业做大做强的正道，更为建设政商关系新生态奠定基础；同时，企业家要加强学习，提高法制意识，讲诚信、守规矩，应把信用看得比生命更重要，通过合法经营，多向国家缴税，多做社会公益活动，既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公民，又做一名有责任敢担当的企业家，为社会多做正能量的贡献，正如马云所说：对于政府，阿里巴巴的原则是永不行贿，因为“对政府最好的‘行贿’就是交税”。新时代的企业家还要学会抱团发展，善于分享，合作共赢，只有这样才能把小企业做成中、大型企业，企业变大了才能有更多的机会参加大项目，利润空间更高，实力更为雄厚，成为国内大型银行和外资银行支持的对象，才能越走越远，实现品牌价值。
作者简介：邝远平，华中科技大学兼职教授、经济学博士，高级经济师，华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局主席，炎黄集团董事长，中国企业家联合会共同主席，楚商联合会副会长，澳洲杰出华商协会会长，湖北省企业家联合发展促进会会长，湖北省政协海外特邀委员，武汉市政协第十二、十三届委员，武汉市侨联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