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文集·福州游记《此去、苍烟巷陌青榕》之18
沿着宫巷一路向深处去，在门牌24号处又见到一个大宅门，门两边贴着一副红纸对联，是用篆书题写的。我仔细上下来回看，连猜带蒙，终于看出来了。这是一副宅邸居所通用的楹联：“室有芝兰气味别；胸无城府天地宽。”门顶上的牌匾则是一块相当厚重的旧匾，上面书写了“高风亮节”四个古雅凝重的大字。
仔细看牌匾的上款，可以看到这是林则徐的手笔，而下款则是“贡生朱昌元，大清道光二十年仲秋月吉旦”。显然，这匾额是林则徐任湖广总督时给一位叫朱昌元的贡生题写的。但此处并非朱昌元的宅邸，而是林则徐的次子林聪彝的故居。据说曾有人指出过这个问题，本地管委会称“林聪彝为官有方，官风好”，因此，挂这块牌匾“也对头”。国人对于各方面的“指鹿为马”早已习惯了，这里只不过是一个牌匾，没人会在意。
据有关介绍，宫巷里的这座林氏民居，始建于明代，清顺治二年，南明隆武政权曾在此设大理寺衙门，道光年间由林聪彝购置居住。该建筑左右三座，主座前后四进，东侧有较宽广的园林，整个故居总占地面积近三千平方米，是当时福州最大的豪宅之一。
林聪彝（1824—1878年），侯官县（今福州市区）人，林则徐次子，以郡庠生，赏举人，补内阁中书。进入宦海之后，长期随侍林则徐，后署浙江按察使，又署杭嘉湖海防兵备道。据报载，1989年林聪彝的墓志铭石碑在福州出土，碑文中有以下字句：“皇清诰授资政大夫、赏戴花翎、钦加三品衔、署理浙江按察使、杭嘉湖道、留浙补用道、加四级”等。
关于林聪彝“为官有方”的事迹，我经过一番搜寻，并未发现有什么特别事例，只见到了福州治水。那是一篇今人所写的赞美文，其中充满了我们最熟悉的字句，他“日夜奔波，积劳成疾”，最后“病逝家中”。从上面的简介可知，林聪彝在科举方面似乎不如乃父，最后的官职、政绩、影响力等等也都远逊于林则徐，如果不是林则徐的盛名，无论是当年还是今天，没人会留意到他。
林聪彝故居大门旁边还有一块黑色的大牌子，草书写着：“福州漆艺博物馆”。看来他的故居修复之后已经改成博物馆了，估计里面不会有多少旧时的痕迹。我们已经看过类似的旧宅，心里想着不进去也未必会错过许多的精彩，就和其他游客一样在门口张望了几下之后，继续沿宫巷向前走。
就在隔一个大门的地方又是一座大宅，门牌是宫巷14号，这是刘齐衔的故居。刘齐衔（1815～1877），字本锐，号冰怀，又号冰如，据说，刘齐衔幼丧父母，由伯父、有“刘百万”之称的刘家镇收养；清道光20年举人，21年与胞兄刘齐衢为同榜进士，授户部主事；咸丰四年选授湖北德安府知府，后调任襄阳、汉阳知府、汉黄德道道员；同治二年陕西督粮道，继而调任陕西布政使兼按察使，浙江按察使、布政使，河南布政使。介绍了那么多，一般人也不会有多少印象，简单一句话，他就是林则徐的长女婿。
刘齐衔的故居是四座毗邻的大宅，整个大宅总建筑面积高达四千多平米，建于清代，坐北朝南，平面呈方形，四面风火墙，墙体堵石均为大石条垒砌；正门口石框，上施单坡顶门罩。现在门虽开着，但我们也只是门口张望了一下，没有进去。
我们一路走来，见到了林则徐外甥兼二女婿沈葆桢、二儿子林聪彝和大女婿刘齐衔的故居。实际上，林则徐三女婿郑葆中的大宅，也在宫巷，就在林聪彝故居对面。林则徐的三个女婿和二儿子，都住在这条宫巷里，姐夫妹夫和小舅子比邻而居，占了巷子的一半，而且又都是当大官的有钱人，绝对没人敢招惹他们。
除了三女婿郑葆中不知具体情况外，林则徐与他的儿子两个女婿都在朝廷当大官，尤其是林则徐、沈葆桢都曾是封疆大吏，其权势和财力都非同小可。此外，再加上三坊七巷中另一位名人——曾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的陈宝琛，他们几个显赫家族的后代又继续通过联姻扩大或加强他们家族的人脉网。例如，林聪彝的长女和次女，先后嫁给了同一个人——刘齐衔的长子；沈葆桢四子，娶了郑葆中之女为妻；林聪彝有个孙子，娶的是陈宝琛的次女；林聪彝另一个孙子，娶了沈葆桢的侄孙女；沈葆桢的一个孙子，配林则徐曾孙女……再加上与外部其他大家族的联姻扩张，这张家族大网，如果继续织下去，理论上几乎能联结所有大富大贵的家族，想来，他们的子孙后代们，必定享受着林则徐等人福荫，过得风生水起、不同凡响。
这些显赫大家族的后代，数量上必定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我们不可能去深入了解他们的生活、成就、业绩等等情况来验证所谓“福荫”的结果。现在在我们眼前的是刘家大宅，刘家完全可以作为一个样板，供我们做一个粗浅的了解认识。
刘齐衔是林则徐的长女婿，又是朝廷高官，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力，又有权势和金钱。他除了当官赚取俸禄外就是买屋买地，没做其他生意，但就是这份俸禄和传统的买地投资，便使他成为后来子孙们的家族事业的奠基人，即是家族资本的最初提供人。刘齐衔有七个儿子，其中次子刘学恂一支，在近代福州工业史上有过一番不凡的作为。
首先，刘齐衔两个儿子在1890年创办了一家糖厂，不久便倒闭了；将糖厂的厂房改成仓库，又因失火而损失惨重。看来刘家的第二代像是所谓的“二世祖”，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但在刘家的第三代时出现了转机。刘学恂的几个儿子都留学日本，回来后继续投身工业，在福州创办了电气公司，开启了电灯事业。后来又接手了官办电话，成立福建电话股份有限公司。随后，刘家继续围绕电气发展产业，逐渐形成以电气公司为核心，名下有众多的附属企业的企业集团。鼎鼎大名的福州“电光刘”家族名号，便由此叫响。
但是，在1927年后，刘家开始走下坡路。实际上，之前刘家成功的根本基础，就是家族前辈林则徐、沈葆桢、刘齐衔等晚清高官显宦，只因他们的门生故吏遍及福州周边，为刘家的工业项目提供了权力场上的保障。到了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一切都不同了。达官贵人、军警甚至政府机关的频频欠费以及其他人的窃电使得他们难以为继，不得不向普通消费者转嫁损失，造成欠费——亏损——提价的恶性循环。在他们勉力维持到1949年之后，福州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被军管了。“电光刘”从此正式告别历史舞台。
其他的林家、沈家等也许也有类似情况吧？这些家族兴起于晚清，而他们的后代在一百来年的时间里，经历了两次的改朝换代，尤其是后一次的改朝换代更是彻底而充满敌意并不吝使用暴力。即使是在同一朝代里，也有“一朝天子一朝臣”的说法。由此可知，先辈福荫总有用尽的时候。
了解完这些名人巨擘的后代之后，我又联想到了我们自身。我们的父辈由于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特别和彻底的政权更迭，许多传统也包括财富的代际传承、传递都发生断裂或错位，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没有任何“福荫”可以留给我们，有的只是“规规矩矩做人、平平淡淡过活”的忠告。
同样，我们又是在各种错乱中成长，也确实没有什么可以“福荫”后代的，或许也只有勤俭本分、知足常乐的处世哲学可以让子孙传承。但我觉得，为子孙后代计，最重要的还是让他们的人格可以在免于恐惧的环境下自由成长完善，尽可能给他们好的教育，不多干预地鼓励他们做他们真心喜爱的事情，再尽量让他们无所牵挂地发展事业……这些，也许就是我们这一代人可以为后代做的事吧？
名人巨擘况且不能“福荫”许多代，更何况普通人家。我觉得，手中有限的财富在保证子女教育成长所费之外，如果还有些许富余的话，还是走出去看看广阔的世界，让视野越过阻碍了一生的所有壁垒，去享受难得的自由为好。我首先推荐来福州三坊七巷走走，就像我这样，在名人故居、旧时大宅前感悟一回，然后在有空时，再向各地慢慢走去，一路悠游逍遥岂不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