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中国网络政治的历史考察：电报和清末时政

一．本书作者想表达的主要内容是什么？请简短概括。

如书名所言，本书的关注点是电报与清末时政。也就是电报传入中国之后对清朝末年社会大小事物的冲击与改变。从1894年到1911年，在清朝处在各种危机变化的最后阶段，中国人对电报的观念从未知的畏惧到积极主动的抓住并利用，一个萌芽中的公民社会在电报（确切来说是公共电报）的推波助澜下开始萌发。整本书没有被宏大的理论框架或连篇累牍的结论拘束，而是将史实一一呈现，将源自西方的公共领域概念同晚清电报初兴时期，掌握社会民主政治话语的知识分子借助其能够接近公共电报和报纸的天然优势，将观点诉诸天下以影响和启发民智，构建舆论中心的历史背景结合起来。并得出结论：技术不过提供一个契机，西方思想的涌入、民族主义的兴起以及中国精英们对宪政的执着，是国内和国际政治复杂互动的结果。

二．为了表达上述内容，作者是怎么安排结构的？使用了什么方法？

本书共五章（看到导言里九章+结论的概述吓了一跳，又看了一遍内容发现后面四章主要讨论的是互联网环境了，可能是下卷吧）。整本书中借助大量历史资料，设法重建电报在晚清时期的发展轨迹。从电报进入中国初期，晚清人士基于风水或自身优越性的考量而对它无法接受；到电报作为新闻报纸的内容来源和构建公众舆论的重要手段的存在。随后列举了“东南互保”、抵制美货运动和收回路权运动中电报所起到的重要作用，电报逐渐成为主导舆论环境，动员民族主义运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最后一章以曹操看到檄文大惊失色为引，将公电内容的威力与之类比，认为公电一方面具有作为话语权威而成为新型政治话语体裁的基础，另一方面在清末新政和立宪两派相争的背景下，公电对所处其中的受众具有强烈的感染力。

由于作者在导言部分已将各章的主要内容加以概括，在此便不再赘述。下文内容主要关于自己读书中的一些感悟。

三．其它感受

本书应该是读书活动至此，和媒介关系最接近的一本了。因此在阅读过程中，行文中所提及的《申报》以及电报的部分历史，都曾在中国新闻史课堂上有所耳闻，因此阅读中总带有中专业亲近感。麦克卢汉的技术决定论早已不是业内的新鲜话题，然而我始终是不同意技术能够决定一切的，最终的选择仍是在使用技术的人手中。此书的作者亦持有这一观点。试想倘若当时的所有人都是食古不化的老学究，迷恋于天朝上国的梦境，遵循着自以为是的风水和迷信，始终坚持在电报初入中国时的抵制态度。定不会出现之后人们将电报作为发声和传递思想的武器一说了；同样，若是《申报》始终关心的不过些家长里短，不问政事，那么公报上即便充斥着连篇累牍的政见和国是，也会在失去了《申报》这样一个传声渠道后，失去大面积的传播和拥护。因此正如作者在结论中所言：开放社会公共空间只有通过使用技术的人来完成，信息技术本身不具有这个功能。

“社会条件导致技术被以特定方式使用，而一个友好的接受语境会反过来增进它的广泛应用。”国人对电报的态度从最初的拒绝，到一茬茬电报使用主体的更迭：清廷利用电报治理帝国，同时用于商业贸易；公电的出现成为政治表达和参与的工具；辛亥革命前夕，各种政见交织，电报在动员民族团结、主导国家政策的过程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电报本身是不限制使用者姓甚名谁的，但通过历史发展轨迹可以看到，电报作为一种传递信息、提供舆论导向的大众媒体存在时，其使用权总是被拥有话语权的那一方所掌握：在人们仍信任皇室权威时，海内外关心国是的华人不惜远渡重洋拍送电报为清廷振臂高呼。马关条约签订、戊戌变法失败、慈禧挟持光绪帝等事件发生，国内保皇领袖迫于政治高压无法发声时，流亡海外的重要人物则利用电报，一面在华人社群中推广保皇主张，一面向北京派发公电，委婉地向慈禧传递自己的心声。加之报纸数量日益增多，保皇派报纸对电报内容的转载，都大大拓展了意见的传播范围；美国《排华法案》通过，华人世界强烈的排美情绪在报纸的报道和电报被刊载的助推下蔓延。然而此时美国政府和清政府都在试图熄灭这场愈演愈烈的美货抵制运动。尽管最终在清廷与美国的合谋下，运动热情渐渐褪去，各项活动成为强弩之末。但这场运动仍是借助公电发酵公共舆论而衍生的最早的全国性大众动员运动之一，也为之后的政治精英借助新的传播手段，将公共辩论置于大众平台下的行为提供了信号；在收回路权运动中，清廷的统治已然岌岌可危，来自地方精英回收路权的呼声与来自英国人对铁路特许权的穷追不舍，朝廷最终做出了与江浙精英的终极目标完全相悖的决定。清政府愕然发现，电报的内容在无声无息间发生了转向，抗议的靶心直指自己，也意味着政治精英在公共话语领域所扮演的角色从幕后走向台前，从小范围的吸引公众注意到利用公电广泛调动公众的意见和情绪；1905年后，公电从与传统的政治话语文体的相似和延续中汲取文本力量，在近代中国成为一种非常有效的政治传播和动员工具。清末新政的发动在现代组织和报纸的武装下，将民族主义的要义加以贯彻。君主立宪和反满革命是两条走向不同未来的变革道路，而当时社会下认同革命的精英并不多。在立宪呼声一路高涨的背景下，立宪者坐拥报纸和公电两个大的话语平台，借助各种形式让请愿活动更为公共化。不过，在请愿末期，人们开始认识到，公电只是作为一种传递信息的工具存在，它本身不能对国家政治发挥决定性的影响。也可能是请愿者们意识到清政府的不可靠，也许是反满的呼声在辛亥革命前夜更为高涨。在1911年以及接下来的年代里，公电的主要使用者又换了几批。

因此当作者提到“关注电报和互联网如何有助于社会更加公开”时，我是有几分不太认同的。毕竟掌握新技术和舆论风向的人大多是掌权者，即使在清末那个乱世，也可以公电的掌握者推断出当时主流话语的掌握者。不同政见之间拼命打压和排斥异己，又何谈公开公正的社会呢？没有政治倾向的报纸极易刊登各个政党的攻讦言论，有政治倾向的报纸则充斥着对一党的赞美和对另一党的压制，商业性报纸则会机灵得听着风声，随时准备转移自己的阵地。这些让读者真假难辨又摸不到头脑的消息你方唱罢我登场，又如何辨得出何者该信，何者不可信？的确，在观点的自由市场理论中，我们确实需要一个允许各个不同意见同时发声的平台，因为聪明的读者可以自己辨别真理的存在。然而，在当时的清朝社会，百姓还停留在列强入侵清政府垮台的一头雾水中，他们哪里有余力去追求真正民主自由的社会呢？因此我可能更认同的是：“一个友好的接受语境能够增进技术的更好、更广泛的应用。”不过现代民族主义也借助公电和报纸的言论和转述勃兴起来，这使得精英们意识到清王朝面临的困境，也随着他们掌握话语权后为自己争取到了更多自由讨论的空间。变革源自思想，源自自由言论，源自意识的传递和碰撞。而电报，只是提供了一个更宽阔的平台和更先进的手段罢了。

可是如果没有这种扩散信息的工具的出现，变革就一定不会存在吗？

我想会的，只是可能走得慢一些。